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厅里，我发现检察官正忙着盘问老花匠奥古斯特。波洛和局长两人也在场，一个微笑着向我打招呼，一个彬彬有礼地点点头。我悄悄地在一个座位上坐下。阿于特先生费尽心机，盘问仔细到了极点，但是得不到任何举足轻重的情报。

　　奥古斯特承认那副干活用的手套是他的。他在搬弄樱草属植物的时候戴着这副手套，因为这种植物对有些人是有毒性的。可他说不上最后一次戴这副手套是什么时候。当然他不会想到它。手套放在哪儿?有时候放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又在另一个地方。铁铲倒总是放在那小小的工具棚里的。那棚上锁吗? 当然。那钥匙又放在哪儿呢? Parbleu（法语：当然-- 译注。），那是插在门上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偷。谁又会想到来了一伙匪徒或刺客呢?这类事在子爵夫人住着的时候是从来没有过的。

　　阿于特先生示意他已问完了话，那老头儿退出时，一路上嘀咕不停。我想起波洛一再提到过花坛上的脚印，因此当他提出证词时，我仔细地审视着他。要不他与这桩罪行毫无干系，要不他就是个最出色的演员。正当他要走出门口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

　　“Pardon（法语：请原谅-- 译注。），阿于特先生，”我喊道，“你能允许我向他提个问题吗?”

　　“当然咯，先生。”

　　我得到了支持，就转向奥古斯特问道：“你的靴子是放在哪儿的?”

　　“在我脚上，”老头儿不高兴地粗着嗓门，“还能放在哪儿呢?”

　　“那么晚上你上床的时候呢?”

　　“在我床底下。”

　　“又是谁把靴子擦干净的呢?”

　　“谁也没有。干吗要擦干净?难道我还得像年轻小伙子那样到处去炫耀吗? 星期天我穿星期天穿的靴子，不然……”他耸了耸肩膀。

　　我摇着头感到气馁。

　　“嗳，”检察官说，“我们进展不大。无疑，我们在得到圣地亚哥的回电之前无法采取行动。有人看到了吉罗吗? 说实在的，那家伙很不礼貌。我很想派人去叫他来一下，并且……”

　　“你不用派人到远处去了。”

　　他平静的语调把我们吓了一跳。吉罗就站在外面，从打开着的窗户往屋里瞧着。

　　他轻捷地一跃，进了房间，走向桌子。“鄙人在此，听候吩咐。请原谅我没有早点儿来报到。”

　　“一点不……一点不……”检察官颇有些不知所措地说。

　　“当然，我只不过是一名侦探，”吉罗继续说，“我对审问是一窍不通的。要是我负责审讯的话，我不会打开窗户进行的。随便什么人站在外面对审讯的情况可听得一清二楚。不过没关系。”

　　阿于特先生恼怒地涨红了脸。显然，负责这一案件的检察官和侦探之间根本就没有好感，因为一开头两人就相互顶撞。不论怎么说，总是这么一回事。在吉罗看来，所有的检察官都是蠢材；而对素来一本正经的阿于特先生来说，这位来自巴黎侦探的漫不经心的举止只能使他生气。

　　“Eh bien（法语：好哇-- 译注。），吉罗先生，”检察官尖刻地说，“不用说，你的时间是利用得非常出色的! 你已经把刺客的姓名都准备告诉我们了吧? 还有他们现在的确切地点?”

　　吉罗先生对这番挖苦话无动于衷，回答说：“起码我知道他们是打哪儿来的。”

　　吉罗从口袋里取出两样小小的物件，把它们放在桌上。我们围拢过去。这是两样很简单的东西：一个香烟头和一根没有点过的火柴。侦探吉罗转身对着波洛。“你看得出什么名堂吗?”他问道。

　　他的语调中有一种几乎令人难以容忍的味道，我不由得臊红了脸。可是波洛却不动声色，他耸了耸肩膀。

　　“一个香烟头和一根火柴。”

　　“那告诉你什么呢?”

　　波洛摊开两手，“它们什么也没告诉我。”

　　“啊!”吉罗满意地说，“你没有研究过这些东西。那不是一根普通的火柴--起码不是本国货。在南美可很普通。幸好没有点过火，要不然我就没法辨认啦。很明显，两个家伙中的一个丢了烟蒂，又燃上了一支，这当儿一根火柴从盒中掉了出来。”

　　“那么另外一根火柴呢?”波洛问。

　　“哪儿来的另外一根火柴?”

　　“那人点香烟用的那根。那根你也找到了吧?”

　　“没有。”

　　“也许你搜查得不到家。”

　　“搜查得不到家……”这当儿那侦探似乎气得要发作起来，可是他竭力克制着自己。“我看你爱开玩笑，波洛先生，不管怎么说，有火柴也好．没有火柴也好。这烟头就足够啦。这是一支南美的香烟，用止咳的甘草纸卷的。”

　　波洛躬了躬身子。局长说：“那烟头和火柴可能是雷诺先生的。可别忘了，他从南美才来了两年。”

　　“不对，”吉罗信心十足地说，“我已搜查过雷诺先生的物件。他抽的卷烟和用的火柴是另外一种。”

　　“这些外来人来到这里，竟然不带一件凶器，不带手套，也不带一柄铁铲，可是这些东西却垂手而得。这一点你不感到奇怪吗?”波洛问道。

　　吉罗微微一笑，很有些高人一等的样子。“毫无疑问，是奇怪。说实在的，要不是我掌握的证据，这是不可思议的。”

　　“啊哈！”阿于特先生说，“屋内有同谋！”

　　“或者在屋外。”吉罗带着一种诡秘的微笑说。

　　“可是总得有人开门让他们进来呀。我们总不能认为他们运气特别好，发现门半开着等他们进来呀?”

　　“门是专为他们打开的。从外面开也一样方便哪--只要有钥匙。”

　　“可是谁有钥匙呢?”

　　吉罗耸耸肩。“说到这点，有钥匙的人说什么也不会承认的。可是有几个人可能会有钥匙，比如说，儿子杰克·雷诺先生。的确，他在去南美的路途中，但他也许把钥匙丢了，或是被人偷去了。再说还有那花匠--他在这里已好多年啦。年轻的仆人中有的可能有情人，弄到钥匙的模印，再仿做一把也不费事。各种可能性多着哩。还有一个人，根据我的看法，非常可能有钥匙。”

　　“谁?”

　　“多布勒尔夫人。”侦探说。

　　“嗯，嗯!”检察官说，“原来你也听说啦，是吗?”

　　“我都听说啦。”吉罗冷静地说。

　　“有一件我敢说你还没有听说过，”阿于特先生说。这回他很得意有机会显出他知道得比吉罗多。于是他立即把前天晚上那位神秘来客的事重复讲了一番。他也谈了给“杜维恩”开的支票，最后递给了吉罗那封署名“贝拉”的信。

　　“一切非常有趣。可是毫不影响我的分析。”

　　“那你的分析呢?”

　　“暂时我不想说。记住，我的侦查还刚开头哩。”

　　“有一件事你得告诉我，吉罗先生，”波洛突然说，“按照你的分析，门是被人打开的，但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让它继续打开着。在他们离去时，把门随手关上不是很自然的吗? 如果有个警官恰好走来，他有时候是这么做的，来看看是否安然无事；要是这样，他几乎马上就会发现他们，并把他们抓住。”

　　“呸！他们忘啦。我敢对你说，这是个失误。”这时，使我很吃惊，波洛说了他前一天傍晚对贝克斯讲过的几乎是同样的话：“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让门继续打开着是出于事先的计划，或是出于必要。任何分析不承认这一事实必然一事无成。”

　　我们大家非常惊愕地望着这个小个子。他被迫承认对那根火柴一无所知，这一点我原以为一定使他感到羞辱。哪里知道，这会儿他照常沾沾自喜，竟然毫无愧色地给吉罗发号施令哩。

　　那侦探捻着胡子，有点开玩笑似地睨视着我的朋友。“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嗯? 唔，你对案件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让我们领教领教。”

　　“有一件事在我看来是重要的。你说，吉罗先生，难道你不感到这起案件有什么相熟的地方? 难道不使你回想起什么吗?”

　　“相熟? 使我回想起?

　　我不能立即说，不过，我并不这么想。”

　　“你错啦。”波洛安详地说，“以前曾发生过一起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案件。”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啊，这个，很遗憾我一时记不起来，但是我会回忆起来的。我本来倒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哩。”

　　吉罗不信地哼着鼻音说：“关于戴面具的人的案件多的是。我可不能把所有的细节都一一记住。罪行总有些相似之处。”

　　“这里头有个独特的手法呐。”波洛突然带着说教的口吻对我们在场的人说起来，“我现在对你们讲的是犯罪心理学。吉罗先生很明白，每个罪犯有各自独特的手法。他还清楚，当警察被找来侦查时，比方说，一起盗劫案，他们通常只需根据犯罪者所采用的特殊手法对犯罪者作出精明的推测。(贾普也会对你这么说的，黑斯廷斯。)人是一种没有独创见解的动物。在他日常的体面生活中，在法律的范围内是因循守旧的．超乎法律范围之外时也是同样如此。如果一个人犯了一桩罪行，他犯的其它罪行将跟第一次的罪行非常相似。那个英国杀人犯用在浴缸中淹死人的手法连续把他的几个妻子除掉就是一例。如果他改变一下他的手法，可能到今天他还不会被人发现哩。可是他顺从了通常人类天性的支配，理由是既然他有一次成功了，那以后也会成功，结果由于缺乏创见而付出了代价。”

　　“这一番理论的要点是什么呢?”吉罗嗤笑着说。

　　“就是说，当你处理两起在设计和实施方式上十分相似的案例时，你会发现在背后策划的是同一个头脑。我正在寻找这个头脑，吉罗先生，并且我会找到的。这里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线索--一个心理上的线索。对烟头、火柴梗，你可能一清二楚，吉罗先生，可是我，赫尔克里·波洛懂得人的心理。”

　　奇怪的是吉罗仍然无动于衷。

　　“给你引上路，”波洛往下说道。“我还想给你指点一下你可能还没注意到的一个事实：雷诺夫人的手表在悲剧发生的那一天快了两小时。”

　　吉罗直瞪着眼，“也许这表一向走得快。”

　　“事实上，是有人对我说这表快了。”

　　“那很好呀。”

　　“不管怎么说，快两小时可太多啦。”波洛轻声说，“还有花坛里脚印的问题。”

　　他向开着的窗户点点头。吉罗急忙跨了两大步，朝窗外看去。

　　“我可看不到有什么脚印呀? ”

　　“没有，”波洛说，一面把桌子上的一堆书叠齐，“是没有脚印。”

　　这会儿，吉罗恼羞成怒，一脸杀气。他向作弄他的那个人跨进两大步，但就在此时，客厅的门开了，马尔肖宣布道：“秘书斯托纳先生刚从英国来。让他进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