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完美的人往往不懂得，转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世界无不在平凡的日子里发展；换一种立场来待人事，无人不在平凡中求得安身。
穷达之间的胸怀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报国之志，追求兼济天下的轰轰烈烈，不甘于埋没于草莽之间。然而在这种壮烈之中，人生的悲剧也时有发生。
文人嵇康跟随隐士孙登在山林问遨游了三年，嵇康向他请教问题，他从来不回答。
将要分别时，嵇康对他说：“先生，您难道在最后分别时也无话可说吗？”
孙登于是说：“你认识火吗？它生来就有亮光，如果不用，那就枉费了它！人有才能，如果不用，那就枉费了这才能！所以保存火光的关键在于有燃烧的木料，发挥才能的关键在于了解外界的事物，如此才能长久。现在你才气很多而见识很少，在当今的世道上恐怕很难自保其火吧！”
嵇康一直没有被任用，最后竟然因吕安事件牵连入狱，被司马氏杀害了。
伯夷和叔齐是周朝初年的两个人物。周文王想请他们出山讨论伐纣王，他们拒绝了。商亡后，他们拒不出山，而且拒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
在儒家理想人格之中，“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嵇康、范滂以及伯夷和叔齐的悲剧英雄命运，原因有很多，但重要的一点，却正是没有真正把两种人格和谐地统一起来。
孔子也曾经用两个人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人是卫国的大夫史鱼，性格非常正直，不论社会混乱或者安定，他都始终挺立于潮头。
另一个是蘧伯玉，在社会稳定时就出来做事，承担职责，在国家和社会动荡紊乱的时候，在他认为时代转变已经无法挽回时，他就把自己像一幅画一样卷起来收藏起来，不再说话，也不再表现了。
与史鱼相比，蘧伯玉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身逢乱世不妨遗世独立，心游江海；若天下安定才可出来辅助明君，安邦定国。这其中所包含的，是一种顺应时势、自甘平凡的大修养和大胸怀。
这种胸怀就是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行事，做到了言行统一，形神统一，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中不愧于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快乐与成功的观念，长寿、财富、功名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如愿以偿的。
每一种社会中，都存在着非个人所能扭转的命运存在，也避免不了有各种偶然的因素。比如政治的清浊、遭际的穷达，总是有许多难以预知的复杂因素。
这就决定了政治清明的时候，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政治黑暗时，偶然性起着更大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在修养和奋斗精神方面，切不可因为上述变化而影响自己恬然自适的风格。
可是我们再深究一句，嵇康和史鱼不能顺应时势，顾不到自己的身家安危，难道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认为不到归藏的意义吗？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以他们的智慧绝不会认识不到这个浅显的道理。他们之所以明知不可而为之，归根究底要落到“知易行难”四个字上。
在唐朝时代，有一段白居易与鸟巢和尚问答的故事。
白居易到杭州做太守，，也有不少佛教界的朋友。这天，他听说秦望山中有一位道林禅师，在一株大松树上搭了一个象鸟巢一样的窝坐禅，被时人称为“鸟巢和尚”，于是就入山参访他。
白居易看老和尚独自坐在高高的树枝上，不由脱口说道：“禅师的住处很危险!”
树枝上的禅师信口回答：“太守的危险比我更大!”
“弟子官居要位，有什么危险?”
“薪火交煎，未曾停息，不是很危险吗?”
白居易有所领会，进一步提出宗门的话头来问:“什么是佛法大意?”
鸟巢和尚用了《华严经》里一句著名的偈颂，简简单单地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意思是说：佛法固然博大精深，但在具体行持中，又要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
白居易听了哈哈大笑，不由说道：“这些话三岁小孩都会说。”
鸟巢和尚并不生气，只是淡淡地回答：“三岁小孩虽能说，八十老翁做不到。”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两句话，现在已经变成人们的口头禅，谁都会说，但真正能够奉行者几希。
因此，能够在穷达之间变通，顺应时势而处世，了解其中的道理是一个方面，能够自甘平凡，扑下身来实行，则是另一个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半高处观照人生
中国古人推崇“行道中庸，师法自然”，也就是说要适可而止，豁达平和，无为不争，知足不辱。
邵雍诗中说：“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这般意思难名状，只恐人间都未知。”饮酒要停留在微醺阶段，美酒饮到十分反而没有味道；花含苞未放最诱人，全开了反而不美。这种意见很难名状，只恐怕人间都没有人知道。
好花看到半开时，可以说是深刻地探究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的微妙。
中庸之道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为人们所贬弃。抛弃了中庸，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以极端为革命为美的流行趋势，成为我们人生的“左派幼稚病”。我们不以为这是一种心理障碍，反而把它当作精神补药。
其实，中庸之道并不像我们所批判的那样，鸭子过河随大溜，或是和稀泥的庸俗把戏，它本身所具有的人生智慧，能够对我们人生提供补益。
中庸是一种对人生明智体悟的达观，讲究的是客观世界的本性，以及人自己依照这个客观世界的规律去做的准则，这种达观能够使人对功名利禄保持淡泊的态度，乐天知命，带着安然的心情度过一生，同时也融合了自由狂放的发展能使人深切地享受快乐的人生。
从接近生活的层次理解，所谓“中庸之道”就意味着进行必要的折中与平衡。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吃一碗还饿，吃三四碗就撑得难受，而吃两碗正好；要喝水的时候，刚开的水太烫，放了半天的太凉，开后放一会儿的水冷热正好；人造地球卫星的离心力小了，卫星会引落地面，离心力大了会飞向宇宙深处，以既不落地又不飞失为好……
这两碗饭，放一会儿的开水，不大不小的离心力，就是中庸。
简单地说，中庸就是择其两端用其中，处世、待人、接物把握到最恰当的那个“度”，它既不“过”，又不“不及”，是“恰到好处”，“最好”。如：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是世界观，是方法论，它涵盖着万事万物。
“温而不厉，威而不猛”——这是待人的“中庸”。
“小钓而不钢，戈不射缩”——这是待物的“中庸”。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审美的“中庸”。
“中庸之道”是辨证的，它的前提是承认物质世界是变化的，对立双方是相互依存和转化的。
“中庸”是到达目的地最近的那条路，“中庸”是不焦不生恰到好处的那种火候。
兴高采烈是生命的花朵在心情缩放，但是却不能太过，因为乐极生悲并不是全无道理，人生绝不应如昙花一现。人生有痛苦，只要没到把我们折磨得形销骨立，就没必要回避，只有痛苦的体会才能让我们懂得快乐的日子，也没有办法回避，我们保能加以融合和协调。
中庸思想的前提是承认物质世界的对立双方相互依存和转化，强调了“和则生物、同则不济”，即对立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才能成物，如果失去一方，事物便不能成立，它要解决事物在发展常态之下的矛盾，使矛盾的双方关系和谐发展。
西晋时李密所作的“半半歌”，用花要半开酒要半醉的意思表达了人生中的适可而止之妙――
看破浮云过半，
半字受用无边……
饮酒半酣正好，
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颠，
马放半鞭稳便……
这种生活状态，可以给自己以发展的余地，予人以超越的方便。勤勉但不太累，出众但不离群，有追求但不奢望，有成就却不张狂。，它既不缺少向上进取的精神，超越了平庸，既不会咄咄逼人，又不自惭形秽。
从半高处观看，虽然未必能达到无名无利，无荣无辱，无烦无恼的境界，却可以做到平和，稳健，乐天知命，在生活中浑然天成，有下里巴人的趣味，也有“阳春白雪”之高雅，既超凡脱俗，又毫无玄机。
工业文明的发展，慢慢抛弃这种境界。人类凭借科学改变这个星球的经验，潜移默化地使我们坚信自己的能力，时刻准备继续创造新的奇迹。
走的太远了，太高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走的太快了，太急了，“欲速则不达”。可以说，从半高处观看人生的哲学给了生活最理想的切入点。
德国哲学家尼采诗中说：
别在平原上停留，
也别去爬得太高。
打从半高处观看，
世界显得最美好。
人生在世，我们要有立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但千万莫贪过分之财。我们要正心，正心而修身齐家，但也要怡情，怡情则浪漫潇洒。食不厌精，但当思一米一粟来之不易。穿着宜雅，但须记半丝半缕物力艰难。饭只吃到六分饱，方能保持身体健康，酒要喝到六成醉，才能体会杜康三味……
对儿女要给予良好的引导和教育，但不过分地逼迫他们。夫妻间要恩爱和睦，但彼此要给对方留一点暇想的空间。
有时，逢人只说三分话并不虚伪，而开放六分则带来许多真诚的笑容。待人以真，然过密则疏，交游宜广，须远离是非。故友有求，当援手相助，但切莫大包大揽。
萍水相逢，可推心置腹，但牢记”防人之心不可无”。请朋友作客，我们要慷慨大方，却谨防给朋友造成回报的压力。到朋友家作客，我们要谈笑风生，但切忌喧宾夺主……
从半高处观看，生活中会多一些和平，多一些真诚，多一些欢声笑语，多一些蓝天里的风筝，多了一些白云下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