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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要动身去叙利亚!
购买炎热环境中的衣物,在秋季或冬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上一年的夏装,原指望还能穿的,到时候不行了:要么就是——借用家具搬运清单上常见的那些令人沮丧的注脚——“擦伤”,“划破”,“留有斑痕”,乃至皱缩,褪色,过时;要么就是——哎,你不得不说——到处显得紧绷绷的。
只好去商店。
“当然了,夫人,现在还不到那种服装上市的时候。我们倒有一种非常漂亮的小套装——颜色较深的号外品。”
啊,讨厌的号外品!丢人的号外品!更丢人的是人家一眼就看出你是一个“号外品”!
(我是多么留恋那些美好的日子:苗条的身材配上一件带毛领的黑外衣,售货小姐在一旁喝采说:“夫人看上去简直像个少女。”)
我看了看这种套装:上装是由小块皮毛镶成的,下装是一条百褶裙。我闷闷地说,我要的是水洗绸的或是棉布的。
“夫人可以去‘漫游部’看一下。”
我去了‘漫游部’,但希望渺茫。‘漫游’ 仍被封闭在浪漫主义的幻想王国下,叫人可望不可即。只有这样的少女才配‘漫游’:她们年轻、苗条,揉不皱的亚麻布长裤轻轻笼住双脚,紧紧兜住臀部;或者她们是运动的爱好者,穿着一身轻便的游乐装;或者她们拥有十八条不同式样的短裤。负责‘漫游部’的可爱的小姐毫不同情地说:“没有,夫人,我们没有特型的服装。”(什么‘特型’?什么‘漫游’?多么刺耳的语言。)
她补充说:“恐怕没有合适的了,不是吗?”
我晦气地承认,没有合适的。
还有一线希望:这儿有一个“热带部”。
“热带部”里陈列的主要是各种的软木帽:褐色的软木帽,白色的软木帽,“特种专利”的软木帽。还有边儿一侧翘起、显得有点轻浮的阔边毡帽,粉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宛如热带盛开的野花。也有巨大的玩具木马和马裤。
当然,还有别的东西。有一种适合“拓疆大吏”夫人穿的山东绸服装,上衣和裙子的剪裁都很平庸,没有少女似的繁冗装饰,宽宽松松,肥瘦皆宜。我走进试衣间,试了各种型号。几分钟以后,我已变成了一个“官太太”。
买不买呢?买吧!不管怎么说,这衣服凉爽、实用;重要的是,我能穿得进去。
我把注意力转向选择一顶合适的帽子。但眼下实在没有,我不得不去定做。这也不象想的那么容易。
我所需要的,我想得到的,而我几乎肯定得不到的,是一顶比例匀称的毡帽:二十年前,人们就是戴着这种毡帽,牵着狗在街上溜达,或者去打高尔夫球。可现在,所有帽子都罩在后脑勺上,遮住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正如时尚所显示的那样。要不就是直径长达一码的阔边毡帽。
我解释说,我需要的帽子,帽顶类似阔边毡帽,帽沿只及它的四分之一。
“但是,帽沿做得宽些,才能完全遮住太阳,夫人。”
“是的。但是我要去的地方经常狂风肆虐,那种帽子在头上戴不了一分钟。”
“我们可以为夫人缝上一条松紧带。”
“我定做的帽子,帽沿不得宽于我头上这一顶。”
“当然了,夫人,帽子有个遮阳,样子好看得多。”
“什么遮阳!我要它牢牢扣在头上。”
胜利了!我选了颜色。这儿的颜色有各种新奇的名称:铁锈色,泥土色,路面色,尘埃色……
接下来是买小件物品。我本能地意识到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就说拉链旅行袋吧。现今的生活已被拉链所统治,从而变得复杂起来。外衣往上拉,裙子往下拉,滑雪服到处拉。童装上的许多拉链更是毫无用处,只是为了好玩。
还有什么东西比拉链更使你俗不可耐?它把你置于极端狼狈的境地,远不如普通的钮扣、夹子、按扣、领钩和套环。
拉链问世之初,我母亲颇受这种新事物的诱惑。她得到一件从下面往上拉的时髦紧身胸衣。结果非常不幸:不仅往上拉时大费周折,而且往下拉时根本拉它不动。脱下这件衣服无异于做一次外科手术。真亏母亲受得了这份折磨,她毕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在一瞬间里,似乎她可能在这件胸衣渡过她的后半生,成为一个穿着钢铁胸衣的现代女人。
因此,我总是对拉链投以警惕的目光。但是,看来所有的施行袋都有拉链。
“老式的扣法已经被淘汰了,夫人。”售货员用怜悯的目光望着我说。
“你瞧,这多简单。”她向我做了演示。
简单确实简单,可我心想,现在它是空的。
“好吧,”我叹了口气,“人总得赶上时代。”
带着几分忧虑,我把它买下了。
现在我已骄傲地拥有了一个拉链施行袋,一袭“拓疆大吏”夫人的套装,一顶可能满意的帽子。
还有不少东西要买。
我走到文具部,买了几支自来水笔和尖头铁笔。根据我的经验,自来水笔在英国是循规蹈矩的。一旦被释放到了沙漠,它便认为有了罢工的自由,可以为所欲为了。要么不分青红皂白,把墨水泼到我的手上、衣服上、笔记本上和任何近便的东西上;要么忸忸怩怩,不愿干活儿,只在纸上不留痕迹地搔痒。我还买了一支双芯铅笔,它们秉性谦恭,不易冲动,虽然也会悄悄隐退,但是走了一位还有一位。想想看,要是到了荒野,我们的建筑师无处可借铅笔,他还能干些什么呢?
接着买了四块手表。沙漠对手表并不仁慈,在沙漠呆上几个星期,你的手表便渐渐失灵了。它好像在说,时间是惟一的思维方式。于是,它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或者是一天停八九次,总计不下二十分钟;或者是不顾一切地向前飞跑。有时则游移于二者之间。后来终于完全停了。于是,你便让第二号手表上场,照此类推。我还买了两块四先令六便士的廉价怀表备用。说不定哪一天我丈夫会对我说:“借块表给工头用用,行吗?”
我们的阿拉伯工头虽然很能干,但却拙于使用任何种类的钟表。辩认钟表上的时间,需要费尽全身之力。你可以看见他们握着那个又大又圆的计时器,颠来倒去苦苦端详,当他们认错了时间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扭动表把,致使主发条承受不了过分强加的张力。
待到发掘季节的后期,考察队成员的手表一个个牺牲了,我那两块四先令六便士的廉价怀表便成了应急的法宝。
该收拾行装了。
有几种收拾行装的“流派”:有的人提前一两个星期开始收拾;有的人事到临头才把几件东西扔到一起;有的人细致得连卫生纸也不忘掉;有的人则马马虎虎,认为到时候自有办法;有的人实际上遗忘了最需要的东西;有的人把大量不需要的东西也带上了。
而考古人员的行装却是有规范的。它主要由书组成。你要考虑的是:什么书必须带,什么书可以带,什么书能带则带,什么书只好不带。我坚信:所有考古人员在收拾行装时,都要充分利用铁路卧车公司关于携带提箱的最大限额,先用书把这些提箱塞满,然后无可奈何地取出几本书,腾出一点地方来装衬衣、睡衣、短袜等等。
我看了看马克斯的房间,得到的印象是:满屋子都是书。透过书的缝,我望见马克斯发愁的脸。
“你看我能把它们都带走吗?”他问道。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但否定未免过于残酷。
下午四点半钟,他走进我的房间,满怀希望地问道:“你提箱里还有多余的地方吗?”
长期的经验告诉我,应该断然说声“没有”,但我忽然犹豫起来。就在这一刹那,厄运降临了。
“能不能让我放一两件东西?”
“不是书吧?”
马克斯先是一楞,接着便说:“当然是书,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呢?”
说着把两本厚厚的书压在我那沾沾自喜地躺在提箱上部的“拓疆大吏”夫人的套装上。
我不禁大声抗议,但是为时已晚。
“空间大着呢。” 马克斯说,一边把提箱盖子使劲按下去。
“甚至现在也还没有真正装满。” 马克斯乐观地说。幸好这时他的目光碰上了另一只提箱里一件亚麻印花上衣:“那是什么?”
我说是一件衣服。
“有趣极了,” 马克斯说,“正面的‘基调’相当饱满。”
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的妻子,颇感头痛的事情之一,便是不时听到一些描述古物的专业术语被搬到生活中来。
五点半钟,马克斯忽然说,他要出去买衬衣、短裤和别的东西。三刻钟以后,他怒气冲冲地回来了,因为所有商店都在六点钟关门。我告诉他,这儿的商店经常如此。他说先前他从未注意到。
现在,他说他已无事可做,只好整理一下资料。
十一点钟,我上床了。马克斯仍坐在写字台前(写字台从未像现在这样乱七八糟,满是灰尘),收捡他的信件、票据、小册子和画有陶片的草图,以及各种各样的火柴盒----盒里装的不是火柴,而是一些奇持的古代珠子。
凌晨四点钟,他激动地走进卧室,手里端着一杯茶,大声宣布说,他终于找到了去年七月就已不知去向的那篇关于安纳托利亚考古发现的论文。他补充说,但愿我不是被他吵醒的。
我说:“当然是你,你最好给我也倒一杯茶来。”
马克斯送来了茶,说,他还发现了很多早已清账而尚未报销的票据。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只好自认倒霉。
上午九点钟,马克斯把我叫进他的房间,让我坐在他那鼓鼓囊囊的提箱上。
“如果你都不能使它关上,”他有失骑士风度地说,“任何人也休想办到。”
凭借着我的体重,这项超人的技艺终于被完成了。现在轮到我来对付自已的困难:正如我担心的那样,拉链旅行袋出了问题。在古奇先生商店里买它的时候,它是空的,拉起来简单而省力,唰啦,唰啦,滑动得何等快活。而此刻,一旦装满了东西,要把它关上简直是个奇迹。首先你得以数学的精确将它的两边对准,然后把拉链扣儿慢慢向前移动。可惜拉到最后,仍有一个盥洗用品袋露出它的一角。好不容易才拉到了头,我发誓不到叙利亚决不把它打开。
但是回头一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前面提及的那个盥洗用品袋怎么办?难道我在五天的行程中竟不洗脸?尽管如此,我还是宁可不把旅行袋打开。
动身的时刻真的到了。还有很多重要事情摆在那里:洗衣店没有按时把衣服送来,干洗店也是如此。马克斯对此深感恼怒。但也顾不了许多,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曾有那样的瞬间,似乎我们不能成行了。马克斯那几个看似不重要的提箱,出租车司机怎么也搬不起来。马克斯跟他一起动手,并得到一个过路人的帮助,才把它们弄上车。
我们乘车直奔维多利亚。
亲爱的维多利亚,英国走向世界的门户,我多么喜欢你长长的站台,多么喜欢你的列车-----我着迷地吸着它含硫的烟味,这烟味与轮船上那种微弱、凄凉的油味迥然不同,后者总是使人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乏味的日子。我们的列车打着响鼻,急不可待,庞大的车头喷出滚滚浓烟,好像在说:“我该动身了,我该动身了!”这恰好与我的心绪相呼应,因为我心里也在说:“我这要走了,我这要走了,我这要走了……”
在我们乘坐的普尔曼式豪华列车门口,亲友们正等着为我们送行。此时的谈话自然都是亳无新意的。我最后交代的事情包括:照料好我的狗和孩子,为我转交信件和寄送书籍,收好我遗忘的东西,“你可能在钢琴上或浴室的架子上找到它。”其实这些事情早就交代过了,根本不必重提。
马克斯和人被各自一方的亲戚包围着。
我姐姐泪汪汪地说,她感到再也见不着我了。可我并不那样伤感,因为每次我到东方去,她都是这么说的。她问我:如果罗莎琳德患了阑尾炎,她该怎么办?我想不出为什么我那十四岁的女儿会患阑尾炎,我只能回答她说:“你可不要自已动手术。”因为我姐姐是用剪刀的能手,她用剪刀挑疖子、理发、裁衣服,通常都很成功,这我必须承认。
片刻之后,马克斯和我互换了交谈对象。我亲爱的婆婆嘱咐我好好照料自已,仿佛我会遇上什么危险似的。
汽笛响了。我匆匆地向我的朋友兼秘书说了最后几句话,请她把我留下的那些事情做好,代我责备不守信用的洗衣店和干洗店,多为家里的厨师出些主意,把我无法带走的书寄来,去伦敦警察厅取回我忘在那儿的雨伞,给那位在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上发现四十三处语法错误的牧场写封感谢信,仔细审核一下购买花种和菜种的清单,把欧洲防风和西葫芦从清单上删掉。她说,她会做好这一切的;如果家里或文学界发生了什么大事,她将用电报告诉我。我说,没关系。遇事她可全权处理,愿怎样做就怎样做。她显得有点惊讶,表示她将百倍谨慎。又一阵汽笛响了,我向姐姐道了“再见”,不禁动情地说,我也感到从此见不着她了,也许罗莎琳德真会患上阑尾炎。姐姐说:胡说,她为什么会患阑尾炎?我们登上豪华列车,列车咕哝着向前移动----我们出发了。
起初我不免有点忧伤,随着维多利亚车站的渐渐远去,心情也就变得欢快了。我们已经开始了前往叙利亚的令人激动的旅程。
普尔曼式豪华列车给人一种堂皇、高傲的印象,虽然它实际上不如普通列车的一等车厢舒适。我们常常乘坐它,仅仅是为了多带一些提箱,这是普通列车所不允许的。马克斯曾经丢失过托运的行李,因此他不敢冒险把他宝贵的书拿去托运。
火车到了多佛,窗外是沉静的大海。我走回“贵妇沙龙”,躺在我的床上,心里泛起海浪的波动所引起的愁绪。不一会儿到了加来,法国乘务员引来一个穿蓝罩衫的大个子男人,让他搬运我的行李。“夫人。你会在海关找到他的。”
乘务员说。
“他的号码呢?”我问。
乘务员不耐烦地说:“夫人,他是个造船的木工。”
我愣住了:这算什么回答?难道因为他是造船的木工,我就能从几百个同样穿蓝罩衫的男人中一下子把他找出来?当旅客们纷纷呼喊搬运工的号码如八0一三等等的时候,谁能肯定那个不吭声的搬运工就是他呢?换一个角度讲,难道因为他是造船的木工,他就能从所有中年的英国女乘客中准确无误地把我找出来?
正在这时,马克斯走来说,他为我找了一个搬运工。我告诉他,那个造船的木工已经把我的行李搬走了。马克斯问:为什么让他搬?我们的行李本该一起搬运的。我同意他的说法,只是辩解说,刚才我的脑子有点眩晕。马克斯说,不要紧,我们可以在海关把所有行李归在一起。于是,我们一边呼叫着搬运工,一边向海关走去。把守海关的照例是那种古板的法国女人,没有魅力,没有风度,没有丝毫女性的宽宏。她凝视着我们的行李开始盘问:“Pas de cigarettes?”(1)最后很不情愿地嘀咕了一句什么,用粉笔在我们行李上划了一串不可辨认的字样,表示放行。我们这才走出关卡,来到站台上,转乘辛普朗东方快车,踏上跨越欧洲的旅程。
多年以前,每当我前往里维埃拉或巴黎,途经加来的时候,一看见东方快车,总不免为之着迷,希望有朝一日坐上一次。现在,虽然它已成为我的老朋友,但我那份激情依然没有消退。瞧,我正坐在它那漆着“加来---伊斯坦布尔”字样的蓝色车厢里。不用说,这是我最满意的列车。我喜欢它的tempo,(2)起初是allegro con furore,(3)轻轻摇动车上的旅客,匆匆忙忙离开加来,离开西半球;随后是rallentando,(4)逐渐放慢速度,向着东方驶去;最后变为legato.(5)
第二天清晨,我拉开窗帘,凭窗眺望瑞士朦胧的山影。不久,列车开始下行,进入意大利平原,经过斯特雷扎和它蓝色的湖,驶进一个漂亮的车站---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威尼斯的一角。列车沿着海边,通过的里斯特,进入南斯拉夫。之后,车速越来越慢,停车时间已被东半球时间取代。车站的名称是用我们完全陌生的文字写的。机车肥头大脑,憨态可掬,喷出黑烟。在餐车上,你可以看见奇形怪状的矿泉水瓶,以及标有多种货币名称的账单。一个坐在我们餐桌对面的小个子法国人默默注视着自已的账单,几分钟后抬起头来,望着马克斯的眼睛,大声抱怨说“Lechange des Wagons Lits,c′est
incroyable!”(6)过道对面一个长着鹰鼻子、肤色黝黑的男人,要求餐车服务员将他的账单分别换算成法朗、里拉、第纳尔、土耳其镑和美元。对方一一回答之后,他埋头计算起来。他显然有一个精于财务的头脑,很快便找出了对他最有利的货币单位。他告诉我们,他用这种办法节约的钱,相当于英国货币五个便士。
早晨,土耳其海关人员出现在列车上。他们缓缓走了过来,对我们的行李发生了很大兴趣。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带那么多鞋?----太多了!我说:但我没带香烟,因为我不抽烟;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多带几双鞋子呢?他接受了这种解释,似乎此话倒也有理。接着又问:小铁筒里装的粉末是什么东西?
我说是臭虫药。但我发现他未听懂我的意思。他邹着眉头,满脸狐疑,显然把我认作是一个毒品走私者。他用责备的口气说,这粉末不是用来刷牙的,也不是用来擦脸的,那末,究竟用途何在?我只好向他表演哑剧:先是在自已身上一阵乱搔,接着做出用手去逮什么东西,最后做出撒药粉的样子。啊,他全明白了。他笑得前仰后合,嘴里重复着一句土耳其话。这粉末原来是为它们准备的!他这话转告了他的同事,大家嘻嘻哈哈笑着走了。紧接着列车员走了过来,指导我们通过最后一关。他说,过一会儿,那些人还要拿着我们的护照到这儿来,询问我们带了多少钱。“effectif,vous comprenez?”(7)我很喜欢“effectif”(8)这个词,它是如此准确地表述了“手头的现金”这层意思。列车员接着说:“你们自报的金额必须与实际金额相符。”他说的自报金额显然是指总额。马克斯告诉他,我们的总额多于现金。他说:“那无关紧要。但你别那么说,以免给你带来麻烦。你就说,你带了信用卡或旅行支票,还带了现金。”他解释说:“你知道,他们并不在乎你带了多少钱,而是看你的回答是否合乎规范。”
说话之间,查询现金的海关人员来了。未等到我们开口,他已把我们的回答写上。一切合乎规范。列车驶近伊斯坦布尔,穿行在一座座石板盖顶的木房之间。可以看见远处的石头城堡。大海就在我们右边。
伊斯坦布尔,奇幻的城市!进入市内,你看不见它的丰姿;只有当你离开欧洲一侧,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向亚洲海岸时,你才真正看见了伊斯坦布尔。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早晨,阳光灿,万里无云,清真寺的尖塔高高耸立在蓝天之上。
“瞧,圣索菲教堂,大美了!”一个法国旅客说。
大家都附合他的看法,惟有我不敢苟同。我从未赞赏过这个教堂,总觉得它的比例不够协调。但我不愿意唱反调,因而没有作声。
我们在哈伊达帕查换了车。待到列车终于启动,车上备好早餐,人们早已饥肠辘辘。列车沿着马尔马拉海岸迤逦东行,海上点缀着依稀可见的岛屿。一个念头成百次地涌到我的心上:我真想拥有这些岛屿中的一个!这太荒唐了不是?但是我敢说,多数人或早或晚都会萌生这种欲望的。在人们心目中,它象征着自由,与世隔绝,摆脱烦恼。而实际上,它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意味着幽禁。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全都依赖于大陆,因而不得不一次次开出长长的采购单,备办肉类和面包。人们还得做所有家务,因为没有人愿意到岛上来当仆人,远离亲友,远离电影院,甚至没有公共汽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可供亲友相互往来。我常想,南海上的岛屿也许有所不同。在那儿,人们可以席地而坐,悠闲地品尝各种美味的水果,省却了杯盘刀叉之娄的餐具,从而也就省却了洗涤餐具的辛劳。不过,我见到的一次南海岛民们的进餐,吃的却是摆在肮脏透顶的桌布上的炖牛肉。
不,我所说的岛屿是----应该是----梦一般的岛屿!在这样的岛屿上,不存在扫地、铺床、除尘、洗衣、洗碗、准备食物、开列采购清单、修理灯具、为土豆剥皮之娄的问题,自然也不存在垃圾桶。那儿只有白色的沙滩和蓝色的大海,还有一幢也许是一日出与日落之间倏然出现的仙人楼阁,还有苹果树、黄金和歌声……
我正沉浸在遐想中,马克斯问我想些什么。我只说了一个词:“天堂!”
马克斯说:“等到了贾格杰盖,你也就进了天堂。”
我问贾格杰盖是不是很美,马克斯说,他也不知道,但那是世界上一个相当有趣的地方,迄今还不为外界所知。
列车驶进一道峡谷,我们已把大海抛到身后。
次日早晨,我们到了西利亚山口,仿佛是站在世界的顶峰。俯视着充满希望的大地,你会体验到摩西不能进入迦南时的那种感情。因为这儿也是不能不进入的…..那弥漫着雾气的深蓝色的地方,似乎你永远也不能达到;及至你真的到了,那些集镇和村落其实也是非常普通的,并不具有召唤你到它们身边的那种令人心醉的美。
汽笛又响了,我们重又返回自已的分隔间。
前方是阿勒颇。过了阿勒颇,便是贝鲁特了。在贝鲁特,我们将和我们的建筑师碰面,并为哈布尔和贾格杰盖地区的查勘做好准备。
查勘是整个发掘工作的开端。尊敬的比顿夫人说过:首先要逮住你的野兔。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就是要首先找好发掘的地点。这是马上要做的事注:(1)法文,意为:没有带香烟吗?
(2)(3)(4)(5)均系意大利术语,其含义依次为:速度。愉快而活泼。减慢。连奏。
(6)法文,意为:这车上的外汇率叫人难以置信。
(7)法文,意为:实际的金额,明白吗?
(8)法文,意为: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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