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自上而下。基层矛盾如果复杂化，上访告状的多，后进村多，基层工作班子建不起来，这种局面在传统落后地区比较普遍。有一个地方的做法比较有效，已在很多省推广了。最初是福建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叫李超的，开始他到闽北山区一个农业大市当市委书记，有13个县市区，674个后进村，上访告状弄得政府无法工作。他是组织部出身，来了后就在市委组织部建了一个下派干部办公室，把干部的三分之一安排到这些后进村去当村支部第一书记。我们这个党的好处，正象邓小平同志说的，他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不能下派村委主任，但我能下派党的干部，因为每一个党员在入党宣誓的时候，誓词中都表示要严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组织纪律你必须遵守。基层矛盾非常突出时，象李昌平这样本乡本土的干部管不了，上隔一级下派一个，这是外来的政治资源，它跟当地的任何派性任何历史的瓜隔、任何宗教势力没关系，容易办成事。来了后，挨爱挨户吃派饭，所有的开支原部门负责，不从村里拿一分钱，而且一定三年，不许回来。组织部是管干部的，干好了，就地提拔，干不好就地免职，这可不是农委，也不是农业局，是组织部。组织部长来当市委书记，就用组织部门来解决后进村问题。去了后就跟早年毛泽东搞土改一样，等于是来了工作队，访贫问苦，吃派饭，又不拿村里一分钱，老百姓都说好了，来了个青天。那些干部也清楚，干好了提拔，干不好就地免职。他的考核是由上面考核。还真能解决问题，上访率大幅度下降，后进村面貌大幅度改善。象黑龙江一次性拿掉这么多干部，干部资源不足，全国组织干部支援黑龙江，我过去的一个同事在中央工作，这次也去支援黑龙江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关键时候起作用了。自上而下解决了问题，同时派科技部门干部到这些村当科技特派员，帮助老百姓开发山场资源，干好了给奖励，干不好对不起你也要付出。接着就派流通助理、金融助理下去，相关部门做好配套服务。这种自上而下的办法是灵的（我们许多官员欢喜和知识分子聊天，那叫礼贤下士）。这个事第一次是我自己和几个部门的同志去调查了几个点。第二次，我派人去调查的，负责人就是李昌平，他熟悉基层。他回来说一是真的，二是有效。第三次去调查是总结经验。是两个青年学者关于归纳总结，蹲了20多天，回来后写了几万字的报告，形成经验。现在湖南、广东好多地方都在自发地推广。这个李超同志已安排为副省长了，可能还要提升为副书记。这个自上而下的办法关键一点是市委一把手挂帅，组织部操作，是决定性因素。
第二个经验也简单，叫自下而上。基层创造经验是有效，大家不要一筹莫展。我们在基层调查研究感觉到的好经验就是讲实际，少谈理论。中国农业大学一个年轻的女副教授，因为该大学和河南开封市挂钩，其下属十几个市县全都有该校下派的干部，她当时签合同后派的是焦裕禄的工作的地方兰考县，约130万人口，这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黄河河床比老百姓的地高6-20米，地上悬河，一发大水就是一大片。水患比我们县还严重。过去是风少遍地，水患频繁。也是国家的贫困县，和我们县有相似性。（我先讲自上而下因为其见效快，但自下而上是个慢变量，需要我们干部能耐得住性子，慢慢去工作。）这个女教授到县里后当副县长，县里对她的希望当然是招商引资了，动用你在北京的关系帮我们介绍。但她毕竟是老师，关系不是太多。她说我就做点别的方面工作。她到村里把那些妇女组织起来，搞那些腰鼓队、老龄协会、妇女协会、合作社什么的，还直接组织学生直接到村挨家挨户访问。她还动员县里的人大政协干部到村里和老百姓多接触。老百姓高兴，多年来没谁关心啊，这一活动联络，就把村里的良性因素激活了，党员的组织性意识强了，村里的各种样的精英分子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也调动了许多妇女的积极性，和村里对抗的人少了，村里的组织也健全了。有一男的嗜赌，夫妇俩常因这个斗嘴吵架，但妇女协会来了，阻止了。哪个地方都有这些个破事。调解工作不可能靠一个村主任，大量的农村实际工作要靠群众组织来解决。基层局面非常复杂。秋菊打官司就是说明这一点。要学学这个女副县长，理顺群众情绪，组织群众合作社等多种群众自发的合作形式，自下而上的形成组织，培育良性机制，解决自身问题，减少对抗，增加对话，接受上级投资，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农村的和谐社会就一定能实现。农村最容易实现和谐社会，免除农业税后，完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象城市，因为城市里有大量资本家，他和劳工是对立的。毛主席说过，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任何时候都是千真万确的不变的真理。”
在这项研究进行期间，我遍访了几十所国内最为知名的管理和教学研究机构，和一些以理论见长的专家教授进行了近距离的了解。坦率地说，我一开始就不指望在这样的访问中会有什么思想和方法上的收获，因为我对理论界根深蒂固的弊端实在是太了解了。这样的访问，更象是在印证一个不幸的预言，不是件愉快的事。
不过，理论界的公正人士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承认，现在的管理学界，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非常严重，专家教授们“没有做过事情”，对工作目标压力没有切身体会，对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技巧十分陌生，等等。
那么，大多数专家教授在做什么呢？在照抄外国管理学那一套东西。有一种现象是很普遍的，简直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演绎法。一上来，是外国所谓管理大师的理论框框；接下来，是引证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内容呢，无非是老一套，即外国如何如何行，中国如何如何不行，谈起外国案例来如数家珍，偶尔引用了中国公司的成功案例，也基本照搬外国理论来加以解释。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这样的陈词滥调。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不烦吗？
理论界只要保持积极的观察态度，尽管亲身实践的机会少些，实际上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比如亚洲金融危机，是什么使中国企业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如果把这件事解释清楚，在理论上就可以作出很大的贡献。而我国的一些所谓专家教授，当年到外国，学的是外国十几年、几十年前的教科书，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过时的东西，现在还拿着这些东西在国内使劲地兜售。
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注意，在管理学界之外，亚洲金融危机却促成了一部伟大军事战略学著作的诞生，如果对它给予高度的重视，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它对管理实践和理论都能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