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央批准，最初的深圳特区像一个狭长的大饼，长为49公里，南北最宽仅7公里，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根据专家设计的蓝图，市委、市政府决定先期开发上步地区，面积为38.5平方公里。但这么大的面积，仅仅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至少要90元人民币，总开发资金不会低于250个亿。即使第一期只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得近20亿元。
一文钱憋坏英雄汉。20个亿对于刚刚起步的深圳来说确实是个天文数字。吴南生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焦头烂额的日子时，叹道:“我的脑袋简直被压扁了。”
吴南生想出了两个绝招。
一是五个手指攒成拳头，集中火力，攻其一点。他的想法是，首先开发0.8平方公里的罗湖。吴南生给大家算了另一笔账，他说，开发这0.8平方公里只需要7200万元。开发出来后，不仅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作为商业用地，还能收入20亿港元。有了这20亿港元，我们就有了下一步开发的资金，就可以一变二，二变四，开发的雪球越滚越大。
另外一招是靠两皮：嘴皮和地皮。就是去游说外商，用嘴皮子把他们“引”进来投资办厂，去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银行筹款。
当时主管基建的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回忆说：“国家对深圳的投资，当时只有百分之二，现在算来只有百分之一点几。我们是靠自己筹款。靠自己筹款搞基本建设，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他的印象中，市委副书记周鼎特别善于“攻关排雷”。
某一日。周鼎将外地的银行行长们请到深圳来开筹款会，银行家们的提问像连珠炮：借钱是可以的，我们也有点钱，但借钱不是不还的，你们什么时候还？你们还得了吗？你们连条马路连间工厂都没有，什么时候建起来？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生产？你请来这么多的行长，借的越多，还的时间就越长。
周鼎说：你们别担心，我借你们短的，三个月就还你们。
行长们叫道：三个月？我们怕你三年都还不了哟!
周鼎说：怎么还不了，我借你的三个月，再借他的还你嘛。
行长们都笑了，说：你这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呀!
“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
最富有想象力的当属罗湖小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骆锦星。这位为钱急疯了的指挥官想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主意——“卖地”，准确地说就是土地出租。
骆锦星想，罗湖小区有0.8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租出，那么租金至少有40亿元。拿这40亿元，再去搞通电、通水……通什么都有钱了。还有，办特区不就是要吸引香港人、外国人来投资吗？他们租了地，自然会过来盖大楼；他们盖了楼，几十年后还是我们的地。也就是说，我们不花一分钱，让外商从口袋中掏钱出来，替我们造了一片罗湖商业区！划算！
但要把地“租”给洋人，“租”给资本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骆锦星回忆说：“说实在话，有些怕。虽然，办这个事情并非我一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怕什么？怕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时说我们‘卖国’呀。为此我借来了一大堆马列著作。说实在话，我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啃这些原巨著。”
“我只是希望祖师爷对租地有论述，只要他们说可以干，我就不怕了！”
万幸的是，他在《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有关于地租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主张“资为社用”，他说：“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1/4和巴库的1/4，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3/4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研究资料表明，苏联有2/3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用美国的技术援助建成的，他们还聘请了一支2万人的美、德、意专家作为“援军”。
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司马鹿、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与市委秘书长丁励松商量了一整夜，结论是：“祖师爷说过，可以出租土地！”
消息传出后，一位深谙中国官场“诀窍”的市委领导建议，“还是把土地出租改成有偿使用吧——”“这样，宣传起来好听，报到上面也好通过一些，事情呢，还是一样的。”
于是，最早的“出租”，就这样以“偷天换日”的形式出笼了。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轰动了香港。翌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明报》争相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
香港德兴公司，抢先租地5000平方米，建起了德兴大厦。
香港中国海外投资公司随后租地3000平方米，建起了海丰苑大厦。
…………
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1年，仅房地产公司，就吸引外商在罗湖区投资40亿港元，订租土地4.45万平方米。我方收得“土地使用费”计2.136亿港元，基本解决了深圳搞“五通一平”的开办费用。深圳可以建工业区了！
但这种做法立刻招致了种种批评。某单位曾经公开组织讨论会，主题是：怎样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有人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一时舆论纷纷。
直到1980年8月26日，深圳才从漩涡中脱身而出。这天，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肯定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