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海战最终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李鸿章多年精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关于描述这场战争的起因、过程和失败教训的中外书籍,一百年来已汗牛充栋,满坑满谷,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不断地探究战争失败的深层原因。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有决策方面的,指挥方面的,战略战术上的,自身建设上的…… 随着这场战争硝烟的消散,李鸿章的威望和权势自然是一落千丈,李氏家族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焰。在战事还未结束时,李家父子受命前往日本议和。
据说在赴日之前的一次朝议之后,李鸿章和庆亲王等军机大臣聚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他当场提出,要和翁同龢一起赴日议和。翁同龢当然不敢答应,因为他知道,这是李鸿章对他的报复,当众将他一军。翁同龢跟李鸿章是多年的冤家对头,在海军的经费问题上多有掣肘,最厉害的一次是1891年,他作为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居然向清廷要求停发海军两年的购船经费! 而1891年对于中国海军意味着什么呢?
这一年6月,北洋海军已是第二次出访日本（第一次是在1886年8月,下船登岸的北洋水兵竟和日本人打了起来,混战三个多小时,双方死伤八十多人,中方死亡五人,重伤六人,轻伤三十八人,失踪五人,史称“长崎事件”）,共有六艘军舰,经马关、神户到东京,最后到横滨停留了两个星期。这一次日方一改上次的做法,天皇亲自接见了丁汝昌和各舰管带,日本外务大臣和海军大臣也纷纷出面宴请。可是在杯盏交错之后,北洋海军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当然也刺探到了日本的海军实力。丁汝昌和刘步蟾在访问回来之后向李鸿章汇报说,今天的日本已远不是六年前的日本了,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已经远不如日本了,添船换炮已经刻不容缓了。
这说明海上的军备竞赛已是剑拔弩张,中国已经落后了,而恰在这时,中国自行自动停止两年购买舰船!老李在战争爆发后怒对翁同龢：“你有什么话说?!” 怒对归怒对,议和还得李家父子去（开始清廷派了张荫恒和李鸿章的亲家邵有濂前去,不料日本方面不予理睬,认为级别不够,暗示非要李鸿章不可。等到议和条约签订,两个亲家也就此反目）。李鸿章带了慈禧亲授的议和“尺度”和一班中外幕僚,来到日本马关的谈判桌前,在战争赔款等问题上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不料李鸿章突遭日本浪人小山丰一郎的行刺,弹中左颊,血流不止,引起国际舆论哗然。日本人怕列强趁机干涉,只得宣布无条件休战。李鸿章因为负伤,接下来由李经方接着与伊藤对垒。
李经方曾任驻日公使,了解日本的情况,决心跟伊藤周旋,但几个回合下来,伊藤不耐烦了,威胁说,日本有六七十艘兵舰,正集结在广岛和神户港,升火待发,如果你们明天再不签字,后果不堪设想,连你们谈判代表的生命安全,我都不能保证。李氏父子哪里知道,他们随身带的密码早已被日本破译,日本人知道,清廷给的谈判底线是“割地以一处为断,赔款以一万万为断”,所以就咬住三万万两白银不放,最多折中一下,谈个二万万。
在这种情况下,1895年4月17日,李氏父子用那早已被破译了的密电码,向清廷汇报,在得到允许后,只好在谈判文件上签了字,这就是代表国耻的《马关条约》。事后李鸿章对人说,他一生的事业,至此扫地无余。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举国哗然,李鸿章父子自然成了卖国贼,千夫所指。尤其是割让台湾,又引起了台湾人民的抵制和反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李鸿章没有立即进京汇报,留在天津养病,一切后续事务均由李经方打理。但他还是在抵津的当天向光绪递了一份折子,沉痛地说:“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和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耋,实无能力。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由于国内的舆论呼声甚高,李氏父子不便再去办理割台手续,李鸿章就向清廷要求说,由于自己受了伤,李经方也身体欠佳,请另派他人前去。而光绪皇帝不许,指定李经方必须要去；李鸿章也不许为李经方开脱,事情办不成,仍要拿你们李家父子是问。李经方无法,只得在海上的一条船上,与日方匆匆画押,办理了交割手续。李经方一生从政,除了先后当过几次驻外公使外,基本上是跟在其父身边襄办外交的,可是别的外交事情不出名,却办了这么一件遗臭万年的外交,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李鸿章的马关之行,深深地刺激了他,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洲回来,在日本换船时,怎么也不肯乘上摆渡的日本小船。最后人们只好在两条大船之间架上一块跳板,扶他过去,才算完事。 两年之后,李鸿章的忠实幕僚吴汝纶来到日本考察教育,当他来到马关春帆楼上时,看到当年李鸿章谈判时坐的椅子要比别人矮一截,不由得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人叫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字,表达了深沉的愤慨。 李鸿章,连同整个淮军,此时都一败涂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