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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稚珪其人其诗

  披阅南朝史籍,看到有些文士,为人处事,不循常检,表现出强烈的个性。比如张融,刘宋时入仕之初,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参军。这位刘子鸾是宋孝武帝刘骏的小儿子。其母殷淑仪宠冠后宫,子鸾也就爱冠诸子。他封新安王时,年方五岁。凡是刘骏看得中的人,当时全都被选为子鸾僚属。张融因为早有令誉,所以也被选中。可是他对此顾遇似乎毫不在乎。殷淑仪逝世时,刘骏悲痛异常,大做佛事,为之立寺,即以子鸾所封的“新安”为名,称新安寺。于是子鸾僚属纷纷借此机会表示忠悃,大家施舍钱财,多者上万,少者也不下五千。只有张融偏偏只出一百。刘骏怫然不悦,说:“看来张融实在是穷,该给他个美差!”于是把他打发到遥远的封溪县(今越南河内西北)去做县令。当时到那么僻远处做官,简直无异于流贬。而张融还是不在乎,渡海时还做了一篇《海赋》,描绘大海的奇伟。
  张融擅长草书,常沾沾自喜,自负其能。齐高帝萧道成对他说:“卿书法很有骨力,可惜没有二王(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法度。”他答道:“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又常常叹息道:“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在事事崇古的时代风气中,这是多么强烈的个性!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就很欣赏这句话,将它化成自己的诗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表达了那种孤高愤激的心情。
  张融的《海赋》语言风格颇为奇特,有如其人。其诗仅存四首,难以窥见其作风。这里且谈谈他表弟孔稚珪的《白马篇》,那是一首有声有色、豪健挺拔的作品。
  孔稚珪为人与张融有相近之处,二人情趣十分相投。他是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时即有美誉,故太守王僧虔请他担任州主簿之职,那时他大约是二十来岁。宋末萧道成为骠骑大将军,特地请他为记室参军,与江淹对掌辞笔,起草重要文件。南齐时官至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但他不乐世务,而致力于经营自己宅中的园林山水。常常凭几独酌,酣畅之际,便吟咏寄意,自得其乐。庭院里杂草丛生,也不加芟治,因此夏日便有蛙鸣阵阵。有人问:“您这是学习陈蕃吗?”(东汉名士陈蕃居处芜秽,自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他笑道:“我将此蛙声当作两部鼓吹乐,何必学陈蕃!”当时皇帝已不轻易将鼓吹乐队赏赐臣下,若有所赐,便是非常的恩典了。尚书令王晏得齐明帝宠任,获鼓吹一部。他来孔家拜访,便随带这支乐队吹吹打打而来。听到蛙声,便嫌喧闹聒耳。孔稚珪说:“我听鼓吹乐声,还不如这蛙声呢!”可知他也真是有个性的人物,既不屑以古人自拟,也决不对那些摆阔气搭架子的权要低声下气。
  他的《白马篇》虎虎有生气。一开首写将军雄姿道:
  骥子跼且鸣,铁阵与云平。汉家嫖姚将,驰突匈奴庭。少年斗猛气,怒发为君征。雄戟摩白日,长剑断流星。
  骥子是良马驹,跼是被拘束之意。这匹生气勃勃的马驹被勒紧了缰绳,掉头长鸣。诗人写马,意在写人,读者可想象骑士勒马顾盼的英姿。“铁阵与云平”写己方阵势的坚强壮大。第三句才直接写到马上的少年将军。嫖姚,劲疾貌。汉代名将霍去病少年时曾为嫖姚校尉。接着写经过急速行军,来到前线。
  虏骑四山合,胡尘千里惊。嘶笳振地响,吹角沸天声。
敌人众多,敌情严重。“嘶笳”二句真使人有惊天动地之感。笳,最初是胡人卷芦叶而吹,后以竹为之。角是牛角,也有以竹、皮革或金属制者,其声凄厉。敌人虽强大,但将军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
  左碎呼韩阵,右破休屠兵。横行绝漠表,饮马瀚海清。陇树枯无色,沙草不常青。勒石燕然道,凯归长安亭。
  呼韩指呼韩邪,是汉代匈奴单于名号。休屠也是指匈奴,汉代匈奴有休屠王。瀚海,指极北边的湖泊,霍去病北征,临瀚海而还。用一“清”字,喻形势已平定。“陇树”二句画出塞外荒寒景色,并以战后空阔寂静的境界、气氛反衬战斗之激烈,颇可寻味。唐人王昌龄《从军行》:“战罢沙场月色寒。”杜甫《悲陈陶》:“野旷天清无战声。”都与此有某种相似的韵味。将军刻石纪功于燕然山上(东汉窦宪曾有此举),奏凯归京。最后,诗人还歌颂了将军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和昂扬的意气:
  但使强胡灭,何须甲第成?当令丈夫志,独为上古英。
《汉书·霍去病传》说,汉武帝因去病征伐匈奴屡建大功,要为他修建宅第,他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但使”二句便是用此典故。
  这首《白马篇》虽是用乐府旧题,诗中出现的是汉代的人物、典实,但体现了诗人渴望良将扫清塞垣的思想感情,恐与当时现实颇有关系。孔稚珪生活的宋、齐之世,曾与北魏多次交战。宋时魏太武帝拓跋焘曾直趋瓜步(山名,在今江苏六合东南),扬言渡江。齐高帝萧道成初即位,数年之间,北魏频频犯境。齐明帝建武元年(494)至五年,魏孝文帝雄心勃勃,屡次南寇,两度亲征,号称大军三十万、一百万。曾南渡淮河,沿淮东下;又曾攻拔沔(今汉水)北五郡,齐室大震。因此,这首豪迈的诗篇,或许正与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的诗句一样,豪放中还包含着深深的感慨及对于良将的期待。
  建武年间,魏军大举南侵之时,孔稚珪正在南郡(治江陵,今属湖北)太守任上。襄、汉战事吃紧时,他是十分关心的。当时他见战祸连年,百姓死伤惨重,军费支出浩大,乃上表提出处理与北魏关系的建议。那就是一方面征集甲兵,广张兵势,东起于海,西至江汉,占据险要,多设疑兵,巩固边防;一方面遣使携币,北上寻求和议机会。不过,其建议并未被采纳。表中批评当时朝臣认为请和便是示弱的意见,主张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当以深谋远算制之,不可“肆天下之忿,捐苍生之命”。还说“百战百胜,不足称雄,横尸千里,无益上国”。这些话看起来与《白马篇》中的豪气截然相反。诗是情感激荡的产物;而遇到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时,却不能不理智、慎重地对待。孔稚珪对于边境战争的态度,从《白马篇》中只能窥见一个侧面,须与其上表合而观之,并体察其所处时势,才能全面了解。古人以为读其诗、诵其书,必须知其人、论其世,确实是不错的。
  从孔氏上表中,也可知道他虽然为人疏放,但对待国家大事,倒并不随心所欲,草率从事,而是认认真真地研究的。有时一个人身上会有种种矛盾现象,因为人的性格很多时是复杂的。
  孔稚珪并不以诗名。使他在文学史上名声显赫的是那篇骈文《北山移文》。其诗存者寥寥,可这篇《白马篇》还是值得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