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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开诚布公地说过，先生，您认为，我用我的废话来让你觉得无聊乏味。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应该是一次审问，对吗？如果您能正确地理解我的话，我可以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给您说。您坐在这里才第三天，而我呢，今天夜里突然感觉到，我对您怕得要死，而我的饶嘴多舌到最后才会给我带来不利，很可能还会有别的麻烦。不过，也许是因为每天夜里冥思苦想得太多了。
怎么，您在这里神经也并不轻松？惟一真正使您感到神经紧张的，恐怕是因为不停地称呼您先生吧？对不起，先生，不过有人对我说，对欧洲法院来的检察官要称呼先生，除此之外，我还能称呼您什么呢？
此话当真？我真的应该跟您讲法语？您是法兰西人吗？您的德语讲得很地道。这真叫我惊奇。不过，要是我时不时地弄得颠三倒四，请您原谅。这都是因为这该死的单身牢房。那么，我现在就继续往下讲吧，弗朗索斯。真奇怪，您叫这个名字。看来一切都要改变，我叫图波尔，这您已经知道了。
星期六的上午莎拉来了。我正坐在那里吃午餐，她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我还没穿外衣呢！她做出一副和蔼的样子，也是为了让我吃一惊，她把孩子也带来了。“我正在路上呢，因为我想，我只能每次都这样匆匆忙忙的……”她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可从她在屏幕上的神色，我却觉察出一定有什么事儿出了岔子。
我住进这所新房子以后，还没有来过客人，所以，我必须首先，也是第一次查看一下“帮助”菜单，看看我该用什么方式为陌生人打开电梯。这实在是举手之劳，只要调出“来访程序”就可以了，这样，所有的门不用卡也可以为来访者打开，电梯开到底层，打开门让客人进来，把他们送到要去的楼层。
我点了相应的图标，慌里慌张地寻找我有客人来时应该穿的裤子和几件破旧的衣服。突然屏幕又通知我，莎拉早已经站在门外了，接着电梯就对这条消息发出通报，说并没有来访者，它不能开动。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弄明白，原来莎拉和孩子们并不在大门那里，而是站在入口处的地下停车场里。我又点了“来访层别一负1”
事情才显得顺利了。我利用这点时间，想把昨天夜里弄出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除掉。孩子们已经蹦蹦跳跳地从电梯里冲出来，单身公寓的那种沉闷和寂静被他们兴奋的尖叫打破了。在莎拉的眼睛里是愤怒和无可奈何的神情，可她却嘲笑我张惶失措的样子。
“出了什么事儿？”我问。
“该出什么事儿吗？他们该轻点儿——我是说孩子们，这儿的人可能还在睡觉！”
这两个孩子，一个是雷姆，五岁，另一个是莱奥娜，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他们把声音降低了有眨一下眼睛那么一会儿。
“好一个魔鬼屋呀！”莎拉说。
可是，这种对单身公寓的状况所表现的惊讶，比对我不冷不热地说些什么，或者问一些让我难堪的问题，要虚伪得多。
这会儿，两个孩子已经发现了我的终端机，可我用的版本比他们在家里用的要新得多。
莱奥娜正用我键盘上的键使它运作起来。
莎拉气得不得了，“莱奥娜，快停下，图波尔可受不了你这样！”
“没关系的。”我说。
两个孩子打开了我的菜单操作系统，找出了一些在他们的版本里还没有的游戏，试着玩起来。
“你怎么啦，莎拉？”我又问了一次。
“唉，全是因为简斯……”她说起来，“他答应过，几个星期前他就答应过，今天我们一起去逛街，你知道，我们全家一块儿去。可是结果怎么样？真叫人没办法，又是一个什么交货期，他要到星期六才能干完。”
“也许真的是这样。”我打断她的话。
“总是无可奈何，每次我要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他总是必须工作，工作！现在我真的已经绝望了。”
“嘿，图波尔，你没有游戏王吗？”莱奥娜问。
“我该有什么样的游戏呢？”我反问她。
“游戏王，最好是新的，叫什么罗马竞技场，或者这一类的。”雷姆叫起来。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游戏王。”我只好这样说。
莎拉为我做了解释，有一种在个人通讯机上玩的系列新游戏，电视里做了很多广告，她说。可我还没见过这类东西，专给孩子们做的游戏总是那一类的花样，不过保证没有暴力和性。人们也可以在商店里买到，然后每星期可以得到一张新的软盘，这种软件在新一代的个人通讯机上的标准游戏机上就可以播放，而且不会损坏。
我既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的游戏。莎拉问我是不是连电视也不看，她也许觉得奇怪，这种东西的广告铺天盖地，所以，购置这样薄薄的盘片，简直就是做父母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昨晚我看了一晚上的电视，”我说，“主要是那个下贱的戈尔斯，可没看见什么游戏王。”
“绝对有，”莎拉叫起来，“节目至少中断了三次，每一次都有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我对这些玩意儿可算是领教了。”
我耸耸肩，对此不以为然，只不过觉得有点儿奇怪。我知道，在戈尔斯的节目里至少有两个广告时段，可我也肯定，压根儿就没插播什么跟这种游戏王有关的广告。我怀疑莎拉是不是有点儿不对头，她显得焦灼不安、怒气冲冲。
她在那张小桌子边挨着我坐下来，我想给她倒一杯咖啡，可壶里空空的。孩子们还在个人通讯机上玩得起劲。
“不过风景真漂亮。”莎拉到底还是说了话。
“是啊，从一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告诉她，我之所以选择了这套有虚拟现实技术的公寓，主要是因为这儿的风景。我们走到窗边，我指给她看，她自己的房子就在机场跑道后面的一个好地方。
“它们看起来完全都是一样的。”她惊慌地说，“我不知道，所有的一切都这么相同，这真是太可怕了！”
“你今天只会灰心丧气，对吗？”
她耸耸肩，这时候她才告诉我，她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原来她觉得自己在家里受压抑，想走出那个笼子，到人群中去，可简斯却让她白等了。
“我现在怎么办？”她问。
“我来给我们俩煮一壶新咖啡吧。”我说。
我在为我的咖啡机编程序时，莎拉让孩子们把游戏调到电视节目上，播出的是卡通频道的动画片。我们又坐下来，绞尽脑汁想找话说，可就是什么话题也扯不起来。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甚至觉得不知所措，可她呢，却想去买东西，闲溜达溜达。
“你还是愿跟你丈夫一块儿去购物，而不大愿意跟一个陌生人去，对吗？”
“一个陌生人！”她嚷起来，“你可是一点儿也不陌生！”
我耸耸肩，是啊，不管怎么说都是不陌生了。
雷姆开始嚎叫：“电视里没有游戏王，我要看罗马竞技场，要看狮子和角斗士嘛！”
我们扭头朝电视机那儿看去，电视里正在播出广告，像什么剃须液、保鲜苹果、新型汽车、新型浴室用具等等，就是没有游戏王。
“我真不明白，”莎拉说，“这倒也好，我们总得做点什么，要不这两个孩子会玩得晕头转向的。”
我建议去游泳，可他们三个人都没带泳装；去买东西，可莎拉的兴致这会儿全没了；去喂鸭子，我又没有剩下的面包。最后我们决定，让孩子们下去，到玻璃穹顶下面的游艺场里逛一会儿。在孩子们玩的时候，我们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去吃点什么。
游艺场只允许二十一岁以下的人进入。我就在游艺场的边上给两个孩子买了每人20欧元的游戏芯片，这已经够他们两个玩一阵子的了，然后，我请莎拉去吃饭。
跟莎拉的交谈没有让我马上就振作起来，看起来她对简斯、对这座城市是这样深恶痛绝、水火不容。她不想再浪费自己的生命，当然也不想再耽误孩子们的生命。这样，她在这儿的心情就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要是今天她能回到慕尼黑，她是不会等到明天的。
“你要去哪儿？到谁那儿去呢？”我问。
“随便，只要能离开这里。”她说。
我几乎不忍心再告诉她，下星期我要去慕尼黑待几天。我已经正式请了搬迁假，回去拿点东西，可那儿实在没什么可拿的，我需要的东西已经有了，剩下的该归诺拉了。不，我真正想做的，是告别。我很清楚，诺拉已经不会再跟我待在一块儿了，她也不会随我到这儿来，而我呢，也不会回到那儿去。这倒也好，咱们各奔东西，不过我不想通过音频或是可视电话和她绝交。
我和莎拉约定，下个星期天到市中心去购物。“逛逛街吧。”我说，“要是简斯有时间，他可以一块儿来，要不然就我们两个人去。”
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莎拉又回到她那个小笼子里去了，为的是等她的丈夫。
我拨通了我的旧号码，我问诺拉，要是我回去，有些事儿要同她谈谈，那样对她是不是合适。
她的爱尔兰人的微笑在我的巨大屏幕上晃过，叫我悲伤、迷惘。“合适，你放心来吧，我在这儿。”她说。
飞机笔直地上升，向右转了一个巨大的弧形，飞过沃维森的一个个小盒子一样的住宅楼上空，向南飞去。我想像着，莎拉正站在下面，看着我飞去，她在招手，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
在慕尼黑我乘坐有轨电车，车厢里热烘烘的，乘客拥挤不堪，有些人身上恶臭难闻。在车子的前边，司机烦躁地发着脾气。车上没有可编程的能自动抵达目的地的机器，而是用驾驶仪，它不断地由一个重要的校正仪进行控制。不过我的心情很好，因为我又要回家啦。
诺拉做了些吃的，她的气色不好，自己只吃了一点点。
“我有事儿必须跟你说。”她开始说了。她讲的是英语，带着很重的爱尔兰方言口音。不过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某种存在的缘故，那是一种越来越深的出自她爱尔兰人灵魂深处的东西，这种东西她用德语是讲不出来的。
“我要回老家去。”她说，“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要回爱尔兰，回家去。”
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解决办法，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想到呢？我们本来可以搬到基拉尼去，找一份随便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有人需要一名建筑师就行，哪怕只是把那些给旅游者居住的空房子改建改建也行。我呢，反正是有工作经历的统计员，我甚至可以同时当记账员，或是采购员。
“我还在见习期。”我说，“我不能没有理由就不干了。”
她长时间地看着我，她很悲伤。
“我没说你，图波尔，我没说你。”她犹犹豫豫地说，“我想，我还是不带你一块儿走。”
“你要一个人回去吗？”
她摇摇头，轻轻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问她，她重复了一遍：“我已经结识了别的人，图波尔。”
这可不是诺拉做的事，至少不是我的做事慢慢悠悠、信奉天主教的诺拉做的。我着手准备一次演讲，我开始讲了，我讲啊，讲啊，口若悬河没完没了。
不管怎么说，反正事情就这样了，当妻子要走的时候，男人们就把她们当成孩子，告诉她们，要提防，大千世界，什么样的恶毒男人都有，还要劝她们再好好想想，让她们能再给一点儿时间。所以，正如爱情开始的时候，她们是那样急不可耐，拼命地催促，可当她们刹车的时候，爱情也就到头了。
我还在口干舌燥地说啊说啊，我吓唬她，劝告她，形影不离地跟着她，我的话像止不住的鼻血一样从我的嘴里流出来，不过那纯粹都是些屁话。
“屎蛋。”我说。
“什么是屎蛋？”她问。
“我说的统统都是屎蛋。所有的一切都忘掉吧，我走了，你另外找一个。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你长大了，变得聪明了，做出这种惟一正确的事来，你瞧，你都找到退路了。”她凝视着我，点点头，说：“是这样的。”
“可是，如果我仍然爱着你，你怎么办？”我问，“如果我一定要你把这件事忘了，你怎么办？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乱七八糟，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那你就想办法解开这个谜——你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我的。”
“那么，那个别的人呢？”
“什么别的人？”她反问我，“也许他并不重要。”
她突然开始吃东西，她吃得喉咙都噎住了。
我知道，那是在告诉我，她是在下决心，看来她最好还是走。我问自己，我自己怎么办？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想过一次，”她又开始了，“我想到过，我们永远在一起。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这样来来去去，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对我们没什么好处。我想过，我们两个就像一座爱尔兰小山上的青草，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羊群把它啃短，冬天使它变得枯黄，可是只要春天一来，它又长出来了，郁郁葱葱，茁壮成长，永不消失。我想过，我们有了孩子，孩子们欢叫，幸福快乐，在爱尔兰小山上的草丛里追逐奔跑。可是接下来，一切就忽然变成了这样。”
老毛病又犯了。正是这道鸿沟，把我们隔开有七年之久。诺拉在她的观念中从来就有一个反世界。每当她对什么不满意的时候，她都知道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她的头脑里，从来都有一个选择方案。即使她不进行争辩，也至少有一种想法，某件事情本来应该怎样怎样。可我却没有，我只会这也不满，那也抱怨，可我究竟想要什么，心里却没有底。“我什么也不想要了。”这句话又一次闪过我的脑际，我母亲正是用这句话来结束了我的童年。
本来事情应该再简单不过了，也许我只要说一句：“好吧，诺拉，我们就上那儿去吧。把别的都忘了吧，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算不上什么。我们生孩子，就在那些翠绿青葱的小山冈上的什么地方，在草地上，在那些你头脑里还没有想出来的地方生孩子。”
我不能说我那时候不想要这些，也不能说我想要这些。实际上真的想要，那只不过是一种不易察觉的激情。正像我没有待在慕尼黑另找出路的激情一样，我也缺乏去沃维森、在那里继续干下去的冲动。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对，可什么也不能使我满意；一切对我来说都不对，又都不会使我绝望，我想。
“我今天晚上能待在这儿吗？”
“这也是你的房子，图波尔，不光是我的。”
“我们还在一块儿睡吗？”
她摇摇头，慢慢地说：“你知道，我不想再当甜果汁，我也早就不是甜点心了。”
我就到我叔叔洛那儿去睡，对我来说，跟她在一个屋子里太挤了。
我告诉洛，诺拉想回爱尔兰去，所以，我无论如何要对她说清楚，这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洛用他那双变得衰老了的眼睛注视着我，他瞳孔周围的白色好像已经发黄。我问自己，是不是屏幕让他的眼睛变瞎了？
“这么说，问题在哪儿呢？你也许根本用不着来，你给她发个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在他看来，这样就把事情了结了，他这种人，你根本不可能跟他谈论人际关系。
为了过夜，我们从沙发上搬掉了成摞成摞的纸，还是这张沙发，我曾经躺在这张沙发上迎来了新的千年。我知道，洛的冰箱里什么也不会有，当然也不会有啤酒，所以我随身带来了几瓶。我为他开了一瓶，他一句话也没说，接过瓶子就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即便瓶子里是水或者果汁，他也是分不出来的。
我做好了几个面包，他一把抓过来，身子挪到桌子边上，跟我一起吃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身子更伛偻，头发更灰白了。
“你现在在数据中心？”
“是的。”我惊奇地回答，“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自己找的。你知道你在那儿干的是什么吗？”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不过他也不应该知道。
“平平常常的事情，”我说，“干统计，调整鉴定标尺，就这档子事儿，没什么复杂的东西。”我想多少把布莱因在最后这几天讲的背诵给他听听，听了这些话，大多数人都会信以为真，可这骗不了洛。
“年轻人啊，年轻人。”他说，“你实在是蒙在鼓里，你知道吗？你不是在做数据协调吗？你们坐在一只大鸟的操纵杆前，这只大鸟在自动控制的盲飞中向着不知哪儿飞去，而且没有人知道往哪儿去。你对此一点儿都不知道吗，图波尔？”
他极少称呼人的名字，当洛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时，至少可以肯定，他明白自己跟谁在一块儿，也可以相信，他有什么话要对人说。
“不知向哪儿飞的大鸟，”我说，“哎，是啊，看起来倒也是这样。”
我认识了他。我还没有提起这些，他反倒有一种艺术，能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弄得有戏剧效果，然后他激情澎湃地像演员背台词一样做了大段独白，并在除了他自己别人谁也不明白的图形和联想中漫步。我并不特别喜欢伴随着他去做这种怪诞离奇、不着边际的高空漫游，眼看事情到这儿就为止了，不料他又说了起来。
“数据中心是一个计算机僚的试验气球，是一种国家形式。在这里，计算机清白的智慧承担了不清白的责任，反正那些先生们自己就是这样想像的。这艘失去了控制的政治家之船的结论是，它需要不容争辩的理智的统治。可是这些第四帝国的建筑师们胆怯起来，他们已经乘上了这艘自动飞船，可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却没有信心。他们安置了一支可替换的克隆的精锐队伍进行操纵，你懂吗？”
我选择了诚实，于是就摇摇头，在他看来我是不感兴趣。
“克隆，假定他们能克隆的话。可是他们需要的不是那种计算机自己可以寻求的自身的克隆——计算机克隆，不是曾经应用过的计算机克隆，而是天才的克隆。别这样看着我，对于那些能够复制出很多个你的东西，你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就连我自己也不是惟一的，没有一个人是惟一的，在一个八十亿人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惟一的。蔑视了责任，责任已经分裂到了最后一个原子。这已经不是轰炸机驾驶员手下的按钮，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将要按下的按钮是干什么用的——可是炸弹依然是炸弹。你们迷迷糊糊地在你们的数据公墓里闲逛，可是那些尸体仍然活着。一个人的头脑灵机一动，你们就必须大呼小叫，可是有什么值得一个网络同情者大呼小叫的呢？只要他的脑子还会走神，那就意味着他将是这个竞技场的主宰，在这个竞技场里，他呼风唤雨，掌握着一切。
“每一个人都控制着另一个人，真正的控制已不在乎控制的内容，而在于控制的方式。你们这伙克隆——或者叫做你们这伙乡巴佬——应该把那一切控制控制起来啦。那是一种精神错乱的行动，可是所有的人看上去都感觉很好。放个屁，再瞅一眼你们的屁股后面，看看它放到哪儿去了——这是你惟一还保留着的自由，你懂吗？”
“不懂，一点儿也不懂。”我说，“也许你应该给我解释解释。”他惊奇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他的头脑里正有什么在忙碌着，也许他惊奇的是我的木讷。
“我要说，问题是，没有人看透这一切，包括我在内。”
“啊哈，那就没有理由操心了。”我松了一口气说。
“有一万个理由操心。”他略有所思地说。他又回到他的沉默和玄妙莫测的反向思维的世界里去了，“只是没有人知道它要到哪里去。”
我只在洛那儿住了两个晚上，他给人的这盘大杂烩，对于结构正常的人没有什么好处。对一个人来说，吃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又不够。一大早我就按计划飞回沃维森机场。飞机上的服务糟透了，天气糟透了，我的嗓音嘶哑，所有的东西都像洛说的那样搅到一块儿了。回到屋里，我打电话给莎拉，她的声音像是哭得死去活来。
“出了什么事儿？”我问。
“唉，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天花板掉下来了。孩子太多，男人太少，每天琐碎的事儿太多，可生活又太少。”她擤着鼻涕说。
“我们还有个约会呢，去购物。”
“可我必须带孩子们一起去，”她说，“没有人能帮我看孩子。”
“没问题。”我嘴上这么说，可心里当然是想，她最好别带着孩子。
星期天，她来了，就跟约好的一样。莎拉到我楼下时，在汽车里给我打电话。我坐电梯下去，坐在司机旁边的位子上。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在汽车里坐过了。那个闪着绿荧荧的灯光的隧道显得阴森森的。我们从沃维森西区的后面开到了地面上，沿着一条四车道的公路向市里开去。在市郊属于工业区的第一家工厂附近，公路又在地面上消失了。
我不喜欢我们这么快地穿过灯光晃得刺眼的隧道。每当有一辆车超过我们，孩子们都狂呼乱叫，莎拉让他们坐在后排座位上。跑了好几百米以后，到了辐射状的西区的出口，进入了十二车道的内环线，在内环线上，车速都远远超过了两百公里。
“他们疯了吗？”当我们再次被这些司机超过的时候，我喊起来。
“他们要创新记录。”莎拉笑起来，“你应该在数据网的独立违法部分查一下，那里公布了每圈最快的速度。”
“爸爸要三又二分之一分钟才开一圈，”莱奥娜叫起来，“妈妈还达不到呢！” “我们开到7Ｄ圈外面去！”莎拉说，“然后我们就能直接在布罗明代尔下面停车了。”
我们好不容易拼命挤到了最右侧的车道，然后驶到了标着7Ｄ的出口通道。我们沿着狭窄的螺旋线向上开去，想直接开到布罗明代尔的车库里。
莎拉把她的π卡刷过自动停车机的读卡器。
“您好，多普勒夫人。”那台机器说，“我们很高兴您再次光临，尤其是今天，我们为您……”
“我是这儿的老顾客了。”莎拉向我解释，
“因为一进入这里就会受到最好的待遇！”
她还在阻拦杆外面停留了一眨眼的功夫。
“……还有视频和厨房用具。我们可以用特惠价向您提供，请您留意在三层的老顾客信息栏里提供的其它优惠。”
说完，挡杆移开了。
当汽车在停车位停稳，莎拉关掉发动机的时候，我享受了片刻的宁静。
可是我们刚刚从停车场的电梯里走出来，孩子们的哭闹纠缠就开始了。
“我们现在能得到一个游戏王吗？我要罗马竞技场和农夫游戏，两个都要！”雷姆嘟嘟嚷囔地说。
“你要一个吧，别嘟囔了。莱奥娜一个，你一个。”
“我也要两个，雷姆要了两个。”
莎拉吼了起来：“雷姆没有两个，雷姆一个，你也是一个。就这样。要是我再听见谁哼一声，那就什么也别想要了，明白了吗？”
我们从人群中挤过去，还一前一后拉扯着两个孩子。整个沃维森的人好像都挤到布罗明代尔来了！
莎拉领着我到了玩具部，给雷姆买了“罗马竞技场”和 “农夫的游戏”，为莱奥娜买了“旅行中的戈莉丝”和“戈莉丝在商店”。她把π卡递给收款处的女士。
“谢谢您，欢迎您再次光临。”那位女士说着，把塑料袋递给莎拉。
她递上游戏王的时候说：“谢谢您，多普勒夫人，欢迎您再次光临。”
她递上米黄色的马海毛小衣服时说：“谢谢您，多普勒夫人，欢迎您再次光临。”
递上相配的紧身连裤袜时， 她也说：“谢谢您，多普勒夫人，欢迎您再次光临。”
谁也没注意，她是让那台自动读卡机说出这些客套话的。
莎拉选购商品的时候，我却在忙着找孩子。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两个孩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并且经常是两个人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
“你需要什么东西吗？衣服，或是别的什么？”莎拉以为，男人买衣服，总要他们的夫人陪伴才能买到。
我想了想，她说的是对的，自从诺拉不在我的身边，我对这些事情就不放在心上了。
“要裤子吗？”她问。
“好吧，裤子。”
我们去了男士部，我试了一条裤子。当我从试衣室里出来时，莎拉不见了，孩子们也不见了。我只好等，几分钟以后莎拉神情慌张地从人群里钻了出来，她一个孩子也找不到了。我们去收款处，那里的人们对这种事常常是有准备的。收款处的女士在键盘上敲出了孩子们的名字并在收款机上做了简短的记录。
“现在每一台收款机上都有这个记录了，”那位女士说，“除此之外，在出口处的所有警卫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您的孩子不会从这儿出去。您放心地找一找，肯定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找到。”
莎拉还是惊惶失措，不过实际上几分钟之后在收款处就有人招呼我们：“孩子们已经找到了，他们正在五层的游戏厅，请你们去那儿领孩子。”
莎拉激动得克制不住，打了孩子一人一个耳光，雷姆和莱奥娜尖叫起来。找到这两个孩子的商店的便衣警察对莎拉说：“您也许应该把孩子交给‘汤姆叔叔’照管，这样，您和您的丈夫就可以安心在这里购物了。”
“哎，我不知道呀。”莎拉说。
警察耸耸肩走了。
“简斯从来也不会这样，”莎拉说，“他不会把他的孩子交给陌生人去照看。”
“你已经听那个警察说了，”我说，“今天我是你的丈夫，我认为那样倒是挺好。”
就这样，我们把孩子们送到了“汤姆叔叔”那里，在游乐园的上方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您的孩子将会非常喜欢这里，他们决不会再丢失。”
“既然他们决不会再丢失，那你何必呢？”我问。
“我想也是。”莎拉说。看来这不像是开玩笑。
我们回到男士服装部，买了一件薄荷绿的运动上衣，这种颜色在那一年是很时兴的。然后我又试了一条裤子。我刚好脱下裤子，她偏偏往试衣室里瞅了一眼，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个透。
“看来我们也得买内裤吧！”
我还没拿定主意，她却只顾笑话我和她一起买内裤怕难为情。她老练地把我彻彻底底地翻腾了一遍。
“你穿多大？”
“我没数。”我说。
她要看我的后背，我只好转过身去。
“四号的。”她估计说。这样做她很得意。她强迫我接受了三条鲜蓝色很花哨的拳击手短裤。
“这件也得穿上！”她命令道。
“什么时候？”
“马上！”她说。
我们去付钱，我把π卡刷过读卡器。
“谢谢您，博特先生。欢迎您以后经常光临惠顾。”收款处的女士对我说。她的嗓音和自动读卡机的声音完全不同。
在临街的商场里有生活日用品，我必须买一些吃的东西，可莎拉却想先去喝一杯咖啡。凡是她想要做的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劝阻她。她跑在我的前头，把我扔在人堆里，我追着她甩动的头发，看着她的双肩和屁股在运动中摆动。突然她转过身来，发现我的目光正停留在她身体的某个部位上。她冲我笑笑，这是一种不易察觉的、狡黠的胜利者的微笑，女人们只有在她们俘获到猎物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笑。
在咖啡馆里可以俯瞰整个内城，他们把沃维森建在一座古老的小城市的周围，这个小城市的名字我并不知道。莎拉认为，它本来可能就叫沃维森，可城市早先既不叫沃维森，也不叫市中心，它们叫赫尔林根、戈丁根、奥克森福特等等，没有叫沃维森的。
“跟你在一起很快乐。”莎拉突然毫不掩饰地说，还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我要了两杯咖啡，她的手仍然放在我的手上。我们决定，再去溜达一会儿。
莎拉挽着我的胳膊，这感觉真好。我们不知不觉中又来到了一个叫人产生没完没了的购物欲的地方，这里人头攒动。我们漫无目的地走过一个小橱窗，我和莎拉欣赏着各种颜色的服装，女士穿的多数是米色和象牙色，而男士穿的则大多数是绿色和薄荷色。
“实际上我什么也不需要，”莎拉说，“我总是想要买东西，可我一到了这儿，就什么也不要了。为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现在已经解释出来了，就在这一刻。”
“是啊，是啊，你说对了。”她说。
大多数房子在底层和二层都开了商店，还有开餐馆的，这样，在临着大街的地方就挂着牌子，有些很旧了，窄窄的楼梯通到走廊里。
我问自己，是不是仍然有人在市中心居住。我们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儿有人居住的踪迹，尽管很多窗子上都挂着窗帘，可看上去常常是房子的顶层都用做了仓库，要不就都空着。我们看不到一间房子上有门铃。我猜他们决不可能让人住在内城区。莎拉说，午夜的时候，等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之后，他们把整个城区都完全隔离开来，中心区成了一座鬼城。早晨六点，清道夫先来了，然后是搬运工，接着一切又开始了。
可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在一座非常古老的房子上面，就在三层的一扇窗子里，窗帘被撩开了，出现了一张老太太的脸，她往楼下的人群张望了一会儿，然后又消失了。莎拉也看见了她。
“她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招招手。”莎拉提议说，可是窗帘却再也没有动。
我们突然觉得饿了，不知从哪个台阶上往里走了几步，竟然又走到了一家法式小餐馆。
莎拉请我在那儿吃饭，我们在那里闲聊了半天，直到她的目光落到了她的手表上。她一下子慌了神，孩子们在“汤姆叔叔”那里已经超过三个小时了，我们决定返回去。
雷姆和莱奥娜倒没有想念我，可他们一看见他们的母亲，立刻就开始哭哭啼啼地闹起来。
在汽车里，两个孩子都睡着了。这是一次让人提心吊胆的行驶，我一再请求莎拉把车开得慢点。
“你害怕了。”她说，“我怕简斯已经回家了，那他可就要发火了。”
“是因为你回去这么晚吗？”
她点点头，“是的。”
她让我在西2区的马路边上直接下了车，我在隧道群里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了进入购物中心的入口。这一切对于步行者是预料不到的。
我匆匆地在购物中心里走着，我的波尔图葡萄酒的库存量得到了补充，莎拉用不着知道这些。我把那三个瓶子塞到女售货员的手里，正要往外掏我的π卡，我想了起来，我从慕尼黑还带来了五十块零钱呢。
“我付零钱。”我说。
“真的吗？”她问，“您知道，那样的话您就不能得到打折优惠了。”
我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不过对我来说无所谓。
“38．94欧元。”售货员说。她没有说名字，我倒是喜欢这样，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知道我喝了多少波尔图葡萄酒的。在我看来，沃维森的人好奇心也太强了。
您今天听够了吗？您也许听腻烦了，弗朗索斯，对吗？我想，您真正想要听的是，我什么时候冒出那个念头来，去孤注一掷的，是吗？
不，请您现在不要再称呼我博特先生了，我叫图波尔，不然我还要称呼您先生，而不管您乐意不乐意。不，当然，我当然不会。我也许是有点儿过于勇敢，这种谈话对我来说很好。您看，我为什么要对您说这一切呢？所有这一切都对此事有所帮助，那种只能靠那张卡生活的感受，还有游戏王的广告在我的个人通讯机里并没有播出，这些都是有帮助的。我是说，虽然今天我是笑着说的，当然我早就知道个人通讯机是怎么工作的，可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不知怎么地都显得古里古怪的。这就产生了一种感觉，是啊，是啊，当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什么人长时间窥视的时候，这种感觉实在不是什么好受的。就像一个人走进了漆黑的地下室，却发现里面已经有了一个人，那是有些危险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您这是当真的吗，弗朗索斯？您真的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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