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著作就是解放军空军大校乔良和王湘穗合著的战争理论著作《超限战》。
《超限战》自从1999年2月出版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受了到广泛关注，“超限战”已迅速变成国际通用的流行语。美国国防部耗巨资请了二十位美国最好的汉学家，把这部作品翻译成了英文。现在，这本书在美国高级将领中人手一册，美国西点军校也列为规定课外读物。美国海军学院想正式列为海军教材，希望中国授予内部出版的版权。在国内，已经有一百多位将军，二十多位政府部长、副部长，甚至职位更高的人向作者求索这本书。
乔良大校说，《超限战》的军事思想部份承接毛泽东的思想，同时也注入了各国军事理论家的精华。
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中写道：
“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
如果这一命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
为什么说亚洲金融危机孕育了《超限战》？理论界应该在这里发现哪些有效的思想方法呢？
乔良大校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前者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
“美国人已意识到了战争在各个领域的扩展，而我们看得更清楚的则是：所有其它非军事领域正在发生、正在出现的事件，表明了战场的范围和战争的手段有可能扩大的迹象。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了索罗斯对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攻击，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索罗斯对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攻击包括在此前对英镑的攻击都是符合市场规则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谁能拿出一种证据证明，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和操作方式是有规则的？它的运作规则从来就没有建立。不可否认它有它的基本运作方式，但这并不是规则。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特征并不等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具体运作原则。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不少人都在呼吁建立规则，即必须对国际游资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包括对它的交易方式进行限制。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它缺少规则。不过，我们并不打算在《超限战》中谈论金融衍生工具的运作规则问题，而是谈它的实际效果。这个实际效果就是：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偷袭某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将会造成不亚于一场战争的巨大破坏。
我们已经看到，东南亚一些重灾区国家，在这次危机中所受到的损失绝不亚于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也不亚于科索沃战争中的南联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一个国家力量被技术综合充分放大的时代，一种力量要摧毁另一种力量，完全可能不使用武力就达到目的，也就是说，战争完全可能找到它的替代品，而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过去我们都喜欢谈论这样一些概念：战争是政治的最高体现，是政治的继续……等等，把克劳塞维茨语录奉为金科玉律。今天我们却突然发现，在某种情况下，运用非军事手段如金融手段去实现国家利益，变成了当务之急并且切实可行的‘政治的继续’——而不是战争。于是，一个问题便提了出来：以前人们谈到金融战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形容金融攻击象是一场战争，是一种譬喻。而我们为什么不能更深一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把金融攻击本身变成一种战争手段？东南亚金融危机，是我们开始更深入的思考问题的动因。”
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实际上是在探讨以弱胜强的新战法。
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中认为，一个“技术综合时代”的战争规律已经来临。他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努力为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国寻求一个因应强敌的致胜之道。
乔良说：
“超限战要突破的军事界线和限制，正是西方强权所制定划下的游戏规则，因为只要游戏规则对强权有利，强权一般就不会轻易打破它，而只会强迫他国接受并跟著这套游戏规则走，以确保强权永续不坠。
超限战的提出，就是要凸显美国强权能一手制定，另一手又能改变现存国际原则的荒谬。美国一九九一年用‘主权不可侵犯’为由，以战争手段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当美国认为有必要干预巴尔干半岛问题时，却用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标准‘人权高于主权’，大规模介入科索沃战争。美国要怎么玩，就怎么玩，国际公义何在，弱势国家难道就只有坐以待毙。
从常理推断，世界上不容易出现某种超限战，能让弱国去长期对抗强权，原因是国家间的对抗主要以综合国力为基础，没有什么神奇的“捷径”可走。
以综合国力的角度看，第二次大战后，全球应无任何国家可以击败美国。结果呢！美军打了三年朝鲜战争吃尽苦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耗了九年，铩羽而归，难道这些是中国和越南的综合国力高于美国所获致的结果。绝对不是。如果没有‘捷径’，以当时中国和越南的积弱贫穷怎能对抗美国。这说明巧妙运用一些非军事手段，是有可能智取强敌的。”
当被问到《超限战》对经商是否有指导意义时，乔良说：“目前已经有一些企业界的老板跟我联系，问如何将《超限战》用到商业中去。我觉得这里面的道理完全是相同的，因为《超限战》不过是一只思维的空筐，就看你往里面装甚么东西了，装甚么东西就是甚么主题。而我不会就思维谈思维，那对我来说意义不大，那是哲学家的事情。我只提供一个框架，让人们装他们自己的东西。”
《超限战》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以弱胜强的新思想和新战法，足以掀起一场管理实践和理论革命风暴。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怎样以弱胜强，打赢不对称的经济战，都是我们产业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理论界思考的焦点。
TCL董事长李东生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20年前我们不读西方管理的书，那是无知，以后只读西方管理的书，那是无奈，因为没有象样的中国管理书可读。”
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不妄自菲薄，迈开双脚，深入基层，把经过检验的毛泽东管理学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管理实践结合起来，中国管理书就不会显得那么没有出息，只有照抄外国人的份；也不会显得那么不象样，远离实际，银样镴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