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年10月27日，官至大清国邮传部尚书（相当于正部级）的盛宣怀被朝廷弹劾、追责，在京城的秋风萧瑟中躲进美国大使馆。这一天，距离后来被称为“辛亥革命”的那场暴动，仅仅17天。

　　

　　深夜出逃

　　

　　“尚书大人逃跑了！”当紫禁城的小太监气喘吁吁地带来这个消息，皇族大臣与资政院议员们已经被四川的保路暴动折磨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与此同时，这起中国官员的出逃事件却在全球各大报纸上成为了谈论与报道的焦点。

　　

　　《华盛顿邮报》称盛宣怀在10月27日躲进了美国使馆，当晚在10名外国士兵的护送下前往天津。就在这一天，大清国国会(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盛宣怀立即处决以“明正典刑”。

　　

　　仅仅两天前，资政院的要求还不过是“免除职务”。25日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电文称，资政院要求中央政府罢免盛宣怀，是给大清政府出了道难题：要么服从资政院的要求，赶走一位“忠诚的官员”；要么否决资政院的要求，这相当于向资政院开战。这篇电文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曼彻斯特卫报》等广泛援引。

　　

　　西方媒体显然高估了清政府的胆识与魄力。26号，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挣扎就同意了资政院的要求，将盛宣怀“双开”。称“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下令“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但此时的资政院已经不再满足于行政性质的惩处，他们认定——必须要祭出一个替罪羊，才能“平四川之祸”。27日上午，资政院再次一致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处决盛宣怀。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在缺乏证据的前提下，不经过审判，三天之内通过两项决议，要将本国政府的正部级官员置于死地，堪称世界议会史上的奇观。

　　

　　在得悉资政院要求处死盛宣怀的消息后，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德国公使哈豪孙、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紧急磋商，决心采取联合行动，保护盛宣怀。每个使馆各派两名军人，全副武装，由英、美使馆的汉文秘书丁家立和巴顿陪同，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根据日本官方后来披露的史料，盛宣怀从25日资政院通过罢免他的决议后，一方面极度失望，另一方面又充满恐惧。他在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支行行长)的宅邸内躲了两天。27号的“祭旗决议”一出，盛即逃往美国使馆寻求庇护。

　　

　　不知是因为朝中大员对盛宣怀的体认和同情，还是因为朝廷已经深陷麻烦自顾不暇，但迄今为止，的确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对盛宣怀的营救行动受到了来自清廷的阻碍。27号当夜，盛宣怀在“四国部队”的严密保护下，满怀惆怅地离开了北京。

　　

　　官商之路

　　

　　在盛家的家谱记录中，早年的盛宣怀天资聪颖。祖父和父亲因此也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功名。但此后多年，盛宣怀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却都名落孙山。

　　

　　1876年，盛宣怀结识了李鸿章的谋士杨宗濂。通过杨，他见到了李鸿章。就在这一年年底，盛宣怀成功筹资官款100万两，完成了晚清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中资收购外资公司的计划，使得轮船招商局的船只运输能力翻了一倍多。而不久之后，又让朝廷得以赎回淞沪铁路。他接手面临倒闭的国营上海机器织布局，积极从民间筹集资本，将传统的官办企业，变成了官督商办，并更名为华盛棉纺织厂，改组后的华盛经营大好。这都令李鸿章对他另眼相看。1881年12月，帝国电报局在天津成立。李鸿章在将盛宣怀收至麾下五年之后，终于将他推上了电报局总督办的位置。

　　

　　走到前台的盛宣怀在李鸿章的纵容和默许之下，用“金融投机”和“亏空公司”的罪名逼走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并在1885年成功入主轮船招商局。

　　

　　美国汉学家费维恺通过考证，认为从这一年一直到1895年，盛一直是李鸿章的经济事务代理人。似乎从结识李鸿章的那一天起，盛宣怀就注定了不仅财源广进，而且官运亨通。

　　

　　认识李鸿章的第三年，盛被李带进了紫禁城得见光绪与慈禧，并被任命为天津河间署理兵备道，开始他的官场生涯。而入主轮船招商局后不久，又在李鸿章的安排下出任掌管直隶岁入的天津海关道，主管北京地区进出口商务与收入，成为李掌控京城经济的最重要的棋子。

　　

　　到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前，盛宣怀不仅控制着晚清工业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产业--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还掌控华盛厂。

　　

　　他既是这三家公司的总经理，又是最大的股东，既是富可敌国的企业首脑，又是位高权重的海关道。这样官商一体的个人地位，在当时几乎无人可比。

　　

　　到“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李鸿章被朝廷遗弃，扫地出门。人们本以为盛将从此一蹶不振，但没想到不久之后，他竟然在众人的觊觎中保住了自己的产业，东山再起。

　　

　　查看现存的《张文襄公全集》可以发现，当李鸿章还在清廷一呼百应的时候，狡兔三窟的盛宣怀就已经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关系紧密。背靠张之洞，盛宣怀不但没有成为李鸿章垮台的陪葬，反而得到了汉阳铁厂的控制权，并且再次受到光绪帝召见。

　　

　　铁路之祸

　　

　　1909年，摄政王载沣在众人的要求下召盛宣怀进京，请他出任邮传部侍郎。此时的邮传部尚书是死对头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和过去的官场争斗一样，盛必须用尽办法赶走唐才能坐上尚书的位置。而这一次，盛的办法是站在朝廷和各路老臣一边，攻击唐的铁路商办政策。

　　

　　盛的方法无疑是有效的。朝廷中出于各种原因反对将铁路商办的人占据了大多数，各路军队更是坚决反对。很快，载沣免去了唐绍仪的职务，盛宣怀终于如愿以偿，出任邮传部尚书。这是盛宣怀官场生涯的顶点，却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开始。

　　

　　上任之后的盛宣怀继续在朝内老臣的支持下，强行推行他的铁路国有化战略。因为有公权力背书，当时的一些铁路公司筹集资款的确无所忌惮。在四川地区，甚至几乎人人被强行抽税集资。这些企业主将部分资金拿到上海炒股，出现大量亏空。川人要求这些公司退还集资款。这本是简单的投资者与企业主的恩怨。但因为早有政府背书，而铁路国有化又似乎势在必行，这些企业主趁机要求：如果政府要拿回铁路产权，就必须先赔偿他们欠下的债务。消息流出，眼看回本无望的普通百姓也开始向政府伸手要钱。

　　

　　其他省份的铁路商人则一哄而上，反对盛的国有化政策。在《愚斋存稿》中，盛承认，将铁路收归国有，是“借用朝廷之名，抢夺所有人的饭碗”。但盛宣怀依旧态度强硬，拒绝赔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铁路工程耗资巨大，邮传部不得不向外资贷款，早已无钱可还）。

　　

　　这当然激起了民愤，矛头直指盛宣怀，控诉他为一己私利推行铁路国有化，妄图“侵吞国家财产”。死对头袁世凯更是抓住机会攻击盛宣怀为建铁路背负高额外债，“出卖国家利益”。1911年夏天，本来要求赔款的民众集会渐渐变成了暴乱，各种利益你争我夺、各种不满发酵嬗变，还款要求被民族主义和排满情绪裹挟、替换，对清廷的抗议之声一时间沸腾起来。眼看局势已经无法控制，资政院和清政府最终决定将盛宣怀彻底抛弃。

　　

　　离开北京之后，盛宣怀从天津辗转到了日本，并在日本隐居两年。他旁观了不久之后清王朝的覆灭，也从新闻中看到中华民国的成立。革命党人曾试图尽数没收他的资产，但深谙官商逻辑的盛宣怀通过打通私人关系，向民国国库捐赠500万两白银，换回新政府对他的破例豁免。

　　

　　在很多人看来，亦官亦商的身份是盛宣怀成功的基础。但正是这官商不明的暧昧身份，使得盛宣怀的人生充满了矛盾，甚至使他险些为此命丧黄泉。作为商人，盛宣怀当然深知官办企业的弊端和问题。但是作为官员，他又必须利用可以利用的各种政治资源为自己的仕途铺平道路、铲除阻碍，哪怕这样的方式并不符合他的商人逻辑。

　　

　　费维恺在仔细考察与盛宣怀有关的大量史料后认为，虽然盛宣怀无论在视野和能力上均堪称晚清人物中的佼佼者，但总的说来，他更多的扮演着官僚的角色，而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企业家。盛的官商生涯，受制于体制的种种弊端，又在体制中如鱼得水、名利双收；既为这个体制倾尽毕生心力，又在关键时刻被甩出体制之外成了替罪羔羊。

　　

　　事实上，盛一直极力挽救这个大厦将倾的政权，曾经屡次上奏朝廷，所奏之事远远超出了他的管辖范围。他建议“练兵、理财、育才”，同时在国际贸易背景下进行有计划的金融改革。但他很清楚，这涉及太多的利益纠葛，所以并不对此抱任何希望。

　　

　　流亡日本的盛宣怀没有留下关于晚清历史的只言片语。人们无从知晓，当时躲进美使馆的盛宣怀在想什么，是否也在感叹——大清国气数已尽，而自己早就无力回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