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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债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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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牛根生拿出自己2002年在蒙牛所得的年薪和红利,给大家发了伊利1998年所欠的年薪,替老郑把这笔“债”给还上了。
牛根生一干人于1999年离开伊利,然而,他们与伊利的工资纠纷直到2002年才划上一个“郑债牛还”的句号。
按照伊利的年薪兑现惯例,1998年的年薪要到1999年才能兑现。1999年,牛根生等十数人离开伊利后,公司将他们1998年的年薪全部扣发(其中包括牛根生的年薪)。
打电话要,不给。上门要,也不给。
蒙牛人忙于创业,只是偶尔盯盯老账。一方一年半载去要一次,另一方一推再推迟迟不给,一拖拖到2002年。
无奈,上诉打官司。答复: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十几个人说:没有呀,我们中间讨要过几次,间隔没超过两年呀。法院说:拿证据来。这下,十几个人傻了眼:电话催讨,没录音;上门追索,没字据——何证之有?
于是,这工资的事就黄了。
大家都自认倒霉,以为这事就算完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牛根生拿出自己在蒙牛所得的年薪和红利,给大家发了伊利当年的欠薪。
牛说:大家1998年在伊利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最后因为我的缘故而免的免、走的走,现在郑大哥不给这个钱,我替他来还!
七、“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
没有“三曹会审”,是非不明;没有“三维透视”,善恶难辨;没有“三套方案”,优劣难断。
有人戏言:老郑站在云端挥了48鞭,赶走48头老黄牛;下到地面挥出第49鞭,结果扑过来一只大老虎……
老郑无疑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他的形象也绝非一张“脸谱”所能概括。但在他的哲学中,“黑白二分法”大概占有相当比重。否则,当初也不至于把那么多人当做“牛派”;退一步讲,即便真是“牛派”,也并不意味着“一牛到底”呀。
老牛则是“一分为三”的忠实践行者。思谋一件事,好的、坏的、中性的,他都要想遍;裁定一个纠纷,正方、反方、第三方,他都要听全……没有“三曹会审”,是非不明;没有“三维透视”,善恶难辨;没有“三套方案”,优劣难断。
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大概也影响到他们的管理。二分法激化矛盾,“对付好人有办法,对付坏人没办法”;三分法平稳过渡,“团结好人心连心,瓦解坏人招对招”。
2002年7月,蒙牛高层到香港考察市场。
蒙牛牛奶战无不胜的法宝之一,就是“免费品尝”。香港市场也不例外。但香港毕竟是发达的国际大都市,这里的人工特别贵。一个导购员,一天至少付费300港元,差不多抵得上大陆导购员一个月的底薪。
当时,蒙牛牛奶入港才5个月,尚处在市场开辟阶段。当我们步入一个有导购员的超市的时候,只见一位身着蒙古袍的女孩端着一个盘子,上面盛了若干杯牛奶,还搁着一个蒙牛包装盒,邀人们免费品尝。在我们所考察的10分钟里,她一刻不停地说,不带换气地讲,积极、热情、主动、繁忙,遭到一个顾客拒绝,又毫不气馁地迎接另一位顾客,试饮率非常高……于是,我们感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香港人就是敬业,人家拿多少钱就给你干多少活,不知疲倦,毫不偷懒。
回到宾馆开会时,大家再次感慨。但老牛却说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观察结论。
他说,咱们的导购员的确没得说。但是,你们注意过没有——我特别数点了一下——这个商场里有七八个品牌的牛奶有导购员。可是,你们看到其他品牌的导购员在干什么?他们的活动甚至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香港人敬业,不是就给蒙牛一家敬业吧?难道蒙牛给导购员的钱比其他品牌高10倍?所以,特殊性只有放到普遍性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才真的有意义。这个事情的特殊性,可能有两点,一是导购员知道我们要到商场,二是这位导购员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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