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权力分散化、区域专业化以及产业化的发展
日本政府模型倾向于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以东京和大阪为中心的地带。这两个城市几乎占了日本船舶生产总额的50%。这种集中度与高度发达的经济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情况更常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日本的地理集中与其说是地域经济结构设置不合理（这种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造成的，不如说是政府的强权和干预造成的。政府偏好于政策和机关的集中化，然后，集权制也被引入了日本的私人企业；事实上日本几乎所有的主要贸易协会都位于东京。
经济活动的集中化已使得经济虚弱而臃肿，导致办事上的拖延、成本的上升和生产力的减低。比如，经常往返于东京中心区的人员中，25%的人每天要在路上花费3个小时。东京高速公路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18英里，高峰时间则降至每小时11英里。经济活动的集中性降低了生活质量。东京的人均绿地面积是4.5平方米，而纽约是29.1平方米（1997年），伦敦是25.3平方米（1994年），巴黎是11.8平方米（1994年）。
经济活动的集中性也违反了区域专业化和产业化布局的生产力要求。产业化的缓慢发展接着又阻碍了创新和新公司的成长。新成立公司数目占日本全部公司总数的比例在1972年达到最高的7.0%，在1996年则跌至一半，如表5-1所示。1996年日本的该比例为3.7%，仅为美国新成立公司比例的四分之一，美国自从1983年起一直保持在12%至13%的水平。
集中化必然伴随着全国统一的规章和制度，这又与区域专业化背道而驰，损害了日本的进一步竞争。因为在进一步的竞争中，很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都是相当本地化的，比如同供应商的联系、专业化技术群，以及独有的特定产业组织等。区域专业化可以促进生产力提高并有利于创新。与日本同等大小的加利福尼亚就有很多非常活跃的产业群，比如硅谷的微电子和生物技术、圣弗朗西斯科的多媒体、洛杉矶的娱乐和国防/宇航、圣地亚哥的分析工具等。
日本过去所形成的少量的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群正在衰落，如滨松的摩托车和北陆（Hokuriku）的人造纤维。今天许多地区正试图通过招徕大公司、扩宽工业基础、增加公共设施支出而逐渐转变为东京模式。
日本政府应该放松管制，将关于发展何种基础设施、如何改进教育机构并将其同工业联系起来、如何管理经济活动等的选择权下放。同时，中央政府应该鼓励甚至强制地方发展竞争性项目。地方领导者也需要采取更加自发的行动并制定富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发展计划。
另一个经济权力分散化的适宜的形式是产业群的发展。产业群不仅包括公司也包括供应商、提供服务者、大学研究者、金融机构以及监管机构。它们为企业、政府和其他机构提供了对话的论坛，探讨诸如培养员工所需要具备的技能、改进专业化机构设置、淡化管制、在大学培养所需技术技能等问题。许多美国州和区就是采用产业群自由化发展来作为其增强创新和竞争力的手段。
京都的例子展示了进行区域专业化、经济自由化以及鼓励产业群发展时所带来的生命力。正像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的那样，日本的许多新家族公司位于京都地区，此外还有一些日本最著名的企业，如京扇堂株式会社、任天堂、Omron和三阳化学公司也设在京都。按照CEO就职后公司的市场资本增长情况排名，京都的公司占日本前20位中的4位。该城市有着独立和自由鲜明的特点，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的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4位出自这里。它的创新文化以及科学和技术氛围对技术公司都极具吸引力。
京都的信息技术、材料、精密电子仪器在当地根深位重。一个原因是因为该地区在制陶业、微雕艺术和设计方面有1200年的历史。而且京都也是世界著名的花园、城堡、庙宇、神社聚集地。茶道、插花、舞伎以及其他一些艺术都源于京都。京都是日本shenbigan水平最高的地方，shenbigan从字面上可译为“审美”。著名的艺术公司，如制陶业的京烧和清水烧，以及生产纺织品的京友禅和西阵织公司都设在这里。数百家和服厂商和木版印刷商也设在这里。传统的手工业为琐细的软件设计、芯片设计、装配以及游戏设计提供了很好的学徒机会。
京都地区也以最集中的高等教育学府而自豪；该地区拥有33所大学和11所学院。据说京都的每10个居民中就有1个是大学生或研究生。京都也被认为是人均拥有外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地区。富有才华的海外留学生云集京都，改善了它的创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