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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叛逆之谋




  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上海车站。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分两批乘车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几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先乘早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乘后一趟列车续行。
  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为过于引人注目,不便去嘉兴,李汉俊因受到监视,也就留在上海。陈公博先在李汉俊寓所受了一场虚惊,从那里出来时又有暗探跟踪,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尾巴”丢掉,回到大东旅社睡下,次日黎明,就在他的房间隔壁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凶杀案,把他夫妇吓得魂不附体。
  早上5点多钟,陈公博从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个女人凄厉悲惨的呼叫。被谋毙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但那杀人凶手早已远飏。
  7月31日晚发生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场事件,31日晨又发生了大东旅社杀人案。一夜之间两次受惊,吓得陈公博不敢再在上海停留,31日晚即与妻子一起乘车去杭州。
  所以,陈公博也未出席南湖会议。
  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鸯湖旅馆,为代表们开了房间,让众人洗脸,吃粽子,暂且歇息。她托旅馆帐房先生代租画舫。
  王会悟又与李达、张国焘等人来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画舫划行的合适路线和停靠地点。准备工作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众人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
  这是一艘比较华丽的游船,雕梁画柱,陈设考究。在宽平的船头上搭有凉篷,便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后舱是供游客休息和船工夫妇住宿的。为了会议安全,众人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备有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王会悟则装扮成歌女模样,在画舫前舱放哨。
  众人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四周的太师椅上。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沏有龙井绿茶,将麻将牌摆在八仙桌上,若有别的画舫从近处经过,众人便拿起麻将。
  11时许,下起了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静。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纲领和决议、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党的纲领和决议,已在前几次会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因而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时,对南北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论,便决定把成立宣言交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
  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众人认为,全国党员人数不过50人,各地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未出席会议而被选为总书记,一则因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享有很高的声望;二则列宁要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他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
  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要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沪任总书记,又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在广州还同汪精卫、戴季陶等人一起兼任政务员职务。他南来广州,目的是推进广东革命事业,现在需要他回上海,他立即致函陈炯明要求辞去职务。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陈独秀:“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
  陈独秀辞职不获,只得借口医治胃病请假离粤。
  9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上海,仍住在渔阳里2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谋生的职业,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党组织只能发给脱离生产的共产党员每月30—40元生活费,这点钱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当时商务印书馆招聘的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但陈独秀表示:“月薪不必多,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我的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
  最后确定:陈独秀月薪为300元。但不久,陈独秀因党内事务而辞去名誉编辑。他经济上常常发生困难。
  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他们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成。
  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出人意料地一拍桌子,道:“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说罢,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他平时和同志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的作风生硬粗暴的老毛病,在担任中共总书记后,时常爆发。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李达的批评未免偏颇,但陈独秀的粗暴作风,确是一大缺点。
  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3人,别无工作人员。3人聚会常在陈独秀的住所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他们商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
  10月4日下午2时许,有3位“白相人”突然从陈独秀的前门闯了进来。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加以阻拦,那3人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
  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甚是惊疑,想从后门出去,但见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来了两部汽车,随车来的巡捕把陈独秀、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共5人逮捕,《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来到法租界巡捕房后,陈独秀报了假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名。
  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去陈家访问时也立时被捕。褚辅成到巡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在就拉住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们拉到这儿来了。”
  这下陈独秀暴露了身份。巡捕房查清邵力子、褚辅成的身份后,即释放。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惠僧等4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与客人无关。”
  法庭将高君曼释放,其他4人仍关押在狱中。陈独秀对包惠僧说:“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李达为了营救陈独秀,通报各地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营救。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各大报纷纷登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10月7日,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但得随传随到。
  10月9日,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也被保释出来。
  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10月19日,法庭判决:除陈独秀外都获释。26日,法庭结案: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5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马林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共患难,使陈独秀这位很重感情的人,顿时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以前的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解决,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陈独秀加大马力工作,他签发《中央通知》,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各区,到明年7月以前发展党员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2000名,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全力组织全国工会。
  上海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后不久,即在北京、武汉、湖南、广州、山东设立了分部,分部负责人分别是罗章龙、邓培(北京),包惠僧、林育南(武汉),毛泽东(湖南),谭平山、冯菊城(广州),王尽美(山东)。
  1921年底,蔡和森、李立三等从法国回到上海,立即被批准吸收为党员。陈独秀留蔡和森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
  孙中山在平定广西后,为了北伐大计,派外交总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他自己于1921年10月17日乘军舰出巡广西,来到梧州。他在梧州接连召开了几个军事会议,并召驻节广西首府南宁的陈炯明来梧州商讨北伐事宜。但陈炯明竟托词拒召,使孙中山出巡广西之行,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孙中山委曲求全,立即亲赴南宁,与陈炯明会商北伐问题,要求陈调粤军40营参加北伐,并供应北伐军饷。陈既不敢公开抗命,也不作明确承诺。孙中山对陈耐心开导,提出或者派陈为北伐主帅,自己留守后方作支援北伐的工作;或者是自己率军北伐,陈炯明留守后方支援北伐。陈炯明表示愿意留守后方,每月接济北伐军50万元。
  孙中山返回梧州决定先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然后取道湖南大举北伐。陈炯明则回广州主持广东政务。
  孙中山于12月4日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此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来到桂林,与孙中山会面。孙中山与马林先后会谈了3次,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红军的政治训练等情况,并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欢迎,虽然他当时只想同苏俄建立非正式的联系,但这次会见增强了他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了解。会见后,孙打电报给广州的廖仲恺等人,说他见过马林,心里非常高兴。孙中山又介绍马林到广州同廖仲恺等人会面。
  送走了马林,孙中山倾全力于北伐的准备工作,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整饬云集在桂林的5万大军。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下令北伐,以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兵分两路;李烈钧率滇、黔、赣各军为第一路进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清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合湘军,出湖南,直攻武汉。
  陈炯明却勾结吴佩孚,反对北伐,又联合湖南督军赵恒惕,阻止北伐军入湘。他在“库储支绌,亟须统筹收束”的借口下,一次裁兵达20营之多,这对北伐无异于釜底抽薪。陈对于接济北伐的承诺,以两面派的手法,加以抵制。时近半年,汇至桂林的款不足10万,子弹未送一颗。
  粤军参谋长兼1师师长邓铿,早已倾心孙中山,北伐军的军饷全靠他和廖仲恺合力筹解。陈炯明对邓十分恼怒,3月21日,他派人去广州火车站暗杀了邓铿。
  邓铿被害,风云突变,波澜迭起。孙中山立刻召开大本营紧急会议,决定变更北伐计划,下令在桂各军改道江西,为避免陈炯明的阻挠,秘密返粤,继续北伐。
  不料北伐军先遣司令谢文炳接到命令,却派人向陈炯明告密。陈炯明秘密调去驻浔州一带的叶举、杨坤如部50余营开回梧州,并令驻广州的粤军1、2师加强戒备,企图以武力阻止北伐军回粤。
  4月9日,北伐军行抵濛江,即遭到防守该地的陈炯明部的阻拦。孙中山下令不得阻止北伐军的行程,否则武力对待。
  陈军因兵力尚未集中,只好作罢。
  孙中山率北伐军抵达梧州,电召陈炯明来梧面商北伐问题,却遭陈炯明的拒绝。孙中山再派廖仲恺到广州力劝陈炯明赴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陈炯明不但拒绝前往,而且以电辞本兼各职相要挟。
  孙中山准陈炯明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之职,保留其陆军总长一职,令其先返海丰家中休养,以示警告。
  陈炯明即调动部队,令叶举、熊略、翁式亮诸将抛弃广西,尽调率所部回粤,又令省垣各将积极备战,力拒北伐军东下。但是,广州城的部队为1、2师,1师师长梁鸿楷以邓铿死事可疑,2师将士以师长洪兆麟在沪态度不明,都拒绝陈炯明的调遣,3师师长魏邦平则倾向孙中山。叶、熊、翁诸部在桂又为驻梧北伐军所拒守,难以返粤。陈炯明无力抵抗,遂于4月12日深夜退走惠州。
  蒋介石等力主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然后回师广西消灭叶举所部。他向孙中山说:“先生,如果不彻底解决陈家军问题,将来后患无穷,我也只有辞职而去。”
  孙中山以陈炯明叛迹未彰,粤军在桂奋斗数年,尤须保之,对蒋介石的意见未加接纳。他主张对陈炯明施以殊恩,当能感奋。蒋介石便回浙江奉化给母亲守制去了。他在离开广东时给陈炯明写一封信,劝曰:
    吾公如能深信中正之言,采纳一二,勿听细人之谗,勿堕宵小之计,服从总理,共图北伐,则中正虽守制未终,尚思待罪疆场,执鞭以从,聊供指臂之助。
  4月23日,孙中山返抵广州,即委任陈炯明为北伐军第一军总司令,并向陈炯明表示:“不生异词,必当倚任如前。”他又派伍朝枢、古应芬、居正、廖仲恺、马君武、汪精卫、程潜等到惠州、敦促陈炯明回省城。许崇清、魏邦平、梁鸿楷、李福林、黄大伟、李云复、徐军雁等粤军将领,致电陈炯明,劝其返穗。
  但陈炯明拒绝出任北伐军第一军总司令,声称“自今后,息影田庐,躬耕养母。”
  孙中山以极其恳挚的言辞,给陈炯明发去了电报:“革命既无半途而废之理,十年患难道义之交,一旦相弃,纵弟不求谅于人,兄则何忍为之。望兄速取消退隐之志,投袂而兴,终始国事,庶几执信、仲元得以瞑目。”
  陈炯明表面上造成放刀成佛、卖剑买牛的假象,暗地里却积极筹兵备械,图谋不轨,设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诡计。他从广州退回惠州时,就从广州兵工厂、永济火药库及汕尾兵工厂带走大批枪支弹药,并在一个月内,添募40余营新兵,为发动叛乱积极作准备。
  孙中山对北伐抱着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精神,于5月6日从广州赴韶关督师,设大本营于韶关。他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发布总进攻令,北伐军分3路6防线,向江西发起进攻:李烈钧任中路总指挥,以滇军朱培德三旅、黔军谷正伦三旅、赣军李明扬一旅为中路第一线,曾昭所部滇赣联军10营为中路第二线,进攻大庚、南康;黄大伟任右翼总指挥,以本部一旅,李福林8营、赖世璜一旅为右翼第一线,又以梁鸿楷所部全军为右翼第二线,进攻三南、信丰;许崇清任左翼总指挥,以粤军关国雄、吴忠信等二旅为左翼第一线,又以边支炳所部全军为左翼第二线,联络湘军,攻仁化、汝城等。
  6月13日,北伐军攻占赣州,直系军阀陈光远弃城而逃。
  随后,北伐军进据吉安,直逼南昌。
  正当北伐军跃马挥戈、节节胜利之时,陈炯明发动了反革命叛乱。陈炯明部叶举、翁式亮、杨坤如等于5月18日率部进入广州,设总指挥部于白云山郑仙祠。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各职,并罢免伍朝枢、胡汉民、蒋尊簋、廖仲恺、谢慧生、程天斗等人之职,革除许崇清军长职务,粤军全部归陈炯明管辖,否则即以武力解决。
  孙中山始终动以至诚,采纳汪精卫的建议,任命陈炯明为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炯明仍以两面派的手法对付孙中山,表示:“愿竭能力以副委任。倘有不听吾命令而反对中山者,吾惟有自杀以谢国人”,暗地里却加紧筹饷,并密令叶举诸部接收兵工厂,占领石井军火药库。在粤汉铁路沿线布防,在新街铁路站以南一带抢修碉堡和战壕。
  叶举诸部盘踞广州,向财政部闹索饷风潮。孙中山令廖仲恺筹款清还军饷。他们领取军饷后,又故意向省银行强迫兑现,造成挤兑风潮,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乱云飞渡,形势日益险恶。廖仲恺为了稳定广州局势,电请孙中山返穗坐镇,震慑邪气。6月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致电陈炯明速来省共商大计,陈炯明拒不应命。
  陈炯明加紧与吴佩孚勾结。
  北洋政府自直皖战争结束之后,形成了直奉两系联合执掌政权的局面。但是,由于靳云鹏内阁倒向直系,奉系则暗中联络皖系的残余势力,并与反直各派力量结成联盟,总统徐世昌亦对直系的专横不满,意欲引奉系为己援,遂应张作霖要求,准靳云鹏辞去内阁总理之职,任命梁士诒为内阁总理。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反对梁士诒,而吴佩孚这时已成天之骄子,他通电痛诋梁士诒媚日卖国。梁士诒在舆论的攻击下,请假去天津,张作霖则通电为梁氏辩护。吴佩孚发出反奉通电:“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梁士诒出走后,国务总理由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
  1922年4月初,吴佩孚偷偷地派人去广东,与陈炯明联系,要陈炯明武力反对孙中山北伐。
  4月中旬,奉、直双方都布好了阵,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奉军号称镇威军,设总司令部于落垡,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分3路出兵。
  4月29日,直、奉大战爆发,双方在东路马厂、中路固安、西路长辛店展开猛烈战斗。这次战争只打了6天,奉军损失惨重,死伤3万多人,被俘4万多人,可谓损兵折将。
  老官僚徐世昌自觉失算,他没料到奉军会败得这么快,只好下令通缉战争祸首梁士诒、叶恭绰(梁、叶已逃往日本)。吴佩孚对此不以为然,对记者说:“不惩办张作霖,誓不罢休。”
  徐世昌不得不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张作霖尚有东三省地盘,遂宣布东三省独立,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此时,吴佩孚又秘密派人与陈炯明密约,吴佩孚在北方驱逐徐世昌,陈炯明在南方推翻孙中山,然后南陈北吴携手,吴为总统,陈为副总统,共同主宰中国政局。其步骤是:以黎元洪复位为第一步,藉黎之昏懦,利用废督裁兵,打倒曹锟以下各省督军,不成,则黎受其祸,再利用国会,急选总统,有机会则吴、陈出场,机会未熟则或举伍廷芳、蔡元培文人为正副总统,为吴、陈暂时之过渡。
  曹锟也想夺取最高统治地位,一统南北,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他和吴佩孚在铲除徐世昌问题有着共同的目标。于是,他们用“恢复法统”之名,恢复旧国会,让黎元洪复位。暂时过渡一下,然后再由旧国会把他们捧上台。
  吴佩孚发出恢复旧国会的通电,旧国会参众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等立即在天津设立第一届国会议员通讯处,5月24日,又成立了“正式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一些直系军阀根据曹锟、吴佩孚的旨意,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北南两总统同时退位。旧国会众参两院议员203人于5月31日发表宣言,宣布即日行使国会职权,取消南北政府,另组合法政府。
  徐世昌见大势已去,决意辞职,于6月2日下令,由国务院摄行职务,自己乘车去天津。
  吴佩孚不失时机地发出通电,曹锟也领衔10省督军、省长联名发表通电,称徐氏既退,请黎元洪复职。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拥戴”下,于6月11日入京,复任总统。次日,黎元洪宣布了第一道命令,即改组内阁,特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吴佩孚为陆军总长、谭延闿为内务总长、董康为财政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高恩洪为交通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在谭延闿未到任前,由张国淦兼代;黄炎培未到任前,由高恩洪兼代。
  黎元洪一上台,陈炯明便遵约配合吴佩孚,加紧策划推翻孙中山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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