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这些资金的必要性的讨论使我们处于一种熟悉的微妙处境。我们不愿意说如果国会不行动的话世界就会崩溃——这样说或许有助于获得国会的支持——因为如果国会不拨款，世界金融市场上的紧张气氛就会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更为紧迫，因为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陷入资金紧缺的危险。即使还有足够的资金来应付眼前的问题，它也还需要具有——并且需要被视为具有——处理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的力量。考虑到这一点，国会不采取行动本身就可能助长信心的丧失从而影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主要持股者都以平常心看待其资金的增加，都已经提供了拨款。国会不愿意提供新的资金，实际上减少了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影响力，损害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领导地位的信心，并损害我们在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而且，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延长或加重危机。
我们在国会遇到的反对有些是重新提出了在援助墨西哥危机时期提出过的主张。但这种情况再一次出现，即内含其中的实质性问题不能解释遇到的反对为何如此激烈。在我看来，国会中许多人这次的反应似乎因未能更多地参与以往我们在泰国、韩国和印尼问题上的决策而感到恼怒而强化了。如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问题上，国会议员们找到了一个表达其反对意见的发泄渠道。
从政治上说，我们要面对的是来自两党的反对。某些民主党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本已因经济崩溃而遭受困苦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过于苛刻。其他人则抱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项的计划没有要求各国采取措施保护环境、维护劳工标准、尊重人权。对这类问题的看法中许多是集中指向印尼的。有几位自由派民主党人，如马萨诸塞州的巴尼·弗兰克和密歇根州的戴维·博尼尔对我们说，如果苏哈托不释现在被关在监狱中的印尼劳工党领导人叫穆赫塔·帕卡罕，他们不会支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拨款的计划。博尼尔是众院民主党意志坚定的党鞭，来自有着众多汽车工人工会成员的底特律郊区选区。他的主张是，无论哪个国家，对组织工会权利的尊重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必要条件。
博尼尔是理智的，对经济状况最差的人的关心也是无可置疑的。我对他的回答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标准应当是是否采取重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本因素以及市场信心的措施。重新恢复稳定是博尼尔最关心的那些穷人最需要的，而试图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达到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以外的目的则会有碍于这些努力。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过我没有对博尼尔提起。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美国的文化认同和信仰的核心，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道德劝说、倡导和公开展示来向国外推广我们的价值观。但在我看来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人似乎会遇到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不管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信仰多么坚定。
不过，对于人权是否应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却很少置疑。有一两次我曾试图提出这一带哲学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具有普遍价值的是言论自由和程序正义而非获得食物和健康的权利？为什么我们只拿出我们的巨额财富中的0·1%来帮助全世界的处于绝望处境中的穷人，美国能就因为坚持人权观念而在道德上处在优越地位呢？但一旦你真的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就会把你归入根本不关心人权的一类。实际上，我非常关心人权，也赞成克林顿政府的看法即实现人权目标的更好办法是通过接触而不是强加。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采取行动来以“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来取代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年度更新程序。我们的观点是，使中国成为全球社会的一部分比孤立中国更可能使他发生变化。这在我看来似乎显然是正确的。
这一问题的现实复杂性在我与博尼尔的讨论中显现出来。戴维会说：“我们不应支持把劳工领导人关进监狱的腐败政府。”
而我则回答：“戴维，对此我原则上同意。如果不必考虑其他因素，这就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但你的原则立场会对印尼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
我对他说，如果印度尼西亚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印尼工人的境况会大大改善，而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延续时间也会减至最小。相形之下，如果我们采取博尼尔所坚持的立场，我们就是在因印尼领导人的恶行而惩罚其人民。而且，印尼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恢复有助于劳工权利和其他问题的进步，这些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关心的。当然，美国永远不可能赞同对某些国家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因为这些政权的行为与我们的价值观严重抵触——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种族隔离时的南非或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因为人民本身处绝境，根本无以制约政府的行为，却因政府行为而遭，我也很难接受。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并不属于这种极端的情况。
在进行这类推测时还涉及另一个问题。一旦你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关心那些与重建信心并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那你在何处止步呢？博尼尔关注劳工问题，来自得克萨斯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则坚持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的接受者不能对美国进行贸易限制。我们对格拉姆的具体看法和对博尼尔的一样也是赞同的。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这类条件会使他与受危机影响的国家谈判达成援助计划的困难增大，并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具有干涉性。如果不得不同时应付这些问题，我们在政治上也会面临问题。许多满足民主党人要求的建议会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反之亦然。就像众院共和党领袖迪克·阿梅的一位助手所说的，共和党不会去“投票支持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工会组织机构的法案”。但共和党人想附加他们自己的条件。有些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改革有关。其他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无关的条件则令民主党人大怒。某些保守派人士想利用这个法案来作为被称为“墨西哥城”条款——禁止对海外执行提及堕胎的家庭生育计划的国家提供资金——的工具。
1997年这一问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款中断。即使在1998年中期选举前我们解决了大部分其他问题之后，纽特·金里奇仍威胁要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法案，如果不把反堕胎的条款写进去的话。我们非常出色的国会联系人拉里和琳达·罗伯特和我都到金里奇的办公室拜访他，争论说这两个问题彼此毫无关系。纽特回答说，在立法中无关的事常常会联系在一起。这就像是又一场有关债务上限的争斗。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太重要了，不能被拖入有关堕胎的政治争斗。纽特说，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如此重要，你就应在墨西哥城条款的问题上让步。他非常友好，但毫不妥协。
许多保守派人士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成是某种对外援助，为了回应这种反对，我把同样一个观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不会让我们付出任何成本。作为对捐款的交换，我们得到了一个可流动的、有息的权利。这并不是一项预算支出，不会增加赤字或占用其他领域的资源。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国家，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的自身利益是极有好处的。即使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不关心——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主张——也应当为保护和有利于美国人民而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因为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会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存在的整个50多年里，历任政府的结论都是美国从这些机构的存在中获得了利益。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都为额外的拨款而奋斗。而这种奋斗总是困难的。
最后，我们通过多方谈判与许多议员和选民达成了协议。我们要求所有七国集团的伙伴签署了一封信，列出了他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改革的支持——包括已经实施的更大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这样，国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它是为一个新的、改进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我们在墨西哥城条款问题上做出了妥协，加入了一个非常有限的条款。通过悄悄外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功地使穆赫塔·帕卡罕从监狱放出，我们也满足了其他民主党人的要求。
但一个为我们提供了帮助的更大因素是，随着时间推移，许多议员对这场危机的态度开始变化。某些议员如参议员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查克·黑格尔、来自马里兰州的保罗·萨班斯和康涅狄格州的克里斯·多德都是困难环境下严肃的国际主义者，他们较早认识到在对付这场全球危机方面美国有重大的利益，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着金融混乱的持续，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认识到他对我们自身经济的威胁是真实的。没有人想为美国的经济出轨而受到指责。
另一个有用的发展是，许多议员认识到他们选区的特定利益集团——制造业、农业和其他与出口有关的产业——因亚洲的衰退而受损，而且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他们的损失还会大得多。最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使众院和参院农业委员会转变成支持者的途径，是因为农场主游说集团说明了农场主出口所受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