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贝汉小姐踏进餐车，一眼就可以看出，波洛对自己的看法没有改变。她整整齐齐，穿一件浅黑色的外套，配一件法国式的灰衬衫，头上头黑、光滑的卷发梳理得齐齐整整，没一根散乱。她态度冷静沉着，跟自己的头发一样，处事有条不紊。

　　她在波洛和鲍克先生的对面坐下来，投以询问的目光。

　　“你的姓名是玛丽·赫米翁·德贝汉。现年二十六岁。是吗？”波洛先开口。

　　“不错。”

　　“英国人？”

　　“是的。”

　　“小姐，费心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永久通讯处，行不行？”

　　她一一照办。

　　她的字迹清晰，工整。

　　“小姐，你对昨晚的案子有什么要说的？”

　　“我想，没什么可说。我睡了。”

　　“小姐，这趟车上发生了一起人命案，你难过吗？”

　　这问题提得着实意外，她的一双灰眼睛不禁略微张大了些。

　　“我实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小姐，我要问的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重复一遍，这趟车上发生了一起人命案，你难过吗？”

　　“我不曾想过。不，谈不上难过。”

　　“谋杀案──你对谋杀案习以为常，是吗？”

　　“发生这种事，不用说，是不会使人愉快的。”玛丽·德贝汉小姐平静的说。

　　“你果真是个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小姐。你的感情感不流露。”

　　她微微一笑。

　　我想，我的神经很健全，用不着检验自己的感受。反正，每天都有人死的。”

　　“不错，有人死。不过，谋杀案并不多。”

　　“唔，那自然。”

　　“你认不认识死者？”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昨天晚饭时，在这个地方。”

　　“他留给你的印象很深吧？”

　　“我没注意他。”

　　“在你的印象中，他是不是个很坏的人？”

　　她又略略耸耸肩。

　　“说实在的，我不曾想过。”

　　波洛那锐利的目光刺了她一下。

　　“想来你对我这种询问方法很不以为然，”他眨眨眼，说道，“你原来想的不是这种，而是英国式的。凡事都该准备停当──摆出事实，按部就班。可是小姐，我这人倒有点儿与众不同。首先我得见见证人，摸清他或她的脾性，然后再相应地提出问题来。刚刚我对一位先生提过问题，他愿意把他对这一案件的想法全盘告诉我。我的问题就是严格地围绕这一中心提出的。要他回答也仅仅是‘是’或‘否’，‘这’或‘那’。后来，你来了，一眼就看出，你这人办事有条有理，说话不会东拉西扯，你的回答必然是简短，但切中要害的。小姐，正加为人的本性难移，我要向你提各种问题，而你要回答的是此刻你有什么感觉，过去有什么想法？这个问题不会使你生气吧？”

　　“要是你原谅我这么说话，看来，不过是有点浪费时间。对雷切特先生的外表我喜欢也罢，厌恶也罢，反正，对弄清楚谁是凶手不会有所帮助。”

　　“小姐，你可知道这个雷切特究竟是谁？”

　　她点了点头。

　　“哈伯德太太跟大家全讲了。”

　　“你对阿姆思特朗案件有什么想法？”

　　“可恶极了。”这个姑娘回答得很干脆。

　　波洛若有所思的打量着她。

　　“我想，德贝汉小姐，你是从巴格达来的吧？”

　　“是的。”

　　“去伦敦？”

　　“是的。”

　　“你在巴格达一直是做什么的？”

　　“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

　　“假期结束后你还回到原处？”

　　“很难说。”

　　“为什么？”

　　“巴格达对我是个很不合适的地方。如果有适当的工作我情愿留在伦敦。”

　　“这可明白了。我以为也许你快要结婚哩。”

　　德贝汉小姐没有回答。她抬起眼睛，紧紧盯着波洛的脸，那眼神清楚表明：

　　“你这人说话好没礼貌。”

　　“你对与你同一个包房的女士──奥尔逊太太有什么看法？”

　　“她似乎很快活，很纯朴。”

　　“她的睡衣是什么颜色？”

　　玛丽·德贝汉瞪起双眼：

　　“浅灰的──纯羊毛的。”

　　“啊！恕我说话冒味，我曾看到过你从阿勒颇到伊斯坦布尔的路上穿的睡衣是浅紫红的，我想。”

　　“是的，你说的对。”

　　“小姐，你还有另外的睡衣？比如说，鲜红色的？”

　　“不，那不是我的。”

　　波洛俯身向前，好象一只正准备跃出去捕捉老鼠的猫。

　　“那么，是谁的？”

　　这姑娘惊慌地把身子往后缩了缩。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没回答‘不，我没有’，而是回答‘这不是我的’──显然这是别的什么人的。”

　　她点点头。

　　“是车上别的什么人的？”

　　“是的。”

　　“谁呢？”

　　“我已说过，我不知道。今天上午五点钟左右，我醒过来，发觉火车停了好久了，我开了门，朝过道看了看，以为列车可能是停在什么车站上了。我看见有人穿着鲜红的睡衣向过道那头走去。”

　　“你知不知道她是谁？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黑色的还是灰色的？”

　　“说不清。她戴着帽，况且我见到的也是背影。”

　　“体型呢？”

　　“据我判断，高高的，很苗条，不过也很难说。睡衣上绣着龙。”

　　“对啦，对啦。你说得很对，是有龙。”

　　他沉默了一会，又自言自语起来：“我直不明白，真不明白，这毫无意义。”

　　然后，他抬起头，说道：“小姐，不想再麻烦你了。”

　　“啊！”她象吃了一惊，但很快地站起身来。

　　刚走近门，她迟疑了一会儿又回过身来。

　　“那位瑞典太太，奥尔逊女士，是吗？看来，她很不安。据她说，你告诉她，她是最后一个看见那美国人活着的人，我想，她以为你在怀疑她与这事有牵连，我能不能告诉她，是她误解了？说实在的，她这种人连苍蝇也不敢伤害的。”

　　她微微一笑。

　　“她是什么时候向哈伯德太太要阿司匹林的？”

　　“十点半以后的事。”

　　“她去了多久？”

　　“五分钟左右。”

　　“夜里她还离开过包房没有？”

　　“没有。”

　　波洛转向大夫。

　　“雷切特被杀害的时间有没有可能比这更早？”

　　大夫摇摇头。

　　“那么，小姐，我想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让她放心好了。”

　　“谢谢。”她突然朝他一笑，这笑容很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你是知道的，她象一只绵羊，又是心焦，又是哭哭啼啼。”

　　她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