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政府吸纳西川、云贵等地大量土匪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包围、袭击解放军和地方政权，杀害地方干部和工作人员，妄图建立所谓的“大陆游击区”，以达到长期与新中国对抗之目的。其中“龙潭寺惨案”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土匪暴乱。
1950年二月，刚迎来解放的四川又传来了暴乱的消息，隐藏在大山中的土匪在匪首巫杰的带领下，不断挑衅新成立的政府。
二月五日，解放军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接到上级通知，奉调外交部准备出任驻外武官。为了安全起见，师部特意调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他去成都。途径龙潭寺时，遭遇到巫杰率领的上万土匪的伏击，最终因寡不敌众被俘。
在俘虏朱向离等解放军战士后，巫杰带领的土匪们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了他们，朱向离更是被重点照顾，土匪们惨绝人寰的将他割去舌头，削去耳朵，挖掉眼珠，最后用开水将他活活烫死，这就是著名的“龙潭寺惨案”。
朱向离遇害，震惊了全国，毛主席亲自指示西南军区“迅速组织力量，剿灭匪患”。第六十军参谋长邓仕俊率领剿匪部队迅速抵达成都郊区的简阳，开展对制造“龙潭寺惨案”土匪的清剿工作。
巫杰的详细出身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据本地人说其出身于地主恶霸家庭，原名刘金茂，曾随西北军孙连仲部参加过多次军阀混战，以战功官至上校旅长。成都解放后，他便流窜进大山密林中网罗了一些兵痞惯匪、地痞流氓，还裹挟蒙骗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了所谓的“川西人民反供救国军龙潭支队”，甚至利用电台与毛人凤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国民党的委任状。
巫杰为什么能在川西组织网罗数万人的土匪？这主要是其利用粮食大做文章。刚刚解放的四川，百废待兴，粮食供应十分紧张，除了解放军进驻四川的几十万的部队，国民党余部从其他地方撤回到四川的部队有六十多万向解放军投诚，这样一来粮食问题就相当突出了。幸而四川自古就号称“天府之国”，是著名的产粮大省，所以解放军派出工作队下乡征粮，这样一来势必会影响到地主富农们的根本利益。
巫杰就是趁此机会，到处散播流言，蛊惑蒙骗群众，如“蒋委员长快打回来了，保粮如保命”，并煽动群众“保家自卫，抗粮保枪”等。不明真相的群众听信谣言，纷纷上山当起了土匪，这就是巫杰的实力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龙潭暴乱后，巫杰又串连简阳善马河的土匪樊巨川、马烈等成立了所谓的“川西人民反供救国军”，樊巨川担任了“军长”，巫杰、马烈分别担任“前线总指挥、副总指挥”。暴匪们扑向分散在各乡、保工作的男女工作队员，杀害了25人，在三元颖乡，农民积极分子张金英、刘黄氏不幸落入匪徒之手身怀有孕的刘黄氏被匪徒剖肚开膛，胎儿和肠子一齐流下，十多名工作队员不忍目睹，扑向匪徒，全部壮烈牺牲。
邓仕俊参谋长领导的剿匪部队严格掌握政策，孤立打击少数有恶行的土匪，并大力揭露土匪暴行。很多群众逐渐看清了敌人的狰狞面目，纷纷返回家园，主动登记自新，报告匪情。这就从根本上孤立了真正的土匪。仅用了八天时间，大部分土匪就被解放军歼灭。
最后一股残匪逃到三星场的大山上，隐藏在龙泉寺古庙中。匪首雷斗文带着2000余名残匪躲入寺庙，囤积好弹药，封锁临水一方的庙门。与解放军踞险对峙，不久后，解放军动用了几架喷火器，瞬间将对峙的敌人的部署打乱，负隅顽抗的一冲出来就被击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一役，共烧死暴匪50多人，生俘140多人。雷斗文也被击毙，但却逃走了樊巨川和巫杰。
一个星期后，在成都一条陋巷的茶馆里，出现了一个方面大耳、秃顶短须的中年汉子，他选了个僻静角落坐下，唤道:“ㄠ师，来杯花茶。”跑堂ㄠ师忙跑过来泡茶一眼就认出他是简阳匪首樊巨川。他赶忙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茶老板，老板急忙派人从后门出去给解放军报信。几分钟后，正当樊巨川摇头晃脑的听着小曲，军管会的几名便衣将他擒获，“樊军长”也终于落马了，唯独剩下一个巨匪巫杰不知所终。
之后，解放军开始分片驻剿，收缴民间枪支，发动群众建立乡村基层政权，同时对各大匪首加紧搜捕。
巫杰从三星场逃脱后，躲进山中又潜伏了一段时间，于4月份又组织起土匪发动了龙潭寺附近22个乡镇的暴乱，结果分分钟被解放军剿灭，而巫杰再次只身逃脱。5月中旬，巫杰再次组织土匪发动暴乱，这次响应者寥寥，他的运气也不太好，他和他的土匪骨干们全部落入解放军之手。
抓到巫杰之后，军管会在龙潭寺举行了万人公审大会，许多受害父老乡亲们纷纷指责这个土匪流氓的罪行，最终大会决定对其实行枪决。当时对巫杰执行死刑的是朱向离的战友，他拿着朱向离烈士的配枪对巫杰执行了死刑命令，可谓是血债血偿了。
从民国始到民国终，土匪作为一股军事力量长期存在，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如果说民国初期如张作霖等土匪还有一些可敬之处，民国终时的土匪却是毫无人性，残忍嗜杀，差之前的“好汉”们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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