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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过城市，经过我们租的那栋房子，我的同伴们正在里面倒时差。雨停了。在去市中心的途中，我遇到医护人员的游行队伍，他们呼吁提高待遇、要求尊重、增加娱乐。
医院的走廊空旷无人，我穿过每一层走廊，并朝开着的门里张望。我无意选择，只是等待有人会感觉到我的存在，知道我在这儿，我随时为他们准备着。也许，有人会看到我的担架带，要求我帮忙。
“年轻人……”
我转过身，看到一位老先生手扶门框站着，身上的毛衣显得过于肥大，两眼发红，脖子上挂着副眼镜。
“您住在楼下？”
我走向他，冲他微笑，告诉他我从圣地来。他的手臂，挡着，不让我走进房间。我看到病房里有个小姑娘熟睡着，身上连接着十几台仪器。她的头上，戴着顶塑料帽子，脸非常消瘦，丹凤眼，像个中国女孩。一本卡通画册放在蓝色的床单上，旁边还有一只绒毛虎。二十五年前的感觉一下子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看到自己躺在她的位置上。她的爷爷把我带到饮料售货机前，我问他女孩的姓名。
“尤文肉瘤。她膝盖以下都坏死了，医生要求截肢，她父母不让。做了钴处理治疗，但没效果：她瘫痪了……现在，她已经昏迷十五天了。医生说，没什么指望了。”
他垂下头，又补充了一句：“而且，他们需要病床。”
“她名叫什么？”
“娣安娜。”
“您们是从远方来的吗？”
“不远，我们就住在保尔街上。她的父母崩溃了，没有信心，也没有力量。”
“您愿意我抬她去溶洞吗？”
“她母亲不会同意的。我带她去上教理课时，她已经……而且，也不可能，看看这满身的插管。”
我走进病房，来到床前，看到她胸口上放着的唐老鸭画册，随着她插着氧气管的呼吸而起伏。
“只为了寻求点安慰，”老人哽咽道，“我把书翻到她昏迷前正读的那一页上：好像她还会醒来……”
他的话被抽泣声打断。他的眼中干干的，痛到极致，也就不再有幻想，不再有希望。他的眼泪流干，力气也用尽了。他看了一眼手表，说：
“我得回去一趟，今晚，要烤一炉面包，该回去和面了。我的儿子失去了勇气，什么也不能帮我打理。您能呆一会儿吗？她能感觉到，有人在她的身边。”
我点了点头，看到床头柜上有一只印有圣母像的塑料壶，只有半壶水。
“我每天中午都去泉边汲水，每十五分钟，用水蘸一蘸她的嘴唇，如果您想起来了，每过半小时……”
“放心吧。”
他看着我，扬起了眉毛，我坚定的神情让他感到意外。他结结巴巴地感谢我，又俯下身去，隔着许多的管子，亲了亲他的孙女。
“我很快就会回来，亲爱的。有这位先生陪你，他是个好人。您可以自我介绍，”他低声对我说，“我肯定她能听见。”
他拿着厚呢大衣，走了。我坐在尚留有他体温的椅子上，捧着小姑娘的手，她的手上布满了针孔和血肿。我默默地请求卢尔德圣母让我能同娣安娜对话，让我能接通她的“信息分子”，能够发布命令让它们行动起来。
我在心中默念着耶稣的经文：“小姑娘，听话，起来吧。”
夜色降临了，她的手依旧冰凉。我什么也接收不到，没有回应，没有交流，没有感到任何生命的迹象，除了她那微弱的脉搏。我试着找回我在救治枫树时体内的那股电流，那种兴奋。但是，我已不再是那时的我了。
每过一刻钟，我都用泉水蘸湿她的嘴唇，我在她的额头上画一个十字，喃喃地祷告着：“父啊，让她醒过来吧，让她活下来，让她康复，让她长大，让她和其他孩子一样健康……”
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任何回应？那么，我血管中流的这腔血，还有这么多月的培训又有什么用处？我同七月时一样——甚至还少了点自信。原想这番努力会增加信念，结果却种下了疑问。他们不让我为人治病，为的是“提高灵性”，结果却扼杀了我心中的纯朴信念。就拿这七千个被显神迹的人们来说，无论是否被教会认同，他们都实现了不可能事件。为了让我掌握耶稣所拥有的知识，结果，我的本能，却被知识取代了。我原本是个卑贱的小人物，他们却要我保持庄重，他们淹没了我的激情，折断了我的翅膀，让我无法飞翔。如今，我的思想被规范化，可向人展览，但是，它却再无吹灰之力。为了得到梵蒂冈的认可，他们对我清洁消毒，以符合时代的要求。我成了一个活着的圣物，一个招之即来的无害装饰品。对他们而言，我体内流动的耶稣的血，就如水管中流动的圣母的泉水。既然如此，我什么也不需做，只要在我的血管里安装个出口，把血液装瓶，送去罗马申请称号就够了——我就呆在这儿。尽管我什么也做不了，至少，我可以在这儿陪伴一个濒死的孩子，看着她在我的眼前死去，却无能为力，就因为我不再相信我自己。
我拿起唐老鸭画册，接着她翻开的那一页读下去，还向她解说图上的情景。唐老鸭和它的侄子们渐渐取代了圣父，我的内心平静了下来。
仪器突然发出嘀的一声鸣响，吓了我一跳，接着又是第二声，我抬头看见面前的荧光屏上，一条平线起了波动，峰值越来越靠近。
娣安娜动了动嘴唇，我丢开书本，看到她睁开了眼睛，又立即闭上，头转向一侧：顶灯刺眼，我冲过去关上。当我转过身来时，只见她盯着我看，我跪在她的床前，双手捧住她的头。
“你是耶稣吗？”
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像看到了圣诞老人，甜甜地笑了。我迎着她的目光，却无从答起。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昏迷中感应到了什么，还是我的外形与教理讲义上相似。
“我的腿发热，浑身又麻又痒，好难受呀！”
她突然揭开了床单，拔去了插管，下床了。我惊呆地看着她，只见她的小身体在黄色的睡衣里瑟瑟发抖，她摇摇摆摆地向前迈出了一步，又一步。身上的贴片片片脱落，连接仪器的管子也随之纷纷坠落。绳索松开了，她像个梦游者一样，在房间里转着圈，我用双臂圈着她，以防她摔倒。
“到处都在转。”她喃喃道。
我抱住她，把她举起，她是那么轻，那么软。我把她放回床上。
“别动，娣安娜。”
我边在走廊里狂奔，边在口袋里翻找零钱。我冲到售货机前，巧克力块，饼干，炸土豆片……我按下所有的按钮，机器坏了。我跑到护士值班室，没人。走廊的另一头，传来说话声，我飞奔过去，只见一个医生正在查房。我喊叫，让他去看看娣安娜。他问我娣安娜是谁，我指了指她的病房。有一名女工推着推车从电梯里走出。
“餐厅在哪里？”
“地下室二楼，怎么啦？”
电梯又下去了。我推开紧急火警出口，冲下楼梯，猛捶锁着的门，用肩膀撞开，抓过一只托盘，掏空了冰箱，在托盘上堆起十二个烤鸡块，二十块奶酪，一打酸奶——用来充填她那被显神迹后大开的胃口。
当我返回时，只听铃声大作，医生在跑动，一名护士推着仪器，差点撞翻了我。我扔下托盘，紧随着他们朝娣安娜病房跑去。
她依然保持着我五分钟前放下的姿势。两眼大睁，身体在电击下战栗。她的面部表情凝固不变。
再一次电击，荧光屏上呈现的仍旧是一条直线。医生们摇头，收起抗纤颤仪。
我推开他们，抓住小姑娘的双肩摇道：“是我，娣安娜……别怕，你的病好了，回来吧！”
他们抓住我，向后拉扯。有一只手伸过去，抹下了她的眼皮，另一只手除去脑电波仪的连线。
“您是她的家人吗？先生？”
“不是，但是，是我……”
我突然止住，看着四周面孔的表情，由同情变成怀疑。
“是您拔掉这些插管的？”
“不是，是她自己！她要起来。”
回答我的是死一般的宁静。护士们吓得直往后退。
“她已经瘫痪一个月了，先生。”
“我知道，但是……”
我闭上了嘴巴，转过头，不再向他们解释。我的保镖们一拥而上，把我围在中间。我听到四周一片议论声，我垂下眼睛，看着地上的圣母塑料壶，被混乱的人群撞翻在地，流尽了壶中的最后一滴水。
“了不起呀！我们未来的救世主在卢尔德被人指控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再也没有比这更棒的新闻了！”
欧文把电话拿离耳边，他被古柏曼的电话铃声吵醒，在编剧那一阵高过一阵的咒骂咆啸声中，想理出点头绪来。
“这是您的主意，把他送到这个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别指望我来收拾残局，欧文！”
“我没有指望过您，我会在总统面前负全部责任。”
突然间，古柏曼的火气又转向他自己：如果亲自陪他去，也许能避免此事。欧文也有同样的自责。两人放弃罗马之行都各有其难言之隐——一个身为犹太人，不想在天主教廷面前，以耶稣的保护者自居；另一个害怕自己死在这片充满神迹的圣地上，对整项计划不利——在密封机舱里的十一个小时的飞行，对一个有脑部肿瘤患者来说，并非是件好事。
“现在该怎么办呢？”古柏曼平静了一些，问道，“可以赔偿死者家属，给目击者一笔钱，给医院一大笔捐款，把事情压下来：只要别把消息捅到罗马去就行。但是，吉米不能再留在那里，以他目前的心态，也不宜去见罗马教廷。”
在不断的繁重劳作中，十天，飞逝如弹指间，如同娣安娜从昏迷中醒来又死去一般地短暂。她的这番经历，得益于我，也受害于我。这个孩子，当她看见神迹是多么兴奋啊，也许正是这份激动杀死了她。如果我不去违背天意来检验我的能量，她也许会从昏迷中自动醒转，也许，她现在仍活在人间。这一连串的也许，愈发加重了我的自责：不仅对于后果，而且对于动机。我想行使我的权力，救活一条生命，让上帝服从我的愿望，我没有成功，因为我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私心。我需要一个证据，娣安娜落在了我的手上，我使用她，结果，她死了。我必须背负着这份自责而生活，逃避不是办法，忏悔也不能摆脱我的罪过，我只能承担下来，征服它。这是一个灵性的孕育过程，我不知将生下什么，但是，我必须走到底。哪怕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
我刚到修道院的第一天，就向神父忏悔，他念了一篇经典的忏悔经文来替我赎罪，这篇经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安慰信徒的：“上帝能认识他的子民。”
我在他的身边生活了八天，我们一同祷告、一同工作、一同吃饭、一同唱圣歌，一次，在应允替我保密的忏悔中，我问他，以他的直觉和他的心灵，他真的认为我是一个救世主吗？
“您听到过圣灵的声音吗？”
“没有。”
“那么，就让教皇来决定吧。只有他才能领会上帝的旨意。”
“因为教廷是基督的配偶，而教皇是教廷的保姆？”
“因为教皇永远正确。”
我不想就这个观点发表议论。在这几天的博爱、赞美的体验中，在收获晚季葡萄的劳作中，我完全理解了，信仰不是靠文化来建立的。我所认识的所有宗教，在上帝面前，都轻如鸿毛。教皇永远正确？别让我笑破肚皮吧。教皇不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而彼得本人就因为害怕被抓而三次不认主。这也就是耶稣为什么会拣选了他，因为他知道：教廷的生存，必须加倍小心，需要审慎、世故和圆滑。
“我想，他们一定在磋商。”媒体专家边说，边递给我一块薄荷口香糖，似乎我能否被授职取决于我口中的气味。
他第十次抻平我的丹尼尔公司的工作服，为了中和两种不同的意见：是穿西服系领带，还是穿亚麻布长袍，我坚持穿工作服。
“我们的资料准备得那么完善，也许，他们根本不需要对吉米进行面试，”他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边补充道，“等他们召见我们时，一定是直接宣布投票结果。”
“这儿并不是奥斯卡颁奖晚会。”吉文斯主教泼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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