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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科恩小时候被人叫过很多不好听的绰号，但最让他难受的是“妈妈的乖宝宝”。也许是因为这个称呼是在暗指他弱小，也许他只是不愿意让别人觉得他和喜爱交际、行为古怪的父母太亲近。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妈妈让萨姆载她去商店时萨姆仍然不太愿意。诺斯伍德镇上的人是看着他长大的，和妈妈出门到镇上办事会让他感到局促不安。
“哎呀，妈，”他努力不表现出不乐意。“不如给我列个清单，我自己去买，您还可以少跑一趟。”
“主啊，萨姆，”妈妈说。“你已经三十岁了，其他男孩看见你和妈妈在一起不会再笑话你了。”
“不是因为这个，”他喃喃道。但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再一想，他发现自己太可笑了。他居然很难接受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的事实，也许是因为自己刚过完三十岁的生日（律师事务所的朋友们给他的生日惊喜是为他在德雷克宾馆安排了一位高级妓女），也许是因为他还回家过周末。看到二十几岁的人时，他确定自己比这些人看起来都年轻。他总认为有一些名人——比如运动员——比他年纪大，当读到某个游击手棒球运动中的一名球员。或某个身高七英尺的篮球中锋比他年轻十岁时，他总觉得有点难受。
“认识什么新女友了吗？”当他在私家车道上倒车时，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科恩太太问道。当年还开着家里的老车时，就在这个车道上，一个名叫亚历克斯的拉拉队长给他吹箫，在那个过程中，萨姆脑中始终想着一件事——她有个双胞胎兄弟也叫亚历克斯。
“没有，”萨姆说。实际上他认识了很多新女友——萨曼莎、乔安娜、塔米，还有德雷克宾馆的妓女——他对她们的了解都一样。当他打电话约女孩出来时，主要看女孩的喜好是否与他当天的心情吻合——她们有的是棒球迷，有的喜欢被压在皮椅子上——而不是想发展一段恋情。除非这个女人在满足他某个月的性需要时特别在行，他通常隔很长时间才和同一个女人再次约会，这样每次约会都是全新的开始，这样就不会使他们的关系复杂化。
萨尔·法鲁迪在萨姆出生之前就在诺斯伍德开肉食店了，他每天都在店里，手下有十五名员工，经过这么多年，现在镇中心的店面已扩展为四个门面。在法鲁迪很少可以不排队。这样一个夏季星期六的上午，人们还是得排号。萨姆排到了七十四号。
萨姆上高中时有时会和别人一起离开学校到外面吃午饭，他们就经常来这儿吃。天气好的时候，萨尔在人行道上摆着黑色钢丝网做成的桌椅，孩子们每人从店里拿一块三明治，取一把露天椅子。
“六十号！”萨尔大声喊。
一个年轻的漂亮女人用屁股和肩膀推开玻璃门，她的年纪和萨姆差不多大，也许稍大一点。萨姆在她转过身露出洁白的牙齿和明亮的大眼睛之前就注意到了她迷人的身材。她左手挎着一个棕色的食品杂货袋，右手牵着一个小男孩——萨姆估计是七岁到十岁之间。萨姆正盯着这个女人看，她好奇地向萨姆微笑，又和萨姆的妈妈打招呼，然后转向一旁，从一个蜗牛形状的巨大自动排号机里取出一个号码。
“噢，太好了！”萨姆的妈妈一边说一边掐他的胳膊。“萨姆，快看！”她向前大跨了两步，优雅地跳到那个女人的身旁，把她和小男孩拉过来朝向萨姆。“玛莎！”科恩太太说，“这是我儿子萨姆，这几个月我一直跟你说起的就是他。”
“你知道，我正猜着呢。”玛莎笑道，“我明白你说的了。你好，萨姆。”她放开小男孩的手和萨姆握手。小男孩看看大人的脸，叹了口气，却不失礼貌。这种事让他不能马上离开商店了。
萨姆感到既亲切又迷惑，暗自猜想是不是妈妈又在为他相亲了。如果真是这样，他妈妈这次干得比平常好，除了这女人还带着个小孩以外。如果真要约会的话，小孩的出现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先发制人地向他发起挑战。这个玛莎相当漂亮。她留着短发，金发微微泛红，时髦的发型让她超越了一般的郊区波波族。她的臀部丰满，脖子修长，眼睛是绿色的，特别大，让萨姆想起连环画上的性感女人。她穿着一件绿色无袖上衣，袖口很窄，纤瘦的手臂一看就是去健身房练过的。她的裙子上印着抽象的叶子图案，可以想见，裙子下面是一双匀称健美的腿。萨姆喜欢她打招呼时点头的样子，喜欢她害羞而自信的握手方式，喜欢她默默地表达对儿子的尊重（也得到儿子的尊重）。他想她生孩子的时候一定很年轻。
“萨姆，我已跟你提过玛莎好多次了。”他的妈妈说，“我们总在镇上遇着。你这么大岁数时，和这个小贾斯汀长得特别像。”
对的，萨姆心想。他的父亲总是开玩笑说这个小男孩是他的私生子。不，不是他的。虽然萨姆记不起每个和他睡过觉的女人，但如果玛莎和他睡过，他肯定能记得住。想像着他俩身体贴在一起的情景，他暗自笑了，然后头一次朝小男孩的脸看去。是的，他相信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和这个小男孩挺像，但只是有一点，并没有相像到值得他妈妈在过去一年里不停地说这件事。但是人们看待自己以及记忆中自己的模样从不和其他人完全一样。他上大一时一位心理学教授说过，自我认知是智慧的表现。只有高级哺乳动物能够在看到镜子里的动物时意识到那是自己。但镜子也会失真。有多少次你听见人们说“这张照片把我照得太丑了”？实际上照片是非常准确的。我们不承认自己的正确形象，因为这和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化形象不符。
“啊，确实挺像的。”萨姆说。
科恩太太打开手提包。“一个月前我开始随身带着这张老照片，这样如果我们遇见了就可以拿给你看。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碰上你。事情往往总是这样，对吧？”她在大包里翻来翻去，移开数不清的备用物品，唇膏、笔、纸巾，以及住在罗克福德的妹妹家的钥匙。
“在这儿。”科恩太太说着拿出一个东西。“噢，对的，是这个。”
萨姆和玛莎都凑过来一看究竟，贾斯汀则把目光移向人行道。这张照片大概是萨姆八岁时照的。那是个冬天，萨姆穿着雪地裤、皮大衣，手里拿着雪橇，没戴帽子。萨姆搞不懂母亲为何选这张来显示他小时候和玛莎儿子长得像，除了这张因为穿着尼龙羊毛大衣人物不太清楚的照片，有很多其他照片可选。他猜这是因为这张照片的背景是闪着圣诞彩灯的房子，他的父母因为这些彩灯而在附近人家中特别出名。但是看着这张照片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和贾斯汀的相像简直很惊人。他们有一样的金发（虽然萨姆小时候的头发要短些），一样的颧骨和下巴。
“哇！”玛莎笑起来，直起身，然后又俯下身再好好比较一番。“贾斯汀，快来看看，”她说，“看科恩先生小时候的样子和你真像！”
“哇。”贾斯汀吃惊地看着照片，语气却很平淡。他的眉毛一抬，有点好奇，萨姆知道他也看出了两人的相似，但很明显贾斯汀不想让谈话耽误他和妈妈购物太久。萨姆深有同感。
玛莎把照片还给科恩太太，看着萨姆说道：“啊，如果他长大后能有你这么帅，那真是好。”
有点调情的意味，萨姆心想。
“七十四号！”萨尔喊道。
萨姆拿出票。“给，”他对玛莎说，“我们换一下。贾斯汀看来想赶快结束购物。”
玛莎眉毛一抬。“谢谢你，不必了。”
科恩太太把玛莎想还回票的手挡回去。“拿着，真的。我们不急。”
“哎呀，”玛莎说，“那就太谢谢你们了。”
玛莎挥手道别，向付款处走去。萨姆的妈妈小声说道：“离了婚的。”萨姆没问这个问题，母亲就回答了。
星期天早早吃完晚饭后萨姆回到了城里。路上他给蒂娜打了个电话，她是个长得很清纯但行为放荡的女孩，他们是在去年十二月的一次客户派对上认识的。今晚是他们第二次在一起，他躺在床上，蒂娜骑在他身上，脸朝着别处。电视里播着新闻，音量被调小了。
“噢，上帝啊！”蒂娜低呼，“电视上的那个男的长得和你有点像。”
萨姆忘了蒂娜有多么爱聊天。甚至派对那晚，当他们在她老板办公室里做爱时，她还在给他讲故事，说的是一个出纳科的变态男子每天早上趁她去上厕所时来到她办公桌前舔她留在咖啡杯上的唇印。
“我最近老听到人这么说，”萨姆说，手紧紧托着她的屁股，使她保持良好状态。“他是谁？”
“一个橄榄球运动员。电视上说他叫吉米·斯皮尔斯。”她格格笑起来，红指甲刺进他的大腿。“他真性感。”
“可恶。”萨姆说，“七月中旬没什么赛事，他上电视干什么？”
“不知道，”蒂娜说。“我也不关心这个。”她向后弯腰，萨姆一只手缠住她红褐色的头发，另一只手滑到她的下巴正下方的脖子，当萨姆的一根手指靠近她的嘴时，她狠狠地咬住，快咬出血来了。
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抚摸着他俩刚才因为抓咬和激烈的拍打而留下的挫伤时，开始想像蒂娜的某个部位如果换成玛莎的该是什么样子，构想着那个长得像他的小男孩睡在隔壁，他和玛莎秘密地做爱，不发出一点声响。
让他吃惊的是，他几乎可以想像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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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案定于秋季开庭
布里克斯顿通讯员维克·费边
自从约翰·弗兰西斯·麦卡洛因刺死卡尔霍恩居民莫莉·鲍曼被判有罪以来，布里克斯顿已经三十二年没有发生过谋杀案，但当地官员肯定地说他们已做好准备，等待11月14日大街法庭开庭受理韦斯案。理查德·坎特雷尔·韦斯将成为三十二年来布里克斯顿第一个被指控犯谋杀罪的人。
审判将持续四周，案情也许只有等到取证结束才能完全明朗化，但从最近的一份公诉人起诉书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韦斯毕业于布里克斯顿中学，以前曾是布里克斯顿乡村俱乐部的一名园丁。他被指控谋杀了去年十月到村庄附近作调查的私家侦探菲利·卡内拉。卡内拉调查的是一位被妻子怀疑有婚外情的芝加哥医生，卡内拉正是奉他的妻子之命前去调查。虽然有消息称医生可能作为证人被法庭传唤，但警方和地区检查官都不愿就韦斯和医生之间的关系进行评论（起诉书中略去了医生的名字）。
一直有传言称布里克斯顿人、韦斯的同学，现为迈阿密海豚队队员的吉米·斯皮尔斯也将被传唤来作证，检察官办公室拒绝对此进行评论。这个消息最初刊登在ESPN体育网上，后来《纽约邮报》和《迈阿密先驱报》相继报道了此事，每篇报道记者都写的是“匿名来源”。斯皮尔斯承认布里克斯顿警方已和他就这个案子联系过，但是拒绝进一步评论。
卡内拉的一位同事向警方提供的证据可能是从韦斯的妻子玛格丽特那儿得来的，警方得到证据后开始警觉到韦斯可能与卡内拉之死有关，随后审问了赫尔曼·特威迪，此人以前也住在布里克斯顿，警方通过审讯在贝克城附近的一处森林地带找到了卡内拉已经腐烂的尸体。据说玛格丽特·韦斯与警方很合作，对她的指控仍待商榷。赫尔曼·特威迪最近请求被判妨碍司法罪，但尸首找到后他成了共犯。
虽然韦斯是镇上的老居民了，大家都认识他，但韦斯的好朋友都不愿评价这件事。在被告常去的“米莉”啤酒屋，一位熟客（要求隐去姓名）说：“韦斯吃上人命官司我感到吃惊吗？肯定有点儿。我对此感到惊讶吗？不，谈不上。”
芝加哥的报纸报道了理查德·韦斯被捕的消息，但由于死者菲利在这个地区没有家人，当地对这个案件的兴趣没有增加。案件的后续报道大部分夹杂在有关地铁线路的新闻中，偶尔会在体育版上报道一下案件的最新进展。一份郊区报纸《每日先驱报》引用“和案件调查联系紧密的匿名线人”的话称，从公诉书中看出戴维斯正是那名芝加哥医生。其他的报纸跟着报道，《太阳时报》称琼·伯顿是“穆尔医生的同事”，暗示她是菲利·卡内拉极力想曝光的那个情人。戴维斯的律师格雷厄姆·门德尔松说，他的客户穆尔医生女儿被谋杀，妻子因抑郁症自杀，穆尔自己还曾被子弹射中，已经够可怜了，于是拒绝就此事发表任何评论。当地媒体没有从穆尔这边狠挖新闻。但格雷厄姆告诉戴维斯，如果他被传唤作证，情况有可能发生变化。
“情况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取决于你必须要告诉检察官的话。”格雷厄姆说。
“我明白。”戴维斯说。
“现在你有没有什么想告诉我的？”
戴维斯说没有。
这天，内布拉斯加州卡尔顿县的地区副检察官来到诺斯伍德向穆尔医生和伯顿医生取证。当她和另两名同事降落在奥黑尔机场时，戴维斯和琼在办公室里紧张地商量着这次会面。
“决定了吗？怎么办？”琼躺在几乎没人坐过的棕色硬沙发上问道。“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是吗？”
“是吗？”
“该死的，戴维斯，他们一小时后就到了！”
戴维斯用手指揉着眼睛，叹息道：“他们究竟会问我们什么？他们想知道我们怎么和里克·韦斯扯上关系的。我告诉他们我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找杀死我女儿的凶手，韦斯发邮件告诉我他认出了我传到互联网上的画像。你和我于是去布里克斯顿进行核实，我们告诉他他认错人了。我的妻子雇了侦探跟踪我们去了那里，这件事在杰姬死后数周警方告诉了我，我这才知道。以上就是我们和这个案子的有关情况。”
“他们会询问你从哪儿得来的画像。”
“我在电脑上画的。”
琼用询问者的口气问：“真的吗，穆尔医生？根据什么画的？”
戴维斯练习过这个谎言。“根据警方调查安娜·凯特之死后描绘出的凶手模样。”
现在是她自己的问题：“他们会问我们是不是情人关系。”
这回是实话。“我们不是。”
“那么你收集的贾斯汀照片怎么处理？”
戴维斯点点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警方。我告诉他们我在收集一个小病人的资料用来进行纵向研究又称长期追踪调查研究。。”
“噢，戴维斯，这说法不错。是秘密研究吗？”
“我不想家长影响研究结果，”戴维斯说，“连你都不知道此事。我让你帮我一起寻找杀害安娜的凶手，你跟这事儿的牵扯到此为止。他们可能会认定我们曾睡在一起。他们不会怀疑我们的布里克斯顿之行和贾斯汀有什么关系。”
“你会因为这个秘密试验的谎话而受到冲击。纪律委员会——”
“是的，我会一个人承担这个冲击。”
“我不想说谎。”
“我绝不会要求你这么做。”
他想走到沙发边抱住她，但他没有。自从妻子死后，戴维斯很多次都在考虑让他和琼的关系更进一步，不仅仅停留在同事和同谋阶段。但每次他都决定不能这么做。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太快了——虽然他心里悼念着杰姬，但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做丈夫的感觉了。原因是从来没有合适的时候。那晚在林肯是这样，在那之后很多次也都是这样。今天，眼看着公诉人就要来到他办公室让他们和盘托出为什么要秘密前往内布拉斯加州的布里克斯顿，这个时候仍然不合适。
他对琼的爱，还不足以让时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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