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先生在波士顿北部的梅尔罗斯长大，后来上了波士顿学院，那也是他父亲上过的学院。“我父亲说学院太大了，但我坚持要上。”麦克先生告诉我。他想读生物学专业，可招生主任告诉他他高中成绩太一般。“我感到他们认为我很笨。”麦克先生说。他读了一年的经济学专业，但无法放弃读生物学的梦想。他在波士顿学院感到很失落，因为学校是那样大。一名学生提到了位于佛蒙特的更小些的圣迈可学院，建议说他可能会更喜欢它。他于是跟圣迈可学院联系，问那里的招生主任他是否可以读生物学专业。主任说行，于是麦克先生第二年就转学到那里。他读书非常用功，努力达到生物学专业的课程要求，同时还额外去上获取教师资格要求的课程。他毕业后给波士顿学院的招生主任写了封信，告诉他他们对他能力的评估错了。
麦克先生认为学校应该小一些，因为像他那样的学生在如波士顿学院和昆西高中这样的大学校会被忽略掉的。如果有些学生具有强烈的梦想和愿望，他相信他们能够达到自己设定的任何目标，不管他们过去的成绩怎样，不管教师们和学校管理者的劝告是什么。
文化遗产课程这个地方不会用如此多的话语对任何学生说他们太“笨”，不能读生物或者其他课程。
为了补上我放弃掉的化学课，那年暑假我到昆西学院去上化学。在那里，这门课要比昆西中学的高级班好上得多。在春季，我到哈佛延伸学校上了世界宗教课。我每周一次坐火车到哈佛广场去，见到那里的各式人等，听了在街头表演的黑尔·克里希纳斯和瓜特马伦乐队的合唱。那些男歌手留着长长的黑头发，身穿艳丽的刺绣长袍。其中一个边弹吉他边吹口琴。麦克先生认为旅行的经历和独立比设法在学校课排得满满、非常紧张的一天里再挤进一堂课更有价值。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在哈佛延伸学校还上了其他课。我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上了佛教、圣经神学以及心理学与宗教等课程。在麦克先生的建议下，我还上了逻辑和营养学课程“以拓宽我的选课记录”。到高中毕业前，我已经读完了八门哈佛大学的课程。
我的高中教育跟一个典型的为上大学而设置的学习计划极其不同。十年级后我再没上数学课。那学年结束时我的数学课成绩都是差。其他学生继续上学微积分前的必修课和微积分高级班，但那年以后我对数学产生了厌烦。我没跟其他学生一样上许多高级班课程，我的出勤率也从不很好。相反，我把自己投入到真正喜爱的活动去了：跑步，摔跤，到一所小学去做志愿者，跟朋友们一起玩等。
麦克先生跟以前的很多学生都保持着联系。他们在过了很多年后有时去看他，告诉他他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麦克先生和我一直是朋友。1998年6月，麦克先生叫我整理好行装去参加一个两天的旅行，要我在星期五上午9：00在昆西高中门前跟他碰头。我在那里找到了他，他正在把几名学生装上一辆租来的红色大面包车。
“真是好极了，”他说道，“你来做导航员。”我爬上了前排座位。他给了我一盒动物饼干和一张地图帮他带路。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仪表板上。他对我说：“只要看公路图就行。”
我们驶离昆西高中，听着音乐会录音。我们要去纽约市，麦克先生每年要带学生去两次，去上剧院，在伊斯特逛一逛，参观一两家博物馆，参观自由女神像，或是在布鲁克林桥上散步。那些家境好些的出一点钱，那些在高中里像我这样出不起钱的就一分不出。纽约离昆西只有四小时车程，然而昆西的许多学生都来自工人家庭，从未去过纽约。
在面包车里，麦克先生跟我讲有关在蒙大拿的G BAR M牧场骑光背马的事情。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他几乎每年都要带一群学生去那儿。
“我骑的马没有鬃毛。”他告诉我，“只有四根毛，因此我叫它罗得岛。”我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
“你听不明白。”他朝我摇摇头，转向其他学生（他们看上去也很迷惑）。“她没听明白。”
“罗得岛。罗得岛。”
“什么？”
“我的马没有鬃毛（no mane跟Maine（缅因）谐音），只有四根毛可以拉住。我叫它罗得岛。噢，那马真粗野。”他又摇了摇头。
音乐会录音结束了，我们换了一盘利安·瑞姆斯的音带，然后是席琳·迪翁的音带，这是坐在后边的女生们挑的。麦克先生跟着席琳的歌唱着。
为了消磨时间，他让学生们用镇的名字编滑稽的词组。他指着一块写着“VOLUNTOWN，出口十英里”的牌子。
“那个镇的名字叫不能站起来。明白了吗？VOLUNTOWN（跟Fallin' Down掉下谐音），不能站起来。”
我们驶近纽约，经过一座巨大的墓地——那些肃穆的墓碑看上去如同一座缩小的摩天大楼城市，在长方形的大理石墓碑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草。
“那是个墓地吗？”一名学生问。
“不，那些是很小的私有共管公寓。”麦克先生说。那些墓碑靠得那么近，我大为惊异。麦克先生说道：“他们一定是把尸体站着埋的。”
“那么他们在坟墓里怎么翻身呢？”我问。
“他们不翻身。他们用脚尖旋转。”
我们去纽约的同一个夏天，文化遗产课程十周年了，学校当局开始怀疑这个项目的有效性和结构。
这个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学校里许多最聪明的学生都参加了文化遗产课程——它的同学会里拥有上了哈佛大学、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萨拉·劳伦斯学院、波士顿学院和其他有名大学的学生。它也帮助了很多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得以毕业。文化遗产课程学生继续读很多相当多样的大学课程，包括音乐和艺术、表演和创意写作课等，甚至上了烹饪学校的课程。即便如此，许多教师和管理者接受这个项目还是有障碍，因为它的原则跟主校的原则大相径庭。有些人觉得麦克先生没有做“足够的”工作。他只上一节课，可他们不明白他每天做的让学生的生活更顺利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
学校决定把文化遗产课程的地点搬走，并要求麦克先生每天上四节课。那年夏天，文化遗产课程教室里的大部分家具被扔了出去，剩下的被搬到了一个新的不那么舒适的房间。麦克先生告诉我，门房把我们最喜欢的文化遗产课程的教具——那个原木块给扔掉了，我真是气急败坏。那是一段树干，我们常年给它穿着可笑的服装。
麦克先生很郁闷，因为他感到这些变化显示出对他的工作缺乏尊重和理解。他继续着文化遗产课程项目，可是每天大部分时间要上课，无法像以往那样有成效。
第二年，学校当局决定再次搬迁文化遗产课程地点——这次搬到学校的前翼，校长办公室的隔壁——并把它改成为高级班学生和优秀生提供的领导课程项目。它完全不是过去十一年里麦克先生辛勤劳动并付出挚爱的那个项目了。他辞了职，伤心欲碎。
鉴于他的文化遗产课程项目的工作已经结束，麦克先生打算退休。为了纪念他的表兄，他两次走完从波士顿到纽约的为艾滋病骑行活动。他决定自己骑自行车走遍全国——来反省自己三十四年的职业生涯并为设立文化遗产奖学金募捐。
麦克先生给我看他在为时两周半从蒙大拿到爱荷华的得梅因骑行旅程中记的日记。“我想你会喜欢我写的有些东西的。”他说，“我重读时也感到很惊讶。”
“我以为自己会写许多。”他说道，摇了摇头。“我可是错了。骑了十小时自行车，我会坐在饭店里——你知道，我恨一个人吃晚饭，自个儿坐在那里……不过没事，我只要拿出我的小日记本。”他模仿着把餐具推开到一边，打开日记本。“大多数夜里我只写几页——我骑车太累了。不过有一晚我写了八九页纸。我很惊讶。我只是不停地写。”
我坐下来开始阅读……
我为什么教书？不是因为有些人开玩笑说的我不能做其他事情。教师是希望帮助别人的那些人；希望通过教书去尝试的人，尽管有社区不把钱用于支付工资的压力。合格的教师不应该手里拿着帽子去乞求加工资。我很惭愧我出色的工作从未得到回报，它处于那么多的事务中。教师本性都不是咄咄逼人的。他们耐心，经常得不到公平的待遇。不过说实话，我当教师不是为了发财。我当教师是为了跟“孩子们”在一起，为“孩子们”工作。要是能够，我也不会改变我三十四年前所作出的选择。
……学生尊敬教师出于很多原因。没有一种教学风格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学生们在认真听讲、很少缺课或者因为你不能来上课而很失望时，你知道那教学风格成功了。学生们来到我们门口时，他们是带着行李来的。有时候那些行李是很沉重的，需要耐心和理解。好的教师听得到学生没有说出的东西。那些眼神、体态语、简单的话语和举止可以说明很多有关学生来到教室时的状况。教学并不是把事实、日期、公式和词汇传递出去。教学是场历险，里面有这些东西，但需要更多……
我会想念跟孩子们在一起学习。但是，对众多教育家和管理者来说，文化遗产课程项目令人泄气和迷惑。也许我是运气的——十一年——十一个很棒的以学生为本、建设信任的年头。我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麦克先生希望退休，可是由于马萨诸塞州法律的修改，他还得再工作两年才可获得退休的福利。他在昆西高中的职业技术部教应用生物学和技术原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