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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学生的当头棒喝
圣若望大学是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学校,我在那儿除了担任驻校艺术家,也在艺术系教国画、素描,在商学院教“东亚美术概论”。
最麻烦的当然是“东亚美术概论”,为了让学生感兴趣,我除了在教“浮世绘的时候,亲手示范木版印刷,还在教“金石篆刻”的时候,把印石和雕刻刀发下去,让学生实际体验一下篆刻的感觉。
有个学生就在体验一半的时候,大叫一声,冲出门去。
我追了出去,跑得虽不及他快,却很容易就找到他——顺着地上的血迹找。
学校叫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缝了七针,害我在电话里直对他老爸道歉。
那些糟老头
好比在台湾中学的英文课上,坐着“刚从美国随父母搬回去的孩子”,十足让英文老师头痛。
我的堂上,也坐着一排让我头痛的学生,个个都是曾经在东亚住过多年的美国老头老太太。这是学校特别为老人“放行”的课,他们只要付一点点钱,就能旁听整个学期。
老家伙的问题特多,尤其老头子,大概想在老女人和小女生前面秀,总是举手问东问西。当然,他们也有个好处,就是担任督察员,哪个学生在我写黑板时在下面讲话,就会听那些老头吼:“安静!闭嘴!”(虽然他们喊得声音更吵)
而且自从有这一排老人坐在最后面,当我放幻灯片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学生在后面搂着接吻的事发生了。有一次,一个学生摸黑,想从后面开溜,爱被老家伙拦了下来。
尴尬的时刻
有一天,我又放幻灯,指着故宫收藏的〈四乐图〉,谈中国文人向往的“渔、樵、耕、读”四乐。又放一张我画的〈王维诗意〉,翻译“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闻,白云无尽时”。
下课,大学生们都走了,却见那群老家伙还坐着,然后朝我走来,由个老头儿先开口:“教授,你翻译得真美,也画得真好,我们这个年纪特别能有感触,可是,你不觉得教给那些年轻学生不太恰当吗?他们会不会受到影响,没了冲力呢?”
接着一群老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地附和。
我怔住了,不知怎么答。从小我就背这些诗,背“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些诗有什么错呢?
失眠夜的挣扎
回家,我彻夜难眠,一方面觉得在堂上被浇了冷水,一方面反省难道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年轻人的教育也有那么大的不同吗?为什么我认为该教的东西,居然西方人会反对,而且是异口同声地反对?
晨起,我又到园子里看我的菊花,看林中的叶子开始飘零,湾边的大雁开始长叹着远航。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诗句浮上脑海,心头有一震,我发觉自己正有着追求“渔樵耕读”的感觉。大概一家团圆了,生活安逸了,对自己的一点成绩也有些满足,加上将近四十岁,身体逐渐不如以前,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放慢了脚步,走向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婴儿境界;有了陶渊明“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的感慨。
是啊!想想因为秋风起,怀念起家乡莼菜鲈鱼,把官印一放就回乡的张翰;还有同样辞官不作的陶潜不都是四十岁左右?我而今,住在这林间,教教学生、种种疏果,吟吟诗、作作画,不是很有古意吗?
文化的反省
但我是否就此逐渐走向平淡?就此步入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如果说我还算年轻,那么对大学生不宜的人生态度,是不是对我也不合适?会不会从小背诵的那些诗词,其中的遁隐和出尘之思,对我有了负面的影响?
还有,从小我临摹的古画,包括我老师示范的画,上面总画着山水间,一个穿着长袍、拄着拐杖、踽踽独行的老人,或是茫茫烟水间,一叶扁舟。题的“画名”则多半是“执筇觅句”或“独钓寒江”,那许多与世无争的画面,会不会影响了我?
我的内心开始挣扎。
◎中国人,为什么你爱做骆驼?
是虎就该入深林,而不该落平阳;是龙就该进入大泽,而不是游浅水。
自从搬到湾边(Bayside),我就常带儿子在屋后的森林小路慢跑,跑到附近的一个淡水湖。湖里有莲花,四周是树木,夏天莲花盛开的时候,映着天光树影,很有印象派画家莫内的画意。湖上有鸭也有雁,雁都是黑头黑颈,颊上带一条白的加拿大雁(Canada Goose),每天傍晚可以看见那群大雁,使劲拍着翅膀,好像在湖面跑步似的起飞,有时候居然要跑上三四十公尺,才能渐渐离开水面,再慢慢盘旋升空。
练飞是为了远扬
我常欣赏这些大雁,它们好像飞机,需要长长的跑道滑行,那是因为它们的翅膀特别大而长,仿佛拿两把特大的扇子扇风,费上许多力气,还扇不快。不像我家后院的雉鸡,翅膀短短宽宽的,我才接近,它就能啪啪啪啪一下子飞进树林。
但是大雁也就因为那特大的翅膀,只要到了高空,便能靠着空气的浮力,一飞千万里。
看雁阵习翔真有意思,总有一只带头,而且一边飞、一边叫,不知是发号施令,还是相互呼应;更令我难解的是,它们每天傍晚都排队飞上好一阵子,然后降落湖面;却不知哪一天,飞着飞着,突然朝远方而去。从那天开始,湖上就可能一下子空寂了。
我常想,是什么力量使它们一定要迁徙?是谁规定时间,使它们到那一天,就决定远行?
做大雁还是雉鸡?
我想不出答案,只知道如果不是生就那么强大的翅膀,它们绝不可能远扬;如果它们不远扬,就白有了天生不凡的才具。如果留在湖上,它们的大翅膀,反而会比其他的野鸟弱势,这么说,人也可能一样——是虎就该入深林,而不该落平阳;是龙就该进大泽,而不是游浅水。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做只能一飞千里的大雁,就得忍受缓慢的起飞;那些急于出头,想拍两三下翅膀就升空的,只堪做只雉鸡。
于是我又想,那每天苦练飞翔和在水面跑步的大雁,会不会正在“骆驼”境界?而当它们飞上天空,看着下面渺小的景物,和无垠的地平线时,会不会是“狮子”境界;至于它们到达目的地,逐渐不再振翅,慢慢随风降落时,则是“婴儿”境界。
只是它们在沉寂一阵之后,又要再次远行。
那么,我是不是也该再一次起飞呢?什么地方会是我的下一站?
骆驼之后,是不是还有骆驼?狮子做完,是不是可能需要回头进修,再做一次骆驼?人生是不是得不断检讨、不断再充实、不断走下已经占有的山头?
腐化的幸福
看看眼前,一切都好极了。儿子上了中学,太太在银行工作,我的硕士已经到手,又顺利进入哥大博士班。
但我是不是就这样下去?这是我人生最高的目标吗?
有一天,我坐在院子里,看着自己种的繁花正得意,突然有一种悸动浮上心头,有一个声音对我喊:
“腐化的幸福!”
对!我们都追求幸福,问题是如果我们安于那个幸福,不再求进步,就会逐渐腐化。
我自己在哪里?
我开始检讨自己。表面看来,我确实应该满足了——在美国举办了几十场个展,我的画已经被许多博物馆收藏,我甚至成为国际水墨画协会的全权主审,许多大学都用我写的教科书。但我画的,是我真正想画的吗?我不是还重复许多传统的东西吗?会不会像我那票“老学生”说的,我活在上一个时代?
记得有一天,我听凶子在弹奏流行音乐就过去骂他为什么不弹莫札特时,他白我一眼说:“爸!你不是也总讲你要画你自己的东西吗?莫札特的音乐,在当时也是流行音乐啊。”
聪明人应该用笨方法学习
他讲得一点也没错!
三十多岁,是我突破的年纪了,只是在我要否定传统之前,是不是该深一步了解传统?
想起大陆名画家李可染的话——“以最大的力量打进去,再以最大的力量打出来”;还有张大千,在画泼墨荷花之前,先狠狠逼他自己画了一阵子工笔勾勒的荷花。
我开始每个礼拜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el History)作研究。
为了“用最大的力量打进去”,我由鸟的骨骼、羽毛的数目和形状开始“学习”。我也在白天到外面作花卉写生,一点一点记下各种花的叶脉、叶序和芯丝。
没错!我是很死板,甚至很死心眼,但只有这样,我将来才更有条件造反。我再做,一次骆驼,是为了再做一次狮子。
发现大师的秘密
接着我决定以当代“画坛宗师”为研究对象。连续三年,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回台湾,为黄君璧和林玉山两位大师整理他们的画学。
第天一大早,我就到他们的画室报到,站在高高的椅子上,用绿影的方法,拍下他们画的过程,而且一边拍、一边发问,再带回纽约一点一点放,正着放,倒着放,慢跑,停格,记录下他们用的每一样工具和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有意思的事出现了——
一向强调笔墨要干净的黄君璧老师,在分析之后,很可能连他本人都不敢相信,他厚重的色彩,其实得力于许多“混杂的笔墨”,那“混杂”丰富了他的画面。从来教学生用笔爽利的林玉山老师,很可能真正能表现力透纸背的东西,反而是用笔的迟滞,那迟滞使笔触里有更多的精神。
也可以说,两位大师都因为反璞归真,达到了最高的境界。那返璞归真是“稚拙”,那“稚拙”是“婴儿”。
?中国人,你为什么爱做骆驼?
此外,经过钻牛角尖,研究每一种花鸟的细节之后,我发现在宋代达到颠峰的中国花鸟画,后来却因为一味“临古”而每况愈下。
中国人多妙啊!
大自然是那么好的老师,他们却总在临摹,写文章要“掉书袋”,写字要说自己学的是“王字(王义之体)”“颜字(颜真卿体)”还是“柳字(柳公权体)”;画画则要强调自己是“北宗”、“南宗”以及师承何处。
结果,有了形式,失了内容;有了表相,失了灵魂;表现了玄妙,却空空洞洞。
走进故宫博物院,我看到一群骆驼,却不见几只狮子。
中国是怎么衰落的?
是只知比赛做“骆驼”,鼓励背书、临摹,却不鼓励做“狮子”和“创新”造成的!背书与临摹没有错,错在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标榜古人。
当局该做的事?
我的《翎毛花卉写生画法(The Manner of Chinese Bird and Flower Painting)》、《白云堂画论画法(Inside the White Cloud Studio)》陆续出版了。很幸运,故宫博物院院长、副院长和历史博物馆馆长都为书写了序,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也给了奖助,他们都说这是最有意义的研究。只是我常纳闷,这种为国宝艺术家保存文化精髓的工作,应该由当局去做啊!
即使到今天,当局又做了多少?
◎少年老成的可悲
如果我有一个在背后盯着、惟恐我一刻不读圣贤书的母亲,我能有今天吗?我的想像力能够在往后的岁月驰骋吗?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着八十岁的老母,回到她暌别四十多年的北京。亲人都还在,且添了许多子子孙孙,母亲仍能拉着病床上的老人一起掉眼泪。而我最惊讶的是,原以为只有我老娘会做的烙馅饼,怎么连我堂姊的女儿都能烙得一模一样。至于那些晚一辈,对我感兴趣的,则是为什么我说的许多话,竟是他们早已不用的北京土话——“您怎说的就像我爷爷讲的?”
太师椅文化
有一天去一位亲戚家,主人特别让我坐个黑不溜秋的太师椅。到北京一个多星期了,跑了北海、颐和园、圆明园,又上了长城,我坐骨神经痛的毛病正犯。坐进那椅子,把上身紧紧靠着椅背,觉得好舒服。
“这椅子真舒服!”我说。
“什么?”旁边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叫了起来:“天哪!硬邦邦的难受死了,我宁可坐地上,也不坐那太师椅,那是老人坐的。”
“真的啊?”我笑问他:“那为什么以前的人都坐这种太师椅呢?”
“都是老的坐,所以叫太师椅。”
“那么年轻人坐什么呢?”我又问。
“年轻人站着,年轻人算老几?”
年轻人算老几
年轻人算老几?
回到旅馆,那句话还响在我的耳际。
为什么在传统的中国,什么都以老一辈为中心,连椅子都不例外?
老人领导了一切,老人说的就是对,因为他比你多活了几年。老的品牌就是好的,有古意就是高雅的,学画先要师古,学文先要熟背圣贤书。
问题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有年轻人的眼睛与心灵,可以表现他们想要的东西,何必一定“言必称古人”呢?
为什么同样是古国,在意大利抬起头来,看到的全是古迹,那些大理石像上的灰尘和鸽粪堆得老厚;有些古城,活像回到上上个世纪,但是意大利人设计的时装、家具,却又都是最新潮的呢?
禁锢的心灵、老去的文明
课堂上那批老家伙的声音又响在我的耳边——
“年轻人应该学年轻东西,如果太早灌输他们退隐、退缩的想法,恐怕会影响他们的动力。”
于是我想,我们自小读的论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还有那处世箴言“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吃亏方是福”、“退一步海阔天空”,会不会影响了正该往前冲的年轻人?
“十年寒窗无人问,”为的难道只是“一举成名天下知”?读书的目的难道只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果年轻人真这么学、这么想,会是国家之福吗?
更重要的是,那十年寒窗,可能正是人一生中最浪漫、最具有创意的时候。没错!那可能还是“骆驼”的阶段,理当拼命学习;只是如果这学习,使心灵僵化了,把思想禁锢了,当有一天功成名就,想回头重拾“五陵少年”的情怀,还办得到吗?
年轻人要自觉地超越
我开始感谢中学时母亲对我的放任。那时候,她已经老了,老得不愿再要求我,所以我能一大早搁下一句话“我去爬山”,她再回一句“早点回来”,我就能在深山里冒险一整天。所以当我念书没心情时,我能写文章、写诗,而且把那些灵感用到我二十三岁的处女作《萤窗小语》之中。
如果我有一个在背后盯着惟恐我一刻不读圣贤书的母亲,我能有今天吗?我的想像力能够在往后的岁月驰骋吗?
我后来的拼命用功是自觉的,自觉我应该超越,自觉生命是无法逃避地往前走,而非功名利禄在前面诱惑、父母师长在后面鞭策。
管你怎么说,我非走不可!
古老的椅子不适合少年人坐。同样的,是否古老的思想不适合少年人学习?年老的价值观不适合少年人遵循?
就像我的母亲,当她在四十九岁时吼出来的“不要念了”,绝对不等于她在六十岁时忧心忡忡说出的“不要念了”。
那么,孔孟、老庄这些古圣贤,他们会不会也在不同的年龄,在“狮子”或“婴儿”不一样的阶段,说出不一样的话呢?
那些话是真理,是他们历经几十年人生岁月之后的感悟,好比一个从沙漠那边过来的旅人,对正要出发往“那边”去的我说“别去了!那边不怎么样,跟这里也差不多”的时候,我难道就真不去了吗?
抑或,正因为我年轻、好奇、勇于冒险,或心底有那么一股力量在燃烧、在催促,所以,依然往前走去?
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人,正当盛年,却突然辞官退隐,而且被后人推崇为“高士”、“贤人”、“君子”、“典范”?
中国“崇古鄙今”“尊耳卑目”的传统和死命鞭策子女长大,再教他们老成持重,却处处以老人为中心,不以年轻人为中心,使年轻人好像急着老去的做法,是不是害了中国几千年?
大概每个少年都曾有这样的冲动吧——小时候,想自己在树上盖个小房子,住在里面;大一点,想一个人离开家,走天涯。
◎为什么他敢拒绝考试?
从北京,我又带母亲回到她曾经居住三十年的台北。
台湾的经济正在快速起飞,才八年不见,母亲已经认不出家门。原本只见几栋建筑的忠孝东路四段,突然盖满了高楼,成为台北最繁华的商业区。
每个快速走向繁华的社会,都会造成许多迷失的人们,也造就许多觉醒的灵魂。有一天看电视,花莲的半山上,盖着几间简陋的小房子,四周是菜圃和果园。我眼睛一亮,觉得那好像是我纽约的后院。
记者接着访问了两个大学研究所才毕业的年轻人,问他们为什么念了那么多书,却会到这乡间过起隐居的生活。
“很好啊!你看看自古以来有多少功成名就的人,到最后都退隐江湖,现在很多有财有势的人,退休之后也想尽办法搬到山明水秀的地方养老。”年轻人看看四周,泰然地说:“社会太乱了,大家争名夺利,我们看开了,觉得不如过这样自力更生、与世无争的日子。”
我的心头一震,他说的不正是我不久前想的吗?
如果我有一间小屋在水边
他们的话,也使我想起自己少年时,常喜欢一个人到深山里,坐在山涧的大石头上,看看风景,听听鸟鸣,写写诗,找寻一种心灵的宁静与孤危的感觉。
那确实是孤危,好像自己与世隔离、卓尔不群,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爱上层楼”,也可能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望尽天涯路”何必非走出去不可呢?“独上高楼”也可以是一种孤危啊!让自己一个人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大概每个少年都曾有这样的冲动吧——小时候,想自己在树上盖个小房子,住在里面;大一点,想一个人离开家,走天涯。
那个走天涯,可以是走向大世界,也可以是走向小世界。如同我十六七岁时,每次去台北近郊的鸬鹚潭,都羡慕在那里渡船的退伍老兵,还曾经问他们,如果我也在水边盖个铁皮顶的小屋子,不必大,只要能放张床和桌椅,要花多少钱。
不知有多少雨夜,我人在家中,却想像自己置身在潭边的小屋,听雨打在铁皮屋顶的声音,想陆游的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多美!
狮子境界必要吗?
看!我少年时向往而没能做的,这几个名校研究所的毕业生却做到了,他们是由“骆驼”一下子跳到“婴儿”。一个有慧根的人,何必等那戎马生涯几十年,直到自己衰老了,才不得不隐退?
还有,看看毕加索的名作《亚维农的姑娘》,跟非洲土人画的有多少区别?张大千画的泼墨,又见到多少他敦煌面壁的痕迹?郑板桥说得好,“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转入糊涂尤难”。古圣哲早说:“起初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其后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最终却“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
拒绝联考的小子,多酷!
我也想到我高三正为是不是要拼联考而矛盾的时候,建中有个学生竟宣布要做“拒绝联考的小子”,而且以此出了一本书,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那些早早就出家的人,像是弘一大师,能文、能画、能作曲,又留学日本,娶妻生子,好像声色犬马全经历了,突然在三十九岁,正是我的年岁,看开了,遁入空门。
现在有那么多年轻人,才十几二十岁,就看破红尘、出了家,他们不是也放弃了“狮子”境界,一下子进入天真平淡的“婴儿”境界了吗?
“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何必“众里寻他千百度”?对于有慧根的人,只要“寻他十几度”,就可能找到生命的真谛。
是绕一圈,再回到原点?抑或既然如此,就站在那儿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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