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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组织了学联和进步团社，出版进步书刊，涌现出一些群众领袖，如彭湃、杨匏安、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等。杨匏安是最早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 杨匏安是广州香山县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由于揭发校长贪污学款，遭到校长忌恨，而被诬入狱。他出狱后为寻求真理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在澳门教书，不久到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7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唯物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十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从北京经上海回到广州，他们都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因参加反清活动于1907年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任省议会议员、都督府军事顾问，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方面的训练，擅长写作、武术、骑马，身强力壮。他从15岁起学习英语，在父亲入狱后，他靠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父亲担任省议会议员时，陈公博刚刚20岁，居然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同父亲一荣俱荣。但是，父亲要求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儿子去求学，他便在父亲去世后担任两年教员，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同陈公博在北大同一宿舍的广东老乡谭平山，比陈公博年长4岁，俩人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谭平山看上去比较老练，且具有名士风度，充满浪漫气息。 谭植棠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7岁。他朴实无华，忠诚待人，也是1917年考进北京大学的。 这3人回到广州后，便和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取得联系，创办了广东《群报》，并把《群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在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回广州的十几天以前，有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一个叫米涅尔，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以苏联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塔斯社前身）分社。他们到广州前，先到北京大学找李大钊，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凌霜带他们到广州来，介绍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刘石心、梁一余、梁雨川、谭祖荫7人与他们见面，俄国人同他们交谈了几次，他们欢迎俄国人帮助他们搞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创办了《劳动者》周刊，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并且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组织。 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没有参加由7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两个俄国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他们认为：这个广东共产党，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1920年，广州好戏连台。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民国政府，担任省长的陈炯明于11月写信给陈独秀，邀请他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去广州的问题。李大钊认为，领导广州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1）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2）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 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希望，认为广东有革命的光荣传统，很想去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于是，他向陈炯明提出去广州任职的3项条件：（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财政收入的1A10拨充教育经费；（3）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 陈炯明答应陈独秀的条件，并电促他来粤。陈独秀离开上海之前，把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代理，于12月17日乘船去广州，同行的有袁振英、李季等人。 12月25日，陈独秀等抵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他首先和米涅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同梁冰弦、区声白等7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开会，研究党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纲拿出来讨论，7位无政府主义者见内有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表示不愿接受。虽经陈独秀再三说明，他们仍然反对。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开的，联合起来，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开，各走各的路好。 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共产党，北京、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了共产党组织。 已在广州的3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陈独秀出现在大东酒店时，便赶来欢迎。陈独秀对他们办的《群报》很是称赞，要他们不尚空谈，切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踏实的工作，并和他们商谈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不久，他们重新建立了广东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 陈独秀不久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楼2楼，他在门口贴着上书“看云楼”的白纸。陈独秀在“看云楼”安营扎寨，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推荐谭平山任副委员长，委托陈公博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革命骨干。宣传员养成所不久改为宣传员学校，陈公博任校长，谭植棠任教导主任，是一所培养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论知识，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 广州党组织的成员除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外，从上海来到广州的原上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李季、袁振英等也参加了广州支部的活动。1921年5月，李达、李汉俊派包惠僧到广州，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包惠僧也暂时留在广州，参加支部的活动。 在留洋学生中，除参加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日本小组外，张申府在留法学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 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有1600余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中间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傅钟、萧三、陈延年、陈乔年等等。 张申府在1920年秋加入北京支部后，同蔡元培一起来到法国。张应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的聘请担任逻辑学教授。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并结为夫妻。张申府、刘清扬发展了周恩来入党。 周恩来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他的祖父周殿魁因为当师爷，由绍兴来到苏北淮安，晚年在淮安府山阳县做过知县。周恩来出生于淮安。他刚1岁时，父母将他过继给病危的叔叔当养子，不久叔父病逝。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 5岁起便送他进私塾读书。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同父母亲、嗣母迁到清河县清江浦，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读书。1907年夏，母亲病逝，次年7月嗣母病逝。两个母亲去世，家里债台高筑。父亲经别人介绍，去湖北谋事，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尽管他只有10岁，却不得不管理家务，因为他的另一位叔父从年轻时就偏瘫在床，家里的事都要周恩来出头。周恩来不但承担了这一切，还到东门附近表舅家的家塾里读书。 周恩来12岁时被伯父接到沈阳读书，伯父在那里担任职员，他没有子女，又十分喜爱周恩来。 1913年，伯父调往天津工作，周恩来也随着来到天津，并考入南开学校读书。4年后毕业，前往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回到天津，组织了觉悟社，与李大钊联系，成为天津学生领袖。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狱中度过半年铁窗生活，出狱后去法国留学。 1921年春，有两名青年手持陈独秀的介绍信找到张申府，参加巴黎小组的活动。他们是赵世炎和陈公培。这两位留学生分别在1920年5月和7月由北京经上海赴法国，他们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经陈独秀介绍入党。这样一来，巴黎小组便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5人组成，张申府是小组负责人。 既然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旅日留学生、旅欧留学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日臻成熟。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给李汉俊，李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他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并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他们两人本来就有分歧，现在的关系更加恶化。但陈独秀的威信远在李之上，李无法与陈抗衡，于是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李达便成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 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1920年8月，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赴上海，当年6月3日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可尔斯基也来到上海。此时维经斯基已回俄国。 马林、尼可尔斯基立即同李达、李汉俊接头。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马林会讲英语。他们通过交谈，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来上海开会。马林拿出带来的经费，寄给每位代表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 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后，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2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法国留学生的党组织，因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故未通知。 北京党组织接到通知后，立即开会讨论谁去上海的问题。李大钊本是当然代表，但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北大教授，又是北京8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上海。会议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李大钊指定张国焘参与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张国焘会后便动身南下。 张国焘途经济南时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济南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确定王尽美、邓恩铭为济南党组织代表。 长沙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由于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人身安全没有保证，毛泽东、何叔衡不得不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 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 李达、李汉俊在5月中旬派包惠僧去广州。包惠僧当时已无固定职业，陈独秀就通过友人把他介绍到报馆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来信要他本人和2名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召集广州党员在谭植棠家开会。陈在会上说：“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我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陈公博很想去上海，他当时有点中暑，很想转地疗养；他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此机会去办个手续；再者，他去年和李励庄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陈独秀要他去上海开会，正中下怀。 陈独秀年长，又是其他人的老师，他讲的话，众人都同意了。于是，陈公博便偕妻子由广州出发，经香港转赴上海。 包惠僧则从广州乘海轮直赴上海。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周佛海，于7月中旬到达上海。 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 各地代表干7月23日前都来到了上海。因上海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李达、李汉俊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李达交代他的妻子王会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会悟在上海女界活动中，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因博文女校离开会地址较近，行动方便，博文女校师生因暑假均已离校，代表住在那里便于保密。王会悟就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黄兆兰租借了房间。外地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外，均住进了博文女校。代表们住在陈设简单的房间，有的房间内有简易木板床，有的没有床铺，便在地板上铺了草席。他们寄宿在这简朴而清静的校舍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 中共“一大”会议的地址选择在李书城的公馆里。李书城与李汉俊兄弟已由三益里17号迁往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106、108号内部打通，共用106号斜度较大的大楼梯。上楼之后，便是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李书城此时在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会场设在楼下客堂中间。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出席会议的代表三三两两来到会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共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45岁，其次是马林，38岁，董必武35岁，李汉俊、陈公博、李达31岁，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陈潭秋25岁，周佛海、张国焘24岁，王尽美、尼可尔斯基23岁，邓恩铭20岁，刘仁静19岁。 代表们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 因陈独秀、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李达、李汉俊虽然做了会议准备工作，但他们都不喜欢交往，是学者型的人物，不轻易附和别人，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喜怒形于色。他们与马林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又要他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便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情况自由支配。二李与马林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7岁，但显得圆滑，他既与马林谈得来，又与二李亲密，他成了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虽然二李为中共“一大”做了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后，反客为主，筹备工作便落到他的手里，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会议的议程，提出应讨论的具体问题。接着马林、尼可尔斯基热情地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 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讨论和起草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制定工作计划。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 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众人对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感到诧异。 房主李汉俊问这个不速之客：“你找谁？” “我找社联王主席。”那人答道。 附近有一个“社联”，但那个组织没有人姓王，也不设主席。 李汉俊颇警觉：“这不是社联，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后匆匆退了出去。 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这是怎么回事？” 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马林用手猛击桌子，桌子“砰”的一声。马林站起来果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立即站了起来，纷纷离开。房子里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他们两人上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的神经过敏，还是真有包打听的密探作祟。 十几分钟以后，果然有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进入室内。侦探和法国兵横眉怒目，像是马上要拿人的样子。先将李汉俊、陈公博监视起来，接着翻箱倒柜地搜查，足足骚扰了两个钟头。只是查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抽屉内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字迹模糊，又涂改得很乱，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搜查之后，总巡开始询问：“你们开什么会？” 李汉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语作答：“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和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 “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 “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 “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 “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谈学术问题。” 法国总巡得知这是李书城的公馆，而且又未发现他们的活动证据，气氛缓和起来。总巡又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教育尚未普及，还谈不到什么举动，希望你们今后专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 说完，便带着一伙人走了。但是，他在四周布下了暗探。 代表们离开会场之后，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便穿过小巷，来到渔阳里2号，那是陈独秀的住所，现在住着李达夫妇和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他们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见外面没有异常动静，牵挂着李公馆究竟如何，包惠僧自告奋勇前去打探。 包惠僧来到李公馆，李汉俊、陈公博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包惠僧临走时，李汉俊要他多转几个圈子再回去。 包惠僧返回渔阳里2号，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李达提出：“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 众人赞同。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智果寺去开会，他曾在那里住过，愿作向导。但众人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李达的妻子王会悟道：“我有一个主意：我是浙江桐乡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不多，湖上有游船可以租，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到南湖开会比去杭州更为适宜。” 众人称善。当即决定，会议不应拖延，要抓紧进行，明天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当晚，王会悟去上海车站，了解次日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与时刻。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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