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四年了，还有鬼子部队在中国打仗，太猖狂了，就是因为他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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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十四年抗战终于以中国的惨胜结束，各地日军陆续缴械投降，除了一部分战犯关押待审，各地日军都在等候遣返回国，但有一部鬼子却非如此，当地不但没有举行公开的受降仪式，日军的高级官佐还住着豪宅，配着汽车，其余卫兵，厨子、佣人一应俱全，日侨商业不衰反盛，连慰安所都重新开张营业了，这就是驻晋日军。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部大楼

　　
　　山西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所在地，司令部驻省府太原，投降时，下辖一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和一个独立警备队（见下图）共5.8万人，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中将，参谋长山冈道武少将，第114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中将，还有两个不在军籍的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这些日方高层不愿回到一片凋敝的本土，要留下来搞事，想利用山西的特殊环境和经济资源“复兴皇国，恢弘天业”。
　　
　　河本大作即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主谋，当时是关东军高级参谋，陆军大佐，事后被勒令退役。日军占领山西后，受邀出任山西产业会社社长，掌管着山西所有的重要工厂和矿山，控制着山西的经济，也是日侨中的领袖人物。残留运动蹿腾的最活跃的三个人，是军参谋长山冈道武、伪政府辅佐官城野宏和军参谋岩田清一（少佐），河本大作和澄田睐四郎是幕后掌把的。
　　
　　而光复后回到太原的阎锡山，盲目崇信日军的作战能力，曾经说过，招十万人也不如招一万日本兵，这时正想利用日军寄留山西，对抗八路军，双方在接洽受降时一拍即合，这就是日本投降后，日阎双方共同策划的山西日军“残留运动”。
　　
　　双方协商的结果，阎给出的条件优渥：官升两级，兵发双饷，可由本土接来家属（战时日军在海外服役是不允许带家属的），武器择优装备。日军士兵则本着“自愿”残留的原则，就地复员，加入阎部。
　　
　　事实上，除了对中上级和侨民由这些骨干来游说，劝诱，对士兵则是采取强迫手段，日军的指挥系统完整，残酷的惩罚传统也未失效，原日军独立步兵第14旅团长元泉磐少将、独混第三旅团高级参谋（旅团不设参谋长）今村方策大佐，就是以军令形式，直接命所部按比例残留，其后，此二人因掌握的部属人数较多，都成为残留日军作战部队的主要指挥官。
　　

　　
　　残留日军编成的阎军部队，初期有15000人（采用十总队团长永富博之的证言），先后称为特务团、铁路护路总队、铁路工程队，至1947年6月，称为暂编第十总队（师级编制），后期又改称绥靖公署教导总队，但一般还是称为十总队。因为违反盟军对投降日军处理的规定，中间经过几次不得已的遣返及作战消耗，在阎锡山极力掩护下，至1948年，剩余日军还剩3000人左右。
　　
　　为了掩人耳目，残留日军都起了中国名字，元泉馨叫元全福，岩田叫于福国，今村方策叫晋树德，城野宏叫李诚。。。暂编十总队是国军的正式番号，这些在编人员的名字，都登记在南京国防部铨叙厅的军官名录上。
　　
　　日军第一军从司令官到师、旅主官，基本都留了下来，山冈道武、澄田睐四郎先后主持阎的绥靖公署总顾问室，每天进出绥署作战组，参与军事筹划。其他各级军官则大量担任阎军各兵种的教官，阎军各部队师以下军官全要经过日本顾问的轮训，如阎军的亲训师，就是留驻日军训练出来的。作战部队里，元全福任野战军副司令，今村任十总队总队长，岩田清一则担任绥署的炮兵指挥官，阎锡山本人对日军军官的军事素质赞誉有加。
　　
　　在这期间，残留日军随阎军多次出击作战，给八路军造成相当的伤亡，其自身也损失很大，在阳泉作战中，在八路军的凌厉攻势下，其第五大队被歼灭，队长被打死，300多日军投降。
　　
　　时间到了1948年7月，徐向前率领华北一兵团发起晋中战役，阎军野战兵团被歼灭，夹在其中的十总队受到最大的一次重创，野战副司令元泉馨在太谷被迫击炮炸伤，自杀身亡。十总队的五个团长被打死三个，其中的布川直平，曾在1945年用诈降的手段，给进入沁县的八路军造成惨重伤亡。第三团团长住冈义一被俘，今村率残部突围，逃回太原。参与这次围歼十总队的解放军部队中，就有著名的临汾旅。
　　
　　晋中战役后，太原势成孤岛，解放军兵临城下，一场解放战争中最惨烈、耗时最长，伤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开始了。
　　
　　太原东部有三条防御线，第一线是主峰罕山，第二线是低于主峰的城东四大要塞牛驼寨、淖马、小窑头、山头，第三线是太原城垣。
　　

　　
　　历史上，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太原，1937年日军侵占太原，都是先打下东山主峰罕山，然后逐次向西平推，由城东破城。澄田睐四郎亲自为阎锡山制订太原城防计划，将四大要塞作为防守中心，特别指出牛驼寨的核心作用，须做要点防御。
　　
　　澄田睐四郎曾任在华中作战的39师团师团长，这个家伙确实厉害，因为徐向前也是这么想的。
　　
　　徐向前的目光就放在了四大要塞，如果按照历史惯例，先占主峰一线，再往西推进，但以现有兵力和后勤能力，必然打的师老兵疲，胜负难料。徐向前的打法是甩开主峰，南北对进插到四大要塞一线，切断主峰和二线的联系，直接拿下东山要塞进逼城垣，攻击重点就是牛驼寨。
　　
　　位于太原东北五公里处的牛驼寨，地势险要，是东山要塞的核心阵地。，它高出城垣三百多米，是城垣外最近的制高点，可俯瞰全太原城，为夺取城垣的最大障碍。1937年日军进攻太原，就是先夺牛驼寨，再陷迎晖门，澄田睐四郎非常清楚要害所在。
　　
　　牛驼寨由十个主碉为中心构成三大集团阵地，地形狭窄，沟壑纵横，多处是劈坡绝壁。阎锡山对建碉堡是有一套的，山西省府设有专门的领导机构，名称就叫碉堡建设局，太原自产的钢筋和水泥（那时叫洋灰）全用在了建造碉堡上，每个碉堡都环绕三至四个子碉，之间有通道相连，与战壕、峭壁、外壕、铁丝网和雷区共同构成坚固的永备防御体系。
　　

　　
　　得益于太原的兵工生产能力，阎军守碉部队装备晋造冲锋枪相当普遍，并配有大量黄磷手榴弹，近战火力非常强，中远距离，不仅加强给守备部队各口径迫击炮及轻重机枪，连晋造野炮也能推进专门设计的“炮碉”里，还可以得到岩田清一指挥的后方各炮群的支援，且弹药补给充足，能依托碉堡群构成完整的火力配系。
　　
　　牛驼寨编号为四号碉的指挥碉，是在老爷庙的基础上，用石料和钢筋混凝土灌砌而成，因此又叫“庙碉”，其下部有可走四路纵队的水泥暗道通向城垣，守则视野开阔，用火力控制、支援周围阵地，攻可囤积兵力实施连续出击。要占领牛驼寨，必须打掉这座碉王。
　　

　　
　　徐向前的一兵团里，战斗力最强的是王新亭的八纵（有决死三纵改编的临汾旅）和韦杰的十三纵（有皮旅），而打牛驼寨的任务，由彭绍辉指挥的七纵承担，七纵隶属西北野战军，一直归徐向前指挥，在山西境内作战，七纵包括配属的各旅，多为新组建或刚从地方部队升级的部队，这对七纵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震撼的照片，“左膀右臂”。左起：贺炳炎贺龙彭绍辉

　　
　　10月17日夜，7纵独7旅首先出击，沿秘密小道进入牛驼寨发动突袭，战至拂晓，除庙碉外，其余碉堡全部拿下，这时，碉王的狰狞面目现出来了，7旅对它的一次攻击就伤亡了700多人，攻击受阻，只得原地转入防御。时任旅长傅传作，政委曹光琳。
　　
　　第二天一大早，十总队就上来了，与阎军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分路向牛驼寨猛烈反扑，在庙碉的火力策应下，一天冲锋十四次之多，牛驼寨地表工事几乎全部被摧毁，交通壕被填平，7旅打得非常英勇，但终因伤亡过大，阵地被突破，被迫撤了下来。此时的十总队，骨干还是残留日军，约有1000余人。
　　
　　10月26日，七纵向牛驼寨发起第二次总攻，从这天开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先是独三旅攻击受挫，独十二旅接续攻击，两旅进攻均告失利后，又以警二旅换下独三旅，经过反复争夺，殊死血战，终于重新占领了九座主碉，而庙碉不仅未伤分毫，还连续发起多次反冲锋，11月9日，七纵再次换上撤下整补的十二旅，双方投入的火炮有八百多门，炸的阵地上草无遗株，虚土盈尺，牛驼寨成了血磨子，战局陷入僵持。
　　
　　十总队活下来的日本兵回忆，双方炮火震耳欲聋，白天双方隔壕对射，晚上解放军就扔着手榴弹勇猛地攻上来，双方残酷肉搏，伤亡惨重，澄田睐四郎在作战组对阎军高级将领说，被坍塌的工事压死，在皇军的战史上还没有过。
　　

　　
　　太原的碉堡确实非同一般，庙碉更是邪乎，炮弹直接命中，最多留下个窝，当时华北一兵团的炮兵，多是一些82迫击炮和75毫米日制山野炮，对这座碉堡无能为力。战前阎锡山就拿太原外围的碉堡向美国记者炫耀，还当场测试，用野炮打直瞄，碉堡无损。
　　
　　11月11日，徐向前与前沿通话时突然胸腹剧痛，就此病倒，一直在床上指挥作战，他曾在干部会议上说过，就是胡子白了，也要打下太原。
　　
　　11月12日，最先攻击牛驼寨的独七旅又换了上来，经过反复冲击，打掉了庙碉周围的四个子碉，老爆破手张玉山带着爆破组迫近碉堡，不断增加炸药用量，对庙碉一连实施了七次爆破，碉王还是纹丝不动，第八次，他们前赴后继，把八百五十斤炸药垒在原来的炸点上，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庙碉炸开了一个宽仅一米的豁口，突击队冒着爆烟猛冲进去，这时，里面的守军，活着的都已被震昏，庙碉里缴获的武器，仅轻重机枪就有几十挺，晋造汤姆森一百多支，牛驼寨终于攻克了。
　　
　　东山要塞被解放军占领后，十总队残余退进城区，全部被编成炮兵，今村负责城东卧虎山炮群，岩田负责城南双塔寺炮群，继续与解放军对抗。
　　
　　1949年4月24日，在彭德怀指挥下，华北十九二十兵团和四野炮一师与徐向前十八兵团会攻城垣，太原解放，今村、城野宏带着不到400人的残余日军，退进了原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复兴楼”，被冲进来的解放军俘虏。太原、大同两地共俘虏残留日军700多人。
　　

　　
　　十总队总队长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毒自杀，据身边人回忆，今村死前曾说，澄田阁下骗了我们。
　　
　　此前，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第114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独立步兵第10旅团旅团长坂津直俊，在1948年10月前已随遣返人员回了日本。
　　
　　军阶最高的第一军司令官睐四郎，在1949年太原被围期间，被阎锡山用飞机送出，转道回到日本，阎曾对他说，如果被解放军捕获，阁下是双料战犯。
　　
　　河本大作、岩田清一在押期间抗拒改造，均病死于战俘管理所。
　　

　　
　　太原有七个烈士陵园，太原解放纪念馆就建在牛驼寨烈士陵园，仅四大要塞争夺战期间，解放军就伤亡了16557人。西野七纵以弱旅血战强敌，为太原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攻夺牛驼寨，也是为一野军史增辉的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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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残留日军，虽多为侵华期间的守备部队，但其整体的军事素养和技战术水平，明显超出阎军一头，除了步兵战术，在炮兵技术和野战筑城等方面，更令阎军难以望其颈背，这就是抗战期间中日两国军队的真实差距。阎锡山是个非常重视战术的人，太原的碉堡都是他亲手设计，阎军的作战口诀他亲自编定，而如此重用残留日军，正是基于对这种差距的清醒认识。而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华北的对手，就是这样的治安师团、治安旅团和守备队，强弱本是相对的，此等日军，何言其弱。
　　
　　但时过境迁，残留日军失去了旧日本陆军这个体系作依托，即使具备再强的作战能力，在解放军席卷全国的巨浪中，也仅能溅起几滴水珠，这就是古人讲的势。有个日本残留老兵，拍了一部电影，叫《蚂蚁部队》，寓意残留日军参与中国内战，不过是像夹在中间被碾来碾去的蚂蚁一样。
　　
　　城野宏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64年获释回到日本，对于残留日军的败亡，他的这句话最有深度：
　　
　　我对于这些日军从「天皇的部队」变为阎的雇佣兵，其战志、战力、及团结如何获致，大感怀疑，因为建军的本质，牵涉到政治和技术，单是把一批军队留着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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