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瀚章的学位和官位都比其弟李鸿章差了一截,打起仗来,“帅气”和“霸气”也略显不足,但他有他的长处。他有经济头脑,会“抓钱”,会当家,会料理后勤,周旋人事,办事扎实可靠无二心,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讨上司喜欢的。这可能与他在家是老大,其父初到京城做官时,他必须学会帮助母亲管家,安排全局有关。
李瀚章(1821—1899)名章锐,号小泉、筱泉、筱荃,晚年自号钝叟。他命运不错,除了刚入仕途时碰上连年打仗外,战争结束后就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从湖南省的一个小县官、总理湘军的后勤官,一直升到湖南巡抚、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一生没有什么大的跌宕坎坷,他既没有二弟李鸿章那样闻名中外,也没有鸿章那顶“卖国贼”的帽子,是个非常务实的,有点老土兮兮的地方官。
他是1849年的拔贡,又朝考一等,很不容易。因其老爸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他得以拜曾为师。也许他们父子原本就跟曾国藩有缘,1851年当局分配工作时,他就分配到了曾国藩的老家湖南,在永定县当县官。
不知他的运气是好还是不好,1851年正是洪秀全起兵反清的时候,第二年就打到了湖南。当时他原本要调任益阳当代理知县的,还未及上任,太平军就已打到了长沙城的城门下。湖南巡抚骆秉章立马把李瀚章派上用场,命他率兵把守长沙城的南门天心阁。李瀚章在此之前还从未打过仗,临危受命,身先士卒,居然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虽无显功,也得到了六品衔的奖励,显然清廷是看到了他的忠诚。
他到湖南的第三年,太平天国的势头越来越猛,直逼长江边,这时曾国藩也被朝廷赶回老家来打仗了,李瀚章遂成为曾的忠诚部下,随营差遣。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设立湘军后路粮台(后勤处)时,曾国藩认为李瀚章“醇厚明白”,头脑清楚,忠诚可靠,于是叫他当后勤总管。李瀚章知道,军粮军饷就是军队的生命,就是胜利的保障,他的父亲李文安在安徽战场上脑筋动足,出钱出力,就是因打巢湖时军粮没有跟上,结果引起部卒哗溃,大败而归,连老命也送掉了。这种萧何式的差事,是万万马虎不得的。
但是军队的给养毕竟要有来源,连年的战争,军费开支不断增加,清廷拿不出多少钱来,全靠部队就地筹饷。清廷只给政策,不给饷银。战线不断扩大,筹集军饷的活儿就是个无底洞,李瀚章肩头的分量可想而知。他又在江西主持过报销局,后来去广东专办牙厘(设卡收税),都是专为湘军筹集军饷的,的确颇有成效。难怪曾国藩一再表扬他:“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时常想着要对他专折保奏。
李文安去世不久,庐州(合肥)失陷。李家老家合肥东乡磨店距城只有三十多里地,村里男女老少都在逃难。李瀚章身为长子,这时就把母亲、弟妹都接到了江西,先住奉新,后住南昌。在此先后,他们兄弟都成了曾国藩的帮手。
1862年春天,清军与太平军的对峙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口。太平军虽然由南而北地打过长江去了,但没有继续北上直捣皇宫,夺取全中国,而是挥师折向东南,扑向风光绮丽、物华天宝的江南。这就给了清军大大的喘息时机,同时给了老曾以极大的灵感,调兵遣将,接连作出重大决策。
其中与老李家有关的就有两条:一是派李鸿章去上海借洋助剿;二是派李瀚章去广东,到这个太平军的大后方,兴办厘卡,筹集粮饷,以接济久围在南京城外的曾国荃部和浙江的左宗棠部。
李瀚章和他的六弟李昭庆是这年八月同时到上海的。九月,李瀚章从上海乘船赴广东。李鸿章为创设淮军,还托他在香港采购三千支天字号洋枪。从此，他在广东的任上,为李鸿章的淮军不知办了多少军火(见王尔敏《淮军志》)。李昭庆则被二哥留下,在淮军里带兵。
广东一地历来是对外贸易的老根据地,康熙时代就有十三行专干海外贸易,商品经济非常发达。李瀚章在广东设厘卡八处,每月可得厘金数万两,大大地充实了曾国藩的“钱袋”。李瀚章活儿干得不错,官运就来了,第二年就升任广东按察使,第三年又升任广东布政使(相当于主管财政的副省长),第四年当上了湖南巡抚,从此名列封疆大吏之列。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清廷要恢复经济,振兴市面的时候,他还在浙江巡抚任上大力抓过盐务,议定章程,恢复旧法,招徕“引商”。后来在湖广总督任上也为“盐引”、“盐税”问题动足脑筋,既要严格税收,保证国家的利益,以备军饷,又要不伤害盐商，保证场商、运商的积极性,使他们有利可图。这实际上是历朝历代官府衙门的永久性课题。
过去有种说法,历来办盐、管盐、业盐的,没有不发财的。但凡能与盐业沾上点边的,必是吃喝不愁。李瀚章一辈子管钱、管粮、管盐,但是他的儿子当中没有一个盐官和盐商(他的七儿李经沣后来当上扬州盐栈栈长,那是在李瀚章去世多少年之后的民国时期的事,是沾了他的女婿、国民党的财政部次长张福运的光),官私上下在经济方面对他并无闲言。他为官这么多年,只有为朋友(李鸿章的同年杨延俊之子杨宗濂)受过一次用人不当的告状。到了七十五岁的时候,却为征收“闱姓”税(流行于广东一带的大型赌博活动。李瀚章为筹军饷,主张对其收税,不主张取缔)的事情,引得舆论大哗,受到弹劾。那时已是甲午之后了,李鸿章垮台了,墙倒众人推,李瀚章也成了失势的老马,被人赶回家了。
李瀚章真的是眷恋自己的老家,他从官场上退下来后,本可以到大儿子李经畲或二儿子李经楚家里养老,因李经畲在北京有大宅门,李经楚在上海也有大宅门,哪里都不会亏待他。他却执意要回合肥老家,也许,他已非常厌倦官场,连同城市也厌倦了,也许他真的是太累了。1899年,七十九岁的李瀚章死在合肥老家,那正是李鸿章因甲午战败,遭到全国声讨的时候,也就是李家的好运走到了尽头的时候。他眼一闭,什么都不看了。他一生只看到了李家的上升时期,基本没有看到李家的败落,从这点上说,他的福气不错。 他死后，清廷念及他的毕生贡献,给了很多荣誉,如给予谥号勤恪(勤奋而谨慎),赐祭葬,赐祭文,御制碑文,国史馆立传,赠(追认)荣禄大夫,任内一切处分悉以开复(全部取消);给他的大儿子李经畲(翰林院编修)和二儿子李经楚,“遇缺即补”的优惠(遇到可以提拔的机会,优先提拔)。
他不仅有十一个儿子,还有十个女儿。十个儿子中就算老大、老二本事大,下面的小哥儿们始终没能超过他们。老三李经滇,是个拔贡,当过直隶州知州和汉口造纸厂会办。老四李经湘,亦文亦武,当过淮军的统领,也当过外交官,还办过教育。老五李经沅,国学生,是个职业外交官。老六李经澧,历任嘉兴电报局总办和哈尔滨电报局总办。老七李经沣,国学生,长期在陕西当县官,所以他的两个女儿叫国秦、国邠,都是以与陕西有关的地名为名。老八李经湖,国学生,是江苏候补知府。老九李经淮早逝。老十李经粤是公子哥儿,基本没做过什么事。最小的儿子叫李经淦,也是早逝。
他的十个女儿尽嫁豪门大户,有嫁光绪帝师孙家鼐的侄子孙传樾的,有嫁光绪另一帝师孙诒经的儿子孙宝瑄(曾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的弟弟)的,还有嫁曾国藩的最小的外孙的,即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和上海道聂缉椝的小儿子聂其煐……他们又为李氏大宅门增添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李瀚章的经济细胞源远流长,他的后代中出了几个善于办实业的好手。别的不说,单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就都是他的后代创办的。交通银行的第一任总理是他的二儿子李经楚，中国银行的第一任总理是他的外孙孙多森(李瀚章二女儿的二儿子)。一家人占据了中国两家最大的银行的首把交椅,这是何等的“价位”?
如果说李瀚章一生为官,对子孙后代还有什么其他影响的话,那么他与晚清皇亲、广州将军长善的友谊,无形中对他的后代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他的二儿子李经楚及孙女李国奎一家,长期租住了长善的儿子志钧和志锐在北京的大宅院,即西单以北的著名的粉子胡同中的三个大宅院。那粉子胡同,实际就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珍妃和瑾妃的堂兄弟家。长善是两个皇妃的亲叔叔,她们的父亲叫长叙。志锐、志钧是她们的堂房哥哥。她们有一个亲侄女他他拉氏,民国以后改名叫唐石霞,即是光绪的弟弟溥杰的元配夫人。皇妃还有一个堂房侄女,即志钧的孙女儿,民国后(约在20年代)嫁给了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的曾孙李家炜。这是李鸿章家族近百年来,到了第四代人,才与皇亲国戚“攀”上的亲,而那时,大清王朝早就完蛋了,皇亲们已没落得一塌糊涂了。民国后一些势利的人管满人叫“臭旗人”,而李家人则不然,可见他们的心性与众不同。
李瀚章家四代人与长善家保持了美好的友谊,派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容待后叙),这大概是老太爷不曾料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