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他的新教室听课。他在学校咖啡厅值完了班迎接我。他把在咖啡厅值班说成是“确保炸薯条不要跟垃圾桶靠得太近”。我想到麦克先生在“咖啡厅值班”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在文化遗产课程，没有人会在咖啡厅吃午饭。
午餐值班结束，麦克先生和我走过长长的学校走廊，经过廊桥，来到职业技术高中部。我很喜欢那儿的让人有启思的招贴画、墙壁上的装饰画以及一群群高中生穿行在两边都是教室发着回声的过道里。“还不算太糟。”麦克先生说。
然后他对我说：“还记得你在俄亥俄州的演讲吗——你说强烈的关系能够把学生拉住？”前一年我曾经为全国流浪儿童和青年教育州协调员协会作过一次演讲。
“记得……”
“我一直在想这句话，你是对的。可那有多难啊。我现在做的是，每天上五到六节课。每次我跟那些孩子见面四十五分钟。我能做的没有多少。我感觉自己的双脚是在水泥里。”
那些人造物品以及照片挂满了他教室的墙壁——那些是对他的文化遗产课程的纪念。教室里摆满了视觉实验教具，那是他给学生们做的，让他们观察中世纪时技术的发展。他的讲台上有一罐金枪鱼，一只通心粉和奶酪盒，阿司匹林药瓶以及一只旧汽车驾驶泵。教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开着大窟窿凹瘪下去的黑色垃圾桶。
我坐在教室后面听麦克先生的课。学生的课桌摆成一个圈。麦克先生站在中央，拿起金枪鱼罐和通心粉奶酪盒以及阿司匹林，问道：“你们怎样可以把这些东西送到身体的每个细胞里去？”
学生们给出各种各样的回答：“吃了它们。”“消化。”
“心脏怎么样呢？”他问，“心脏是如何涉及到的呢？”他让学生握紧拳头，用力握紧，六十秒后松开。多数学生的手大概三十秒后就没力气了。他们摇自己的手，试着恢复感觉。
“这是心脏所做的工作。”麦克先生说，“每分钟七十到八十跳，平均一个人一生中跳动二十五亿次。心脏从不休息。它总是不停地工作，把食物和氧送到每个细胞去。”他把汽车驾驶泵展示给学生看。
“这个泵基本上跟心脏的工作是一样的。不过每隔两到三年就要更换。”学生们盯着看，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心脏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问。
“它为什么不会疲劳呢？”
“它怎么可以连续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我想，这些学生有一个像麦克先生这样的老师是多么幸运。他的课那么直观生动。下课后，学生们收起书本，成群结队地离开教室。一个门房进来清扫垃圾。
“你好，保罗。最近好吗？”麦克先生问。
保罗指着角落里那只破烂的垃圾桶。“你要我把它扔出去吗？你用不着它了。”他说。
麦克先生捡起垃圾桶。“你可知道我们拿这玩意儿派什么用场吗？我们把它拿到外面，孩子们砰砰地敲它，然后我们测量声音的速度。我们看看声音到三百码外要多久。”
“那好，那么我不把它扔掉，要是你用得着它。”保罗带着些许不解地说。他笑了笑走了出去。我们也走出了教室，麦克先生把教室锁上。
麦克先生和我每年要一起吃几次午饭，我们总是有很多话要说。我热切地想要听他讲那些关于“孩子们”的故事，打听跟我一起毕业的学生的最新消息。麦克先生以前的许多学生都跟他保持联系。而他也总是很乐意听听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些什么。
我们在饭店火车座落座，我跟他讲自己为给白血病协会募捐而正要参加的三项全能比赛。我担心我会成为跑得最慢的一个。我刚学会游泳，而比赛包括在海里游将近一英里，而且要穿过一个巨大的海藻床地。然而更为甚者，我担心我的自行车。那是辆九十九块钱的自行车，是我在九年级时同屋马里恩送给我的，差不多买了有十一年了。那不是辆赛车，轮胎又厚，速度又慢，车架很重，换档很费力。麦克先生提出让我骑他的自行车，可我决定还是用我自己的。我骑着它更舒服，而且比赛还有一星期就开始了。
“那就尽你的全力。”麦克先生对我说，“不要担心那些个骑昂贵自行车的运动员。他们处在一种不同的状态。他们处在‘祝你一天过得好’的状态。即使你有世界上最好的自行车，他们还是会比你快。你参加比赛不是要赢。你是为了对利莉和你舅舅(他们都死于白血病)表示敬意而去比赛的。”他送给我一只闪耀的红苹果形状的小别针。上面写着：“我改变世界——我教书”。
“我把这个送给你，”他说道，“因为——你教我。你是教师。你在教别人如何做些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我自豪地把那只苹果别针别上我的书包。每当看着它，我都会想起麦克先生，想到他是多么独特，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不仅是教书，而且也是向自己的学生学习。
“嘿，水果蛋糕！带上你的头盔了吗？”在我们上驾驶课的第一天，麦克先生问道。
在昆西玛丽娜湾的一个停车场，我第一次来到他那辆褪了色的红色小丰田雄鹰轿车轮子后时，我的汽车知识非常有限。我得先想好开车的顺序。首先，把车钥匙插在点火器里，调整座位和反光镜。好了，接下来呢？把排挡放在开车挡或是倒车挡，再检查一下反光镜。“哪个是刹车哪个是油门？哦，我以为是反过来的。我要两只脚一起踩呢还是用一只脚？”
“噢，老天。”麦克先生说道。
对于一个二十四岁的哈佛毕业生，碰到汽车我还像个幼儿园小孩。
麦克先生开始教我开车时，我对驾驶害怕极了。汽车是件危险的武器。如果我不清楚我在干嘛，我会把人杀死的。
麦克先生刚开始时在小侧路上教我。每当我们要穿过忙碌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就停下来换位子。“你还没学会就让你在这里开车是不公平的。”他说。
我同时也在上驾驶课。我的教员跟麦克先生不同，他把我带到昆西最繁忙的地区。他把指令大声说给我听，然后我马上就得照着做，大部分时候都自己开车。我们转弯时我从乘客座位上紧紧抓住方向盘，然后从教练车乘客座位一侧猛踩刹车。
“你全都替我开了，我怎么能学得会开车呢？”我不耐烦地问他。
我第一次上高速公路开车是在我们学了几个星期后。跟麦克先生在一起，我胸有成竹，知道该怎么操作，尽管自己仍然有点胆怯，因为我从未开过每小时四十码以上的速度。我们沿着坡道前进着，麦克先生的声音引导着我：“再加点速度，再加速。好，好。”我做了个深呼吸，感到很平静，因为我信任麦克先生。我知道他绝对不会让我做任何不安全的事。“加速，再加速。好，好。”哇呜，我每小时开到六十英里了。
麦克先生去年退休了。他“退休”后打算每周继续到西尔斯中学教四十个小时。他在昆西高中全职教书的同时每周到该校工作二十小时（为了让他的两个儿子上大学而不背上债）——可是他就是无法离开教书这个岗位。
他离开了西尔斯，在他“退休期间”，现在在马萨诸塞多彻斯特的圣彼得教区学校给三十名黑人和拉美七年级、八年级学生上文学、社会学和宗教课。我在寒假前最后一天去参观了他的班级——全班学生正在搞庆祝活动。在教室一角是麦克先生从家里带来的人造圣诞树。圣诞树用学生做的物品和贺卡装饰着。
教室一面墙上挂满了照片——有些是昆西高中学生的，另一些是他现在的学生的。有放学后他带他们出去的“小型野外旅游”照片，三个五个一起出去，这样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单独跟他们在一起，这样他们可以逐步信任他。
麦克先生走过来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学生们围了过来，问我有关哈佛大学的情况，关于写作，关于摔跤。一名男生递给我他写的两个故事，然后，在我看的时候他害羞地走开了。学生们觉得好像早就认识我似的，因为麦克先生跟他们讲了我的很多事。《波士顿环球日报》上刊登的关于我的一篇文章贴在一面墙上。学生们检视我的头发——有点红的紫色头发——拿它跟文章照片里我的黑头发比较。“你的头发变了。”他们责怪我，怀疑我不是那个真正的萝拉莉。
几个学生在下棋，那是麦克先生带来并教他们玩的游戏。“我喜欢让他们在空余时间有事情做，做那些让他们思考的事情。”他说。
麦克先生让他的几个学生给我写信。一名叫丹尼拉的黑人女孩，高个子，留着长辫子，写信告诉我在过去一年半里她从一家收容所搬到又一家收容所。她，她妈妈和两个妹妹住在一间房间里。今年她没有得到生日礼物，她妹妹也没有，但她努力不让妈妈烦心，因为，她在信中写道：“她在为我们做最大努力。”我马上就给她回了信。
麦克先生放学后还留下来，因为学生们似乎就是不想离开学校。他们围着他的讲台喧闹着，把最喜欢的CD放到CD机里播放，问了麦克先生和我无数个问题。
“麦克先生，寒假里我需要做什么作业？”丹尼拉问道，从他肩头看着成绩本。
另外一名学生试图引起他的注意，紧站在他面前。“麦克先生——麦克先生——爸爸。”她说，不耐烦地颠起脚尖以便可以离他更近。他一点也没有被打扰，把他的关注轮流交给每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