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要求他休息6个月，他同意休息3个月，并趁此机会想一想通用汽车的将来，也想一想它的工人。他得出了一个多少令人吃惊的结论。
当他回到工作岗位的时侯，他见了杜拉克，后者回忆说，在通用汽车公司的所有高层经理中，只有威尔逊严肃地接见了他，并认真对待了他的研究。其他人都很有礼貌而且也给了他帮助—这个研究是由董事会的一位副主席首倡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多少选择—但是，这些人也明显地认为杜拉克的研究是在浪费时间。威尔逊却不这样认为。
“我一直在思考通用汽车公司的未来，”他告诉杜拉克说，“为这样大的一个商业公司设计一个管理结构及基本准则，是上一代人、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者们的伟大成就。而建立居民身份及社区，则是下一代人的任务了。也就是说，我们成为追随斯隆联邦主义的杰斐逊主义者。”
这正是杜拉克所想得到的结论，要使现代公司成为一个立足于公众事业的社区，而不是两两对抗的集合（这正是历史的遗产）。
威尔逊和杜拉克对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而且，在以后的几年中，杜拉克与威尔逊的下属一起，研究出了称之为SUB的计划，即辅助失业津贴。其结果就是：这一方案可以保证工人在遭遇大萧条所造成的收入损失时不受到影响。
杜拉克想当然地以为威尔逊会立即实行这一方案。但是，威尔逊在工会的做法和工会领导者的做法上却是相当聪明的。他告诉杜拉克说：“我从未准备将之付诸实施。在我被迫这样做的时侯，我才会勉强屈服于工会的要求。”
“你的意思是指：你在通用汽车公司管理层的同事，除非他们被迫这样做，否则他们不会支持?”杜拉克问道。
“不是，”威尔逊回答道，“我的同事在劳工关系上会接受我的领导……但是，对于工会领导人来说，除非这是一个‘我们拒绝了’的要求，而且是他们‘赢了’，否则，他们是不会赞成的。”
这应是1955年之前，在威尔逊与联合汽车工会的合同中就种下了这个种子，当工会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组织时，它提出了辅助失业津贴的要求。而当它提出这一要求时，公司“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一实际上由自己的总裁所提出的计划。
同样地，威尔逊还对养老金体系进行了计划，并将之作为社会保障的一个补充。杜拉克警告他说，如果基金投资到股票市场上，那么，这一体系的结果就是：在几十年后，工人就会成为美国经济的所有者。
“正是要他们成为所有者，”威尔逊淡淡地跟他说道。当然，在今天，养老基金已成了美国最大的公司股票。
在五角大楼时，威尔逊是将美军带入核子时代的主要人物，而且还创造了一个信条，就是：要用“强有力的报复”（而不是更昂贵的常用手段）来保护美国。他入主的第一年，在老板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下，他大幅地削减了预算达50亿美元，从五角大楼的薪水册中砍掉了4万人。
如果命运是公平的，自由主义者将欢呼拥戴查尔斯·E·威尔逊为他们的英雄。但是，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威尔逊之所以今天还会被人记得，大部分原因是一个他从未发表过的评论，而这个粗鲁的字眼是那些反对经济的老顽固们强加给他的。
1953年1月15日，威尔逊在美国参议院武装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这一听证会对公众和新闻界是封闭的，在那时这是相当正常的事，威尔逊也没料到会有什么麻烦。“我有个感觉，那些孩子们真是太容易对付了，这让我非常开心，也感到奇怪。”在进入听证会大厅时，他对记者们说。
嘿嘿，查理，欢迎来到华盛顿!
威尔逊为国家服务的工资是每年2.2万美元，而他放弃的工资却是60万美元，他可能觉得这个牺牲已是足够了。然而他还拥有4万股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出售这些股票会使他在资本收入税上有一点小小的财富损失。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却是美国最大的国防合同商，所以，持有这些股票就具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即使共和党的参议员也就此事诘难他。
参议员罗伯特·C·亨德瑞克森，是新泽西的共和党人，质疑威尔逊说：如果某一个决定有利于国家，却极端不利于通用汽车公司的利益，那么，他是否会做这个决定。
“是的，先生，”威尔逊轻巧地回答道，“我会做的。我从未想过这种事，因为，这些年来，我认为：如果某件事对我们国家有利，那也会有利于通用汽车公司。反之亦然。这中间没有什么差异。我们的国家实在太大了，它与国家的福利一起增长。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威尔逊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封闭会议上所说的未经修饰的华盛顿闲谈，会出现在《巴列塔老生常谈》中。但是，由于自由主义者害怕20年后失去权力，而将威尔逊描述成一个商人，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只是抓住了威尔逊的只言片语，就无耻地将之扭曲为“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事，也必有利于国家”，并将之泄露给新闻界，而且还无数次地重复这一诺言，使威尔逊听上去像是玛丽·安托万内特的现代公司版。
正如他的故事清楚表明的那样，他绝不是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