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9日的《北京娱乐信报》，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右下角不起眼的一行小字，社长兼总编辑：毕昆。而在前一天10月18日的《北京娱乐信报》上，相同的位置印着，社长：崔恩卿。
这一变动的背后是，10月18日下午，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吕浩才到北京娱乐信报社召开会议，宣布新的人事任免，任命毕昆担任北京娱乐信报社长兼总编辑，免去崔恩卿的社长职务。正在《北京娱乐信报》在市场站稳脚跟、迅猛发展之际，崔恩卿离开了信报社。
崔恩卿的离职正在这本书付梓之前，笔者对这件突如其来的事件也感到意外，经过多方询问，了解了该事件的背景：
在10月18日正式任命之前的几个月，北京日报经济部主任毕昆将调往北京娱乐信报社主政一事，已多次传出，并已在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内部公示。但《北京娱乐信报》的主管主办单位北京市文联和主要投资单位北京广电集团均坚持继续由崔恩卿出任社长。
北京市文联态度发生转变的明显标志是10月8日的一次人事任命。10月8日，北京娱乐信报社管委会通过了任命3名副社长、2名副总编及总编助理的决定。但没过几天，主管单位北京市文联宣布，此项任命被“冻结”。
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此事导致了北京市文联对崔恩卿的不信任。此后，北京市文联主动向北京市委宣传部要求调任毕昆为北京娱乐信报社长兼总编辑。
10月18日的会议上，在宣布北京市委宣传部任命毕昆为市文联副局级调研员，北京娱乐信报社长兼总编辑之后，吕浩材宣布了北京市文联的几项决定：
（1）取消关于北京娱乐信报社转为公司制运营的决定；
（2）毕昆同时接替崔恩卿在信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所有职务；
据悉，信报主要投资方北京广电集团对10月18日人事变动和北京市文联方面的决定事先并不知情，事后于10月19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前该集团正与华亿集团谈判并初步达成协议，拟出让北京广电集团在信报的部分股份，换得华亿集团对信报的8000万元投资。
信报的“10.18人事变动”使得上述业以成行的投资行为被打入冷宫。
对此变故信报公司最早的投资人昆鹏网城和姜昆先生更是一无所知。据了解，始终无人通告他们这一“政变”性的变化。姜昆等投资人的权利完全被漠视了，甚至可以说是被践踏了。更具戏剧性的是，正当本文要结稿时，也就是11月9日，信报传来了消息：“信报被并入北京日报集团，由北京日报集团主管、主办”。此时，市文联党组书记吕浩材正在德国访问，而信报公司的大股东代表马朝军正在新疆，北京广电集团对这项决定仍是一无所知。
另据了解，有关部门的态度在此次任免中已起了相当作用。
前不久，有关部门曾下发阅评意见，批评崔恩卿在人民网访谈时发表“如果《北京青年报》下半年能够在香港上市成功，标志着中国报业资本运营和集团运营的开始”的观点，称崔“作为一个地方报社的领导人，对中国报业改革的全局性问题发表评论是不恰当的”。
另外，《北京娱乐信报》在今年4、5月份多次出现报道失误。虽然崔恩卿很少过问版面，但有关部门认为责任在崔恩卿，当时就曾传出崔恩卿将被免职的说法。
10月18日下午宣布社长任免后，19日凌晨1点就有网友把相关消息发到网上。有网友猜测“主管部门换人决心如此之大，按一般干部任免规则推测，除非工作上出现或存在较大问题”，另有网友称“北京娱乐信报亏损在人民币一亿以上，是北京亏损最大的报纸”，也有网友表示，“老崔走的根本原因是得罪了上层领导，而上层领导震怒的原因是老崔‘不老实’”。
据了解，《北京娱乐信报》本年度经营状况良好，上半年持平，7月和8月有下滑现象，出现700万元亏损，9月份再次腾飞，广告实际收入3500多万元，当月利润1500万元，截至9月底，已实现年度赢利800万，发行稳定在35万份以上。
据统计，信报累计投入包括，创办之初的690万，加上一年后北京广电集团投资2500万，计3190万元。此后的年度贷款额度为6000万元，其中华夏银行3000万元，北京广电集团直接借贷3000万。四年来的经营业绩是：第一年，2001年广告收入1000万元，亏损2400万元：第二年，2002年广告收入6000万元，亏损3200万元：第三年，2003年广告收入1．27亿元，达到收支平衡；第四年，2004年1—9月完成广告收入1．5亿元，已有年度利润800万元。预期2004年可完成广告2亿，形成1500万元的利润。
说来也巧，崔恩卿1996年离开北青报的时候，年度利润达到1000万元，此次告别信报又是年度利润近千万。这个天然巧合为他戏剧化的人生又添意味深长的一笔。
有关专家表示，北京市文联的决定，实际上意味着它从当年经北京市委宣传部批准的与北京广电集团的合作协议中全面退出。北京广电集团方面在现有管理制度下投资报业所面临的巨大投险因此而浮出水面。联系前不久的“京华时报事件”，看来在报业投资的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的风险之外，还要考虑相关人事变动的因素。某种程度上，投资方能够认可的报业职业经理人，是否能够适应目前的任命制，还有很大变数。
现有的报业经济体制，领导人处于资本、报纸和主管方的夹缝中，往往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崔恩卿的执着和坚持再次和有关方面产生了摩擦，最终导致了他的第二次离开。但是，与8年前离开自己操办起来的《北京青年报》时的那种痛楚相比，想必此时的他心中比较释然。因为对他而言，个人的得失总是其次，他所钟爱的、全力浇灌的报纸事业才是首位，《北京娱乐信报》以微小投资进驻北京市场，已缔造了一个报业奇迹。考虑到新时期报业竞争的残酷性，《信报》崛起的意义不逊于当年的《北京青年报》。
在写这篇文章时，笔者曾电话询问过崔恩卿先生，他只是平淡地回答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此次告别《信报》有年龄原因，因为已年逾花甲，正在过“本命年”。第二句话是，有两点遗憾。其一，《信报》还差一年，未能走完第一阶段的周期，即五年计划：其二，由此而造成的现实是，在他的《信报》生涯中未能亲眼看到信报的产出和回报，特别是对投资方和《信报》员工。这两点，应该是终生的遗憾。他表示，自己已经尽了力，问心无愧，终生不悔。最后，他诵读了一首自勉的小诗：潮涨潮落寻常事／月圆月缺天之情／人间自有知己往／五度春秋寒暑中。
崔恩卿的再次离去使笔者感慨万千，我们相信他的报业情结还在继续，他还会出现在报业的烽火战场上。笔者以苏东坡的一首词，结束对他“信报时代”的记述，并衷心希望这位报业老将，老当益壮，一路走好：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