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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蹩脚的电视节目，我喝了很多波尔图葡萄酒，这起了很强的难以忍受的副作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半是在沙发椅上面对着那个看电视用的方方的盒子我就睡着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又醒了。我顿时头昏脑涨，辨不清方向，觉得活着比死了还难受。这会儿，我真觉得最好尽快不费什么力气就死掉。后来，我又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死是要费最大的力气的。这样，我就把身子向后仰去，思考起来。
在夜晚生命危机的环游中，我的思绪不知什么时候蹿到了洛那里，也蹿到了他对沃维森的那番癫狂的胡说和我自己在那儿的工作上。我不想说我在夜晚的回顾中已经理解了他的想法，倒是他的那些词语，什么计算机克隆、计算机僚、自动控制中的盲飞等等，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夜里，在睡了一小会儿之后，还有一个可以躲避的庇护所就是妄想。这是走向酒精中毒的第一步，也许已经是第二步了。在这种时候矿泉水是必要的，这是对即将发生的脱水现象的预防措施。不过，生活嘛，总归经常是知识和欲望之间的一种平衡动作罢了。
我决定，留下这一杯吧，然后是矿泉水，最后我还是想明天早晨去上班。我绞尽脑汁，想理清楚洛的思想。如果他自己还没弄清楚，对于我、对于他都一样。克隆，这个只用一个卵细胞制造出来的多胞胎的东西，竟然是我们干的事情。在我的那个处里，我们都穿着牛仔裤和紧身短袖衫，都不抽烟。我们居然都这么令人惊奇地一模一样。可我知道我的出身。等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上真的克隆出孩子来，反正不会是我。我是从我母亲子宫里生出来的，她早先可不像现在这样无声无息，那时她非要生个儿子呢。我是尤利斯·芬德尔的儿子，他是个出生在慕尼黑的开业建筑师，有了风流韵事，生下了我，我可不是克隆的那种人。
计算机克隆，这是洛说的。我想把这个词儿写在一张条子上，想以后问问布莱因。还有计算机僚，这是洛的另一个词。我把这个词写在旁边，为此我还写了几个问题：
“我们在这儿是坐在一个驾驶舱里吗？”
还有，
“我们在操纵那只大鸟吗？”
还有，
“什么样的大鸟呢？”
我拿起纸条，把它藏进我第二天早晨上班要穿的那条裤子的口袋里，我得记住，不能把这事儿忘了。
那天夜里后来的时间我一直醒着，想着莎拉。这是一种让人慢慢地把心揪起来的事。我想着她的腿，想着她的头发一跳一跳的，还有她脖子上的绒毛。我憎恨我们乱麻一团的关系，种种不着边际的念头，危险的念头都冲我来了，我能够觉察到。它们来得这么急，我心里火烧火燎地等待着。
是啊，当我又要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您不动声色地打断了我，弗朗索斯。我正要讲完这天夜里的事儿，它有它的用处，您知道，那可不是一个平常的夜晚，那是我萌发大怀疑的开始。
现在我来讲讲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的布莱因和别的事儿吧。
啊，我本来是充满期望的，那个早晨真的特别叫人高兴，我满脑子想死的念头，脑袋里晕晕乎乎。我让传送带载着我来到工作地点，就因为这张条子在我口袋里，我忍受了将近半个小时。
等到我们的大驾驶舱里刚刚安静一点儿，我在心里把第一个词儿又背了一遍，然后我连同我的椅子一块儿挪到布莱因旁边。
“计算机克隆是怎么回事儿？”
他的眼睛仍然盯着屏幕，只是肩膀稍稍动了动。
“这我还不太熟悉，这个概念嘛，你自己到数据词典里去查查吧。”
“我自己能查个屁啊。”我对他说，我在他的背后扮着鬼脸。
“还有别的吗？”过了一会儿他问。
“计算机僚是什么？”
当他瞅见我的词儿是从一张条子上看来的，就呼的转过身，从我手上抓过那张纸条，一声不吭地看了我的问题，摇了摇头。然后他把条子翻过来，找来一支笔，用很不熟练的书法在反面写上了：
“今晚八点半在北3区彩虹酒店。”
几天以前，我们曾聊起过小酒店，人们在这里可以远离尘嚣，悠闲清新一番。他那时曾提到过彩虹酒店，那是一家爵士乐酒店。我还清楚地记得，就在提到这家酒店时他说过，他本人再也不会到那儿去了。
他在条子上还写了一句：“现在闭嘴！”
然后他把纸条叠起来，塞到我的手上，很神秘的样子，就像从前在学校里传递作弊用的小抄，可不能让老师看见。我环顾四周，这里一个老师也没有，只有一架摄像机放在角落里。
八点半的时候我到了彩虹酒店，酒店里还没坐满，不过声音倒已经有些嘈杂。我在靠边的一张桌子边坐下，订了一杯啤酒。布莱因晚来了几分钟，他向我打过招呼，自己坐在中间的一张空桌子边上，然后招手让我过去。
“干吗在这儿？”我在他身边坐下来时，问他，“我的那张桌子不太好吗？”
我们必须把两个脑袋凑在一块儿，才能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听见对方的话。
“中间的桌子上没有麦克风！”他说。
就在这一刻我心里在问自己，他该不是傻子吧？不过看上去他的理智还是挺健全的。显然，他已经决定向我解释很多东西，因为时间很紧，他马上就开始了。
“呃，计算机克隆，你知道，什么是克隆，嗯？就是从一个卵细胞里培育出来的同质的多胞胎。标准的是母鸡的克隆，对人是禁止的。这种试验的意义在于，极有可能获得用于特定任务的完全同一的个体。计算机克隆可不是从那种卵子里做出来的，它们是用计算机挑选出来的，这在时间里是倒过来干的。计算机挑选出具有最大限度的相同生活经历和能力的人并认为，他们在本质上是最相似的。”
“这可是要捅大漏子的！”
“哈！”他叫起来，“作为我的统计员，当然……”
服务员突然冒了出来，在布莱因面前放了一杯啤酒。布莱因呷了一大口，把酒含在嘴里，一直等到那个服务员听不见我们的说话声，他才咽下去。
“作为我的统计员，当然必须学习，而且必须懂得，人们只要把这种事发生的机率井然有序地提高，那么预报的成功率就会有多么精确。你还应知道，统计中的关键词叫做机率。只有当你的数据库中有了足够多的人，你才能够预报几乎所有的一切，而且——你是十分清楚的——在数据中心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写成了数据，一切！”
“那我们两个，还有尤尔根、曼纳、吉安和菲利浦，还有别的人，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挑选的吗？”
“我们看看吧！”他说，“其中是不是有一个例外？顺便说一下，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工作地点，在数据中心如此，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工作岗位上都要使用这样的人。首先要想办法对所有的岗位进行登记，同时决定什么类型的人最适合于哪一份工作。人员一旦录用，将对他们进行观察，谁能把那份工作做得最好，就录用谁，不适合的人就被撤换，适合的人将被登入后备人员个性档案。采用这样的方式，将会使这种做法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精确。人们把这叫做计算机进化，通过计算机来进行优胜劣汰。不过，我认为，在你那张诡诈的纸条上可没有这个词儿，嗯？”
没有，我还从没听说过这个词儿，与这个词有关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概念。我心急火燎地想弄清楚个性档案到底是什么东西。我问布莱因。
“是这样的，它就像超级人事档案，是在我们的计算机里映出来的你。”
“啊哈，那里边是什么呢？”
“那里边嘛，图波尔，就是你每天在屏幕上所见到的——数字。那里边有我们每天用计算机预报的道路交通状况，新区电子包车的负载情况，还有幼儿园和老人之家的床位占用情况……那是计算机设计的一把标尺，用这把标尺把你所接受的数据进行定位排序。它们不是作为个别的事件储存的，而是按顺序进行标度，它们再由计算机连续不断地从全体人类的事件中查找出来并赋予现实意义。”
所有的数据，我所收集的所有的数据，这是他说的。我所收集的什么东西算是数据呢？我在想。我多大年龄、受过什么教育、在哪儿工作、我怎么挣自己的面包，也许还有几次在警察局里，我在那里面可什么也没说。难道真会有人把我的这些数据当成我的个性吗？我强烈地抗议，可布莱因只是笑笑而已。
“这些魔术般的数字现在是27。”布莱因说，“这就是说，每个沃维森的公民现在每天平均有27个数据进入计算机。与沃维森相比，欧洲其它地方这个平均值是0．02到4之间，但是在那些地方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在这里已经测试过并且应用过的！”
我摇摇头，“今天早晨我起了床，然后去上班，除了跟你和几个同事说过话以外，跟谁也没说过话。然后我回了家，换了衣服，又来到这儿。计算机从哪儿弄来有关我的27个数据的？我知道是平均数。”
布莱因把手伸进裤子口袋，掏出放着π卡的皮夹，他把卡扔在桌上。
“我们一块儿算算吧。”他说，“今天早晨你是让你的个人通讯机把你叫起来的吧？几点呢？六点半。这是第一号数据。你吃早餐了吗？边吃还边看电视了吧？太妙了。转换了几个频道？我们是说，这里就有了有关你对电视节目喜好的第三个信息。你还在个人通讯机上跟谁聊了什么，不是吗？很遗憾，这儿我们已经得到了第五个信息了。然后是坐电梯，出门，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这幢房子的。再就是乘坐新区电子包车，这是第六条信息。开始工作的时间，下班的时间，我们又有了第七和第八条信息。在餐厅用餐，第九号信息。”他笑了，“实际上，要从你那里得到二十七条信息，是很困难的。不过，我们再等着瞧，第十和第十一号信息又是包车和房子的大门。”
“我并没有马上回家，”我打断他的话，说，“我去买了东西，还在游戏厅待了一会儿。”
“哦，太棒了！”他惊叫起来，“这样的话你今天生产的信息可能就超过二十七条了。我们说到哪儿了？第十一条？噢，你买了什么？”
“日用品，只是最需要的。”我说。
我真的是买了日用品，一个面包、切片香肠、一点干酪、三个微型套餐，这些我都给他罗列了一遍，可是还有两瓶波尔图葡萄酒和那本交际杂志我没告诉他，他用不着什么都知道。
“没买喝的？”
“矿泉水，两瓶。”
他看着我的眼睛，诡谲地一笑。
我心里在想，是不是我买波尔图葡萄酒的事儿早就让他窥视到了，因为我在餐厅里从来也没喝过酒。接着，我想起了我早晨的黑眼圈，有几次早晨，人们可以从我的眼睛里清楚地看出我晚上在酗酒。你又有那种醉眼了，有好几次诺拉这样说过。不知道为什么她喜欢上这个醉字了，动不动就说出这个字来，即使她自己以前从来都是滴酒不沾。她发明了一个两个音节的词儿，先说一个“醉”字，然后稍稍停一会儿，她的嘴角往上翘起来，做出一种挖苦的笑的样子，然后像轮胎泄气一样，发出“咝咝”的一声：“醉死……”
“波尔图葡萄酒醉不死人。”我对布莱因说。
他惊讶地盯着我，“你说什么？波尔图葡萄酒， 还是什么别的？”
“波尔图葡萄酒，一瓶。”我说。
我这句刺耳的话虽然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先在头脑里形成，然后再从嘴里说出来的，但也把他如数家珍般的信息清点完全打破了。他查看了他的终端机，他没找到这一条，这才又灌下去一口啤酒。
“我们数到十一了，”我提醒他，“十一加上购物等于十二。”
他狠狠地摇摇头，一边抹去沾在小胡子上的泡沫，“噢，不，十一加上面包和香肠和干酪和谁和波尔图葡萄酒和醉死人和……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二十了，看来我应该这么说才对。”
他固执己见。尽管我感到意外，尽管那不合逻辑，他坚持要把我买的每样东西都作为信息录入数据中心的计算机。没有多少理由再复述一遍，不管怎么说他是这个处里的头儿，他就是干这一行的。如果我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我在干什么，他都应该了如指掌，那也许我就相信他了。不仅是每一件商品，他对我解释说，还包括我的每一个有个人特色的动作，比方说，我用π卡支付、预订，所有这些不仅作为账目在线输人银行，而且还并行输入数据中心的大型计算机。
“所有出自我的一切都进入计算机，”我说，“所有的数据，每个人平均每天二十七条，所有这些信息都跑向了计算机。去那儿干什么呢？它们全都储存在那儿吗？就这样一股脑儿地储存在那儿 了吗？比方说，我于2015年5月15日在沃维森的一条叫做埃德卡的路上买了一瓶啤酒？”
“废话。”他说，“尽管这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会那样想。你必须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不要老是这样计算机啦、信息啦，就像我说的那样，不要这样刻板，也许要有点情感。噢，不，现在我想出来了，要有人情味。”
“人情味？数据中心的计算机收集信息还有人情味？”
布莱因的兴致高涨起来了，他勾画了一幅图像，后来我还常常琢磨，他是不是真的在那一刻勾画了这幅图像呢？从前他是不是真的没有想过或者讲到过关于计算机作为一个有人情味的头脑呢？布莱因为自己想到这一点振奋起来。我的脑子里闪过了洛，洛曾经说过有关计算机作为一个清白的头脑不必承担政治责任的话。我发现，两者是殊途同归。我聚精会神地想跟上布莱因的思路。
“注意，”他说，“你有一个朋友，我们姑且承认你有一个朋友，他是谁无关紧要。你认识他，你知道他是谁，可是从哪儿知道的呢？我是说，你从哪儿知道他的事儿呢，图波尔？好吧，你同他见面，听他说话，我们暂且把这事儿搁在一边，当然这是重要的，可那也得让它在一边待着，先不提它。先说别的事情，这儿是他的房间，你看见了这个房间。这是放在房间里的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时候买的。这儿有一辆汽车，这儿是电视节目单，他已经看过了，也许是和你一块儿看的，要么就是他告诉你的。可能他还踢足球，是一个体育联合会的成员，买了钉鞋、针织紧身运动衫，或者他穿着意大利设计师的鞋，另外还有十来双放在房间里，还有精美的西装、领带，或是牛仔裤、运动鞋、汗衫。他还收集版画，只收集先锋派的那些不出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他出去旅行，到泰国、中国或火地岛，或者坐着公共汽车去德艮道尔夫，还有哈兹。
“你理解我的意思了吗？这样的一个男人决不会是清白无瑕的，不会光着身子站在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蓝盒子里。人们可以对每一个这样的人的背景进行干涉，只要人们需要这样做。他有一个交际圈，他自己就属于这个圈子。他在做着什么，正是他自己所做的许多事情塑造了他自己，也形成了他的交际圈，使他能够与别人比较，使人们能够把他从茫茫人海里辨认出来。所有的人都在做着什么，人们都有一个人际环境，人际环境是由随时随地浪费的物品所创造的。”
他把滔滔不绝的演讲中断了一下，因为他要润润嗓子。
“你是说，”我乘机插话，“你是说，只有充分了解一个人周围的那些东西，然后才能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吗？”
“对啦！想想吧，他不是谁的朋友，要不稍稍好点儿，他是我的朋友，不是你的，你不认识他，也从没见过他，可是每天晚上我都给你打电话，对你说他这个人这样那样。我不是告他的状，也不说他是好是坏，我只对你客观地、不带感情色彩地说，我就告诉你，这个你不认识的朋友今天他干了什么什么，他什么时候起床、去了哪儿、买了什么东西、打了什么电话、谁去他那儿串门、他什么时候睡觉……用不了几天工夫，你对他就有了印象，你就开始认识他了。”
我点点头，这事儿我能明白，我甚至明白得比这稍多一点儿。数据中心的计算机每天都通过π卡获得我告诉它的信息，它已经认识我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更熟悉。
“那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我问布莱因。
“是啊，为了什么呢？从历史上来说首先看到的是副产品，π卡的副产品。π卡结束了号码的混乱现象，这儿一个纳税号码，那儿一个账号号码，邮购商店的顾客号码、建筑市场的顾客号码、个人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驾驶执照号码、机动车检验号码、保险号码……对所有这些号码，每一个服务机构还要附加一个小的密码用来确认身份。你无法想像在使用一个全球通用的π卡号码之前的情况。那时候每个人都有三十到五十个不同的号码作为自己的识别标志，后来就有了π卡号码，这立刻就成为巨大的进步，接着，又在π卡号码上加上了语音分析和识别。
这就好啦，也不用找零钱了，也不用信用卡和消费卡收集中心了，也没有银行保密费了，只有一张小小的卡和卡上说出来的密码。不过，为了能在全欧洲支付和纳税，需要建立一个中心，把所有的在线问题和与人有关的问题，集中处理。这就是数据中心，而且，因为它这么漂亮，人们愿意生活在现实中，而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模拟器里，所以嘛，就建造了这么一座样板城市。”
“沃维森，”我脱口而出，“就是‘住在芳草地’①。”
【① 沃维森是德语的音译，由（居住）和（草地）组合而成。】
我的话听起来实在是不算积极，反而有些玩世不恭，所以，布莱因谦恭地耸耸肩。“你打算干什么，图波尔？德意志人就是这样，当他们最终懂得了用汽车能干什么，他们就建造了沃尔夫斯堡；当他们看了用计算机能干什么，他们就想要一座沃维森。他们来了，所有的一切从来都是完美无瑕，天衣无缝。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副产品也出来了。突然之间所有欧洲人的数据都集中到了这里，有好几年的时间就只他的城区代码，电子包车轻轻地鸣了声喇叭开动了。
“我在想，如果两个同事在同一个晚上到达同一个电子包车的站点，然后有三个小时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此后又在同一个站点乘车离开，那样，计算机会不会发觉呢？”布莱因在苦苦地思索。
“什么叫会不会发觉？”我问，“为了乘车，我们两个都用了我们的卡，这样它就发现了，对吗？”
“对呀，看来这个问题应该是，它对此会怎么想？”
“它想？”
“是啊，它是把这些信息单独衡量呢，还是把它们全部收集起来使用呢？”
“唉，我想，这些事儿我现在好像都弄明白了。”我叹了口气说。
车停了，布莱因得下车了，他嘿嘿地笑着跟我道别，“弄明白了，全弄明白了！要是我什么时候把计算机在干什么全弄明白了，那我马上就跟你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得使劲儿往它的头脑深处钻钻，得想办法掌握它现在又在琢磨什么了。好好干吧，图波尔，以后在公司里可别再胡叨叨，再写什么条子了——那可不是别人喜欢看见的，懂了吗？”
电子包车到我的站点还有三分钟时间，一位穿着浅灰色制服的女警卫在站台上执勤巡逻。我朝她点点头，她也朝我点点头，此外，再没见到一个人。我知道，在她的制服里缝着一个受攻击报警器，每一声辱骂，在她身上的每一次打击，每一次平衡状态的改变，还有每一次超出三十秒钟的运动停止，都会在她的体内触发警报。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几个这种穿浅灰色制服的人在攻击和突然袭击中死去。很显然，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可我还是不理解，她们这些女人在这个时候居然还单独执勤。
到了家里，一条消息正在等着我。
19：37
图波尔，你藏到哪儿去了？我需要你。
莎拉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我不可能再去敲人家的门，所以我也只是回了一封电子邮件。
23：12
我现在回来了，可惜有点晚了，睡个好觉。
图波尔
然后我转到电视上，想换换脑筋，可布莱因的报告仍然盘旋在我的头脑里。
半夜刚过，个人通讯机发出了通报，一张车库门的图片弹了出来，莎拉正站在楼下，在摄像机里微笑。
“你好。”她说。
我为她把电梯开到楼下，我把衬衣的下摆塞进裤子里，把波尔图葡萄酒和杯子飞快地藏了起来。
“你好，我来了。”我开门的时候她又说。
她穿着马海毛织的迷你上衣，与之相配的是一条紧身连袜裤。她的脸好像化了一点浓妆，看上去很性感，也很绝望。在我的内心里又出现了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心突突跳的感觉，这是种危险的预感。
“你喝点儿什么？”我问，因为我没有别的可问。
她咧开嘴笑了，“你不就是有那种波尔图吗，嗯？”
我们两个喝着同一杯酒，她抱怨那种黏乎乎的甜味，还抱怨我的口味。突然，她哭起来，起先是暴怒的，接着高声尖叫起来。我想，只要没有人在墙上敲，就让她发作去。尖叫声渐渐减弱了。
简斯今晚大约六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她，让她为他准备出差三天所需要的东西，再叫辆出租车把东西送到公司里。“他就从不省出二十分钟到家里来一趟，给孩子们说声再见。孩子们从来就不把这当一回事儿，他们认为这无所谓。他们没有爸爸，自从圣诞节以来他们有了最新的个人通讯机，他们还要爸爸干什么？好主意哟，简斯，送给他们这样的东西，棒极了，简斯！”
她就这样诉说了十分钟，十五分钟，我又给她倒了满满一杯，她一口气灌了下去，哈哈地笑着，然后又尖叫起来。最后，一切都过去了，她躺倒在沙发上，又嚎啕了一会儿，然后她的心情好多了，她的绝望不见了踪影，脸上恢复了平静。
“现在孩子们在哪儿？”我问。不料一句话又把她问得火冒三丈，她说，因为简斯从来也没想到要问她这个问题。
她在她的个人通讯机上编制了照看孩子的程序，只要房间里一有很响的嘈杂声，我们立刻就能看到房间里的视觉图像。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能这样做呢。
“什么都有，图波尔。他们还发明了带奶嘴的装配式厨房，有了这样的奶嘴，给孩子喂奶时，当母亲的就可以出去购物了。”
她饿了，她露出了那副饿的样子，我才想起来，我整个晚上还什么也没吃呢。跟布莱因谈了那么严肃的话题，我把肚子都忘掉了。我想给我们俩要两个比萨饼来，可她却拒绝了，她想要正式一点的晚餐。她说，她请我吃一顿着盛装的晚宴，鳜鱼汤加油煎黑面包片，牛里脊加甜土豆，还有麻花豆，饭后的水果是原子冻加热猕猴桃，饮料是香槟。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半了，”我打断她的话，“我明天还要工作呢。”
她用恐吓的目光看着我说：“你不要也跟我过不去！”
整整半个小时以后，宴会服务公司的招待员才到来，他们带来了一切：餐具、盘子、杯子，为我们摆好桌子，然后点上蜡烛。
“祝愿你们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他们告辞的时候说，他们注视着莎拉和我，仿佛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正是用甜土豆的最佳时间。
“你想不到我有多么饿！”莎拉说着，目光紧紧地盯着我。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内心又有了那种危险的感觉，我想起了在慕尼黑的那个晚上，莉莉又回到我的沙发上，用那种甜丝丝的慕尼黑口音跟我聊天。我已经习惯了诺拉的那种小心谨慎，习惯她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忍，从没有匆匆忙忙、风风火火，只朝着一个方向，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我们吃着，莎拉的目光始终没离开我的眼睛。饭菜虽然不多，但是味道挺好。香槟酒弄得我有点晕晕乎乎，不知所措，可她还在一个劲儿地开瓶子。
随她去吧，我想，把刹车松开，随她自己去吧，她想给你什么，你全收下吧。
“不害怕了吧？”她问我。我摇摇头。
我醒了，听见房间里有一种咔嗒咔嗒的声音，我睁开眼睛，看见莎拉坐在个人通讯机前，屏幕上是雷姆和莱奥娜在嚎啕大哭的面孔，她正用可视通讯同他们说着话。
“我马上就回家来，”她说，“再过十分钟妈妈就和你们一起在家里了，你们不用害怕。”
当两个孩子渐渐安静下来时，她关上了机器。
我躺在那里没动，只在被子里向她这边看着。她转过脸来看我时，我假装安静得一丝声息也没有，这样，她在半明半暗中一定会以为我还没醒。她拿了她的东西，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去，消失了。
当我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满足和不可思议的、神经质的恼火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带着这种感觉，我晚了三四个小时走进了办公室。
下午，我下班回到家还不到一个小时，莎拉又站在楼下的大门口了。她带着孩子。我们决定去市场，给孩子们的将是冰激凌和游乐场，给两个相爱中的人的，则是一条僻静的长椅。
在游乐场边的一条长椅上我们默默地坐着，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脸却避开了我。
“我要离开简斯，”她说，“你要我吗？我和孩子们？”
这听起来就像那种令人恶心的、廉价的动物认养中的点名叫卖，一只甜甜的狗带着两只珍贵的小狗崽寻找新的主人的宠爱和认养。你想要我们吗？这一丁点儿也不像那个我第一次认识时的莎拉，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坚强和自信。
我支支吾吾，男人习以为常的顾虑，什么责任啦、房子的大小啦、自立啦等等，突然一下子向我涌来，战胜了我。
“那也好。”她说，她还是没看着我，“让我们忘掉那个晚上，我只是不应该责备自己没想办法争取，你懂吗？事情很简单，如果说我心中有一个人的话，那么就是你，不过不行也就算了。我得走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和孩子们一起去慕尼黑。”她说，“我妈妈在那儿，还有我的两个女友。一切都重新开始。东西都打点好了，昨天，在我到你那儿之前就弄好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走。”
她站起来，叫孩子们过来，他们极少这样听话，这样安安静静地叫一声就过来了。
“生活愉快，图波尔。”她说，“我很激动，因为我们又脚踏实地了。还有，不要因为昨天的事生我的气。我必须试试，我心里不管怎么说是有愧的。”
她没有把手伸给我，也没有吻我，连一丝微笑也没有。她一左一右领着两个孩子，消失了。
贤妻良母，聪颖美丽，身材无可挑剔，诚实温柔，刚刚三十岁，想找一个忠诚的、有爱心的男人，至少是注意到她的存在的男人。
现在您明白了吗，弗朗索斯？有人警告我山在崩塌，我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在坍塌下去。接下来还有布莱因。是不是正为这事儿对布莱因·罗德勒尔采取什么措施？以后我还要一直在他的处里待下去。他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想。可是法律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常常要报复人的。如果您不允许的话，您也就不需要我再说什么别的了。我再跟您说一遍，布莱因跟这事儿没任何关系，真的。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行吗？明天我将告诉您，躲在这事儿幕后的到底是谁。您大概一直以为有一伙人隐藏在我的背后，是吗？我告诉你吧，弗朗索斯，在我背后根本没有许多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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