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某一项目相当红火时，您必须预见它的衰退之日。
到1988年时，我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老板了，几百万的资产，无论如何这辈子也够吃了。按照小农经济的逻辑和规律，我可以见好就收，“金盆洗手”；或者是按现有的已经成功的经验，将砖厂平稳地运行。这两条方案，不管执行哪一种，我都可以坐享清福了。
但我没有选用这两种方案。
我觉得如果是那样，我等于是又回到我的父母那一辈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世观念上去了。
倒不是说老人们那一种生活方式和处世观念有什么不好，我还没有水平指出其中的不好在什么地方，我只是本能地觉得，如果又返回到那上面去，我千辛万苦出来打工干什么？就为了挣一点钱吗？
后来有记者说我是“在奋斗中实现自我，在过程中追求新的财富”。这话听来太书面了，有点像小青年喊的口号似的。同时，文字念起来倒是顺口，理解起来却有些不着边际。
我那时候想得其实很简单，也很实际。我觉得自己的经营水平在良好的大环境中开始施展开了，但是，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不想就此罢休。这有点像举重运动员，平时训练能够举起100公斤，临到上场只举了50公斤，教练就不叫他举了。又有点像喝酒，本来喝个六七两不成问题，可是老婆只准喝1两。您可以把这说成是才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可以说成是没有尽兴。您怎么去猜测去理解那种心态都无所谓，反正，我那时候就一门心思：不想停下来！
当时，是不是继续干这个问题并没有让我费多少脑筋，真正让我反复思索过的是，200多万元现金投往什么项目。
还没有投入时，我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说我想到了也有可能全部亏光。万一是这种局面怎么办？这一点是必须要想到的，正如古书上说的“未行兵先看败路”，假如不愿意想到这一点，决策反而会不周到。
我那时候想到了最坏的一点，我想，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又回到打工仔的行列中去。过去我过的就是最穷最底层的日子，难道还有更坏的后果吗？当然，那是必须在不死不犯法的前提下。
想到了这些，我很快又清清醒醒地想到了避免这一点的办法，我决定始终不伤我的两个砖厂的元气，只拿盈余的200多万元出来拼搏，即使亏光了，砖厂还在，还可以再积累、再拼。
我不会容忍自己回到一无所有的状况。
未来与过去只可能相似，不会完全一样。
这么一思索，我心里坦然了，也轻松了，但并不是说我就会轻率地将资金乱投一个项目。投资不是赌博，不是碰运气。投资肯定是有冒险因素，但那是有目的、有方法的。说句玩笑话：是属于“睁开眼睛跳岩”，不是闭上眼睛乱跳。它是一种凭智力、凭眼光、凭胆量，也凭实力的综合性竞争。它最大的诱人之处其实就在这里，就在于它显示的是一个人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本事。
我自小没有读多少书，那时候也还没有去中央党校学习，对于高深的先进的经济理论几乎没有接触过。那么，我的决策依据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实践中的积累，也就是说，我注意了平常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自己遇到的。我没有把一些让人惊叹的东西仅仅当做笑话或“龙门阵”来听，我经常有意识地在心里过滤出它们当中那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淡水对岸就是香港，那里有许多亿万富豪，其中有的就是在广东长大的人。我从别人闲谈中听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搞房地产起家的。都说全世界公认最赚钱的行业有军火、石油、银行、房地产、高科技等，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我自身的具体条件，我在着手投资以前，心里就有了定位，有两样可以干：房地产和高科技。
并且还进一步地想到了，条件最接近的，可以先行一步的是房地产。
以前想到了而没有动手，是在等大环境的条件。
1988年底，我认为大环境的条件开始成熟了。那时候，已经有了确切的消息说惠阳县城要迁移到淡水来，只是迟迟没有见到正式文件。但那时候大亚湾的“熊猫汽车城”、“壳牌石油”、“核电站”、“惠州港”等几个大工程已经上马了，淡水镇的各级干部也在多次反复发动当地人开展房地产业务。书记、镇长、村长到处动员，磨破嘴皮劝大家征地搞开发。结果，仅仅只有个别人抢占滩头阵地似的在黄金地段小敲小打地征用了一点地，留在那儿准备自己修商业用房，大多数人依然按兵不动等待观望。
淡水的干部们没有办法，这些具有高尚风格的领导们只好硬着头皮带头买地，就像当年深圳初开股票市场时，动员机关干部带头买股票一样。干部们选的多是偏僻的地方，远离公路，他们并不想抢黄金地段，只是想起个带头作用，因为多年来人们已经形成“群众看干部”的习惯，干部们尽管自己面临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搞开发，同样需要做出表率，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真是难为了那些基层干部们，仅仅只要17元一平方米的土地，求爷爷告奶奶都没有人愿意买。
我很赞同《商界》杂志两位记者在写我的文章中写到的一段话：世上所有成功的先例，无一不是基于几个重要前提：对经济规律的真知灼见，对投资项目的了如指掌，对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变动方向及可能性有准确的预见。否则，任何高风险只会带来大亏损。
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些带理论性的东西，我只是根据自己积累的实际知识，一遍又一遍地对淡水的房地产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