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亚太区总部下沉的做法表面看是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但事实上却掣肘了中国区的正常指挥。当时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高级副总裁沈淦英在公司内部有极高的声望，1999年从飞利浦通信被挖过来后，被公认为是把西门子手机从中国市场五名之后带到前三名的功臣，而且西门子在中国13％占有率的历史记录也是在他任期的2001年达到的。
“让沈淦英感到尴尬的是，尽管功劳是自己立下的，但分享的时候，却突然多了亚太区的结构，这让他很不舒服。”一位跨国手机公司的中国区高层说。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沈淦英和任伟光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同学，彼此互相熟悉，但来西门子之前，任伟光的职务显然要比沈淦英低一些。于是在任伟光到任后数月，沈淦英选择了离职，现在他是上广电销售公司的副总裁。
当记者向任伟光求证时，他也不避讳这一点，他认为沈淦英的离职有多种综合原因，自己到西门子后，两者职务的高低确实是促发因素之一，“当时我们也极力挽留，希望一起合作，但是他还是选择了离开。”任伟光说。
任伟光上任后，他贯彻欧洲总部意图，推动了西门子在华最大的一笔体育营销项目。2003年，西门子赞助“中国之队”，并以每年800万欧元冠名赞助首届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但赌球黑哨等丑闻不断的中超显然没有给西门子带来任何正面影响。双方最终提前在2005年1月终止合作。
“根本上还是德国人急于求成，想过早地凸显中国市场的作用，结果欲速则不达。”摩根大通的分析师马克·戴维斯说。事实上当时中国市场无论从规模结构、人员配置以及各类配套环境上，都不适合西门子设立亚太区的结构，因此在不到两年后，西门子还是在2004年2月重新采取了大中华区的结构，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市场成为大中华区，而以前隶属亚太区，在中国以外的十几个东南亚国家另外成立东南亚区。重组后，原亚太区副总裁任伟光又变成了大中华区副总裁。结果在新人事调整生效后两个月，任伟光也选择了离职——原因不言自明——随后出任摩托罗拉公司副总裁兼北亚区个人通讯事业部中国移动业务部总经理。
饱受诟病的还有西门子特有的内部“双头制”管理。在西门子所有业务部门中，都设立了两个最高领导，一个是商务总裁，一个是财务总裁，手机业务也不例外。前者负责实施市场、销售、产品等外部策略，而后者负责财务风险控制，直接向德国总部汇报。部门每一笔开销都要经过财务总裁的批准，包括广告费用、市场促销活动等。
这种事事都要经过两人同意的管理设置，自然让西门子不能及时对瞬息万变的手机市场做出反应。2004年，当时海尔手机在国美北京所有的门店做了为期3天的促销活动，而产品正好是和西门子直接竞争的中低端机型。中方销售人员曾提出方案，要求以牙还牙，预算也没有超过50万元，但是送上去一周后，却迟迟没有答复。直到后来海尔的活动结束4天后，西门子的销售人员才知道，商务总裁是签字同意了的，而财务总裁却以“难以看到真正的市场效果”为由否定了该方案。事后，不少销售人员情绪比较激动，认为财务总裁是会计出身，并不熟悉真正的市场业务，否定得毫无理由。
但这种反对的声音并不能改变西门子手机的命运，在2004年10月，原西门子移动集团（ICM）和西门子信息通讯网络集团（ICN）正式合并，成立西门子信息通讯集团后，外部普遍认为原来主管中国区网络业务的德国人韦思德成为新集团的中国区总裁，意味着西门子已经将赌注押在网络设备和无绳电话上，而手机业务将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