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拯救的种种努力，正是自己的仅存的道德行为。
——詹姆斯
当孩子离开父母独立走向社会的时候，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时代已经结束。经过一段磨难之后，才能学会“独立生活”。甚至，有的“孩子”已组建家庭，在已为人父或为人母后，他们还不会“独立生活”。
人类较之动物更具“可怜天下父母心”，“捏在手上怕飞,衔在嘴里怕化”，这种方式对孩子其实没有好处。
在这点上，人不如动物。
动物对下一代的教育是告诫：“必需具有健壮的体魄，必需具有独立的觅食本领。”
所以，动物在“家庭”中也执行“优胜劣汰”法则。体弱的苍鹰还在襁褓的时候，就准备“出局”。
苍鹰有一个严格的生存训练法则：半年，父母停止供应食物，自己必须“离巢”。这样，雏鹰必须不断磨练自己的翅膀，倍受饥饿的折磨，以便日后展翅腾飞。这种看似残酷的做法，对苍鹰种族繁衍确是十分重要的。
认清时代
我们过去的时代，即计划经济时代，对人的关怀和哺育，十分相似于人类的“育雏”行为。
政府的职能，几乎等同于“父母”的行为：社会成员生、老、病、死，都由政府承包。社会成员只要一经参加工作，终生就有了依靠。难怪下岗浪潮落到一些职工头上时，他们都有一句名言：“生是单位的人，死是单位的鬼”。也难怪有的人一旦被推向市场，“依赖”对象一经消失，便惶惶不可终日，忘记了自己还有“翅膀”。
本质上讲，计划经济是一种十分理想化的社会形态体系。犹如太平天国的理想一样：“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杀富济贫”的社会理想，体现了“仁者爱人”的均贫富境界。但忘记了自然界赖以生存的“物竟天择”的进化原则。
当“理想”与“自然法则”相碰撞时，“理想”就倒在了“上帝”的门槛外，再也无法进入天国。
下面有一个故事，想说明的是，人类“翅膀”一经退化，要重新抖动起来是多么困难：
王君，现年58岁，1964年北京某重点高校毕业，后分配至令人羡慕的国有大型企业工作。
晋升的阶梯一帆风顺：职称从技术员、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行政职务从科长—副处长—处长。
这虽算不上“光环”，但也算得上拥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殷实了。
生、养、病完全由“组织”负责。这种“衣食无忧”恬然平静的生活一过就是整整三十五年。或者说，他度过了人生的的黄金档。王君先生肌肤白皙，说话尔雅，踱步平和，为人谦和。经年，小腹也慢慢隆起，有些“雍容富贵”的发福味道了。当时钟旋转到一九九八年的时候，企业效益低下，单位确实再也养不起这雍肿而懒惰的“孩子”时，王君先生下岗了。
下岗之初，王君先生并不像一般工人那么恐慌。他有自己的盘算：就凭我管理偌大国有企业的“经验”，加之那么多“关系”，还怕“发”不起来？还干不过“乳嗅未干”的小青年？
于是，他办了一个公司。
一年下来，他亏损了毕生的“积蓄”不说，那隆起的肚皮也慢慢贴在了脊柱上，白皙的肌肤几经“风雨浸染”，变得又黑又粗。尤其他最以为自豪的满头青丝，也乱得像一个鸡窝，而鬓角处也慢慢被风霜染白了。
他想，真他妈“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了。
他想，我的知识就“老化”得那么快？堂堂全国重点大学的高材生竟弄不懂当今社会的新玩意儿。
他感到，那些过去“十分铁杆”的“关系”，变得如此不中用。一谈帮忙就是“钱”,真是人心不古！
他想，那些小青年怎么那么“精明”，什么“歪门”、“旁门”都懂。谈起“生意经”简直得心应手，甚至有点像“运筹于帷幄之中，决战于千里之外”的将军了。
他想，为什么谈生意要在酒桌上谈，要在OK厅谈，要在什么夜总会谈？为什么还要什么“攻关小姐”？二十啷当的小姑娘成了我的“老师”，背地里还说我是什么“出土文物”？
于是，他关闭了自己的公司。“忍辱负重”去“打工”。难道，这只“公鸡”真的就不打鸣了？
他发现，老板总嫌自己年龄大，还说试用期是三个月。我们当年国家一分配就是正式干部，哪来什么试用期？人家美国的大公司老板，不也白发苍苍，怎么没有嫌他老？那些“小秘”们还说，越老越有成熟男人的味道？
他发现，老板与员工不平等。我们这把年纪还骑单车去联系工作，老板凭什么进出都“屁股冒烟”？我们当年只需给车队打个电话，司机不乖乖把车开来，还把车门打开？咳，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
他发现，这家公司工资还算高。怎么一上班人都变成了一部机器，同事见面也匆匆点头而过，真缺乏人情味儿。我们那会儿，上班时同事间还彼此串门走动，谈谈天、说说地，什么东家的孩子、西家的媳妇等等，办公室拉家常，显得多有人情味儿。
他发现，见一个小小的总经理比见市长还难，还先得给部门经理汇报，由他请示转承。更有甚者，怎么总经理的办公室连一张沙发都不放，只能站着说。站着说话，能说多久？我们那会儿，一进领导的办公室，先落座，后泡茶，领导总是一问生活，二问身体，然后才问工作，一谈就1～２小时，那才是“公仆”形象啦！
于是，王君先生还是没等到试用期满就“辞职”回家了。陶渊明不是说过吗，怎么能为“五斗米折腰”呢？
据说，王先生至今赋闲在家。他老婆告诉我，他正在“调整自己”。究竟是王君先生不适应社会，还是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他老婆还说，“这两年老王经历了不少事，有些细节十分精彩，老王还想写小说了。”
我告诉老王的妻子说：“等他调整过来再写，不然‘角度’取不好。反正，大家都忙，也浮躁，谁有心去一边品茶一边看《茶花女》呢？”
对于我们这种“粗人”来说，有王先生的“下岗感悟”就可以了。权且将这个故事当成是”昨天”与“今天”连接的故事。
告别沉思
沉思，太凝重了。
回过头来看王君先生。
王君先生本人并没有多大的错误。只是两个不同的载体在“对接仓”上出了点什么问题：
——他们三十五年前大学毕业，又是重点高校，并是“高材生”，当时他掌握的知识可称“前沿”，照今天的时髦话儿也十分“酷”。三十五年前，没把他逼出“鸟笼”，因为那会儿，他的知识应付工作绰绰有余，不然怎么能当“总工程师”？
——他已习惯于“一杯茶，一张报，办公室内说说笑”的生活。虽然王君先生谈不上富裕，但也“清静无为，衣食无忧”了。依赖与懒惰是人的劣根性决定的“思维定势”。
“经验”的巨大惯性，会使人变得“近视”。看不准和握不住早已改变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脉搏。所以，王先生观察事物往往错位。因为，当时他1.6米的个子，在“武大郎”的眼中已是巨人了。
——教育的“积淀”形成了“人格定势”。
“人格定势”一经形成，除非再经长期的“重新教育”，否则，改也难。
所以，王君先生才会在下海经商或打工生涯中，显得同周围环境那么格格不入。他总在“隔海观潮”，总站在边缘地带，总感到别扭。
王君先生本人并没有多大的错。
如果我们的教育早在三十年前提出“综合素质”，提出“知识更新”，提出“重读进化论”，那么，王先生可能会好一些。
如果我们的社会早一点意识到“大锅饭养懒人”，早一点意识到人的“翅膀”三年不用，就会丧失飞翔能力，那么，王先生可能会好一些。
如果我们的社会早一点感悟到，“田园牧歌”的生活不能带来财富，“清静无为”不能使国家富强，那么，王君先生可能会好一些。
如果我们现在还顾及转型的艰难和分娩的阵痛，牺牲的就不仅仅是王君先生这一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