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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伍德先生。”
我回头看到一个身穿灰衣的老黑人，胳肢窝夹着提包，面带笑容，目光亲切地向我伸出了手。他那大腮帮，加上白眉毛，像极了宾叔叔牌大米的盒子上印刷的人物。我摆出了一副很能干、很忙碌但真有紧急情况还是能抽出空来的样子，握住了他的手。
“丹尼尔修理公司的人告诉我，在这儿能找到您。我是多诺威神父。”他凝神看了我一会儿，才补充道。
我看到他后背上挂着的十字架，心中满是诧异。神父有游泳池，这不常见。他可能是负责管理教区夏令营的。
“希望没太打扰您。”
我回答说，没事，我有五分钟的时间。我拉了把椅子让他坐，他却不出声地笑了笑，用手指了指门外。但是，这里还行呀，晚上七点之前不许喝酒，周末之外绝无妓女。我吃完鸡蛋，喝光咖啡，付了钱，随他出了门。在人行道上，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个戴着方框眼镜的秃顶年轻人。
“恩特瑞杰医生。”
我们彼此问好。可能是氯过敏，游泳池里加了过量的消毒粉，导致了一群孩子过敏。
“您能给我们一点时间吗？伍德先生。”医生边握着我的手，边问。
他眼巴巴地看着我，眼神中有焦虑，也有希望，像电视竞赛中的参赛者，好像谜底就握在我的手中。神父走下人行道，朝一辆巨型林肯车走去。那辆车有八米长，六扇门，玻璃黑黑的。深感意外的我看了看这辆车的车牌，我负责维修州长官邸门前的喷泉设施：我能认出，这是辆官方汽车。看来，一定是一家聚积着要人的孩子的夏令营。
医生转动着带有金按钮的蓝色手柄，打开了中间的车门，请我进去。里面是一间冷飕飕的客厅，乳白色的沙发，吧台上方的吊柜下挂满了水晶杯，像电影里一样。对面坐着一个红脸膛的男子，正往他的玻璃杯中叮叮当当地放几块冰。他的头发油光锃亮，看上去像个船长。
“我是克莱伯尼法官，很高兴认识您。”
我说，我也一样。他口气中的敬重让我不自然起来。真没想到，我的名声这么响。不知是谁推荐的，反正我得抬价。
“喝点什么？”神父建议。
他们三人并排坐在对面，专注地看着我，手指交叉着，赔着笑脸，好像我选哪种饮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可口可乐，谢谢。”
他们为难地交换着眼色。他们没有，啊，对了，在康涅狄格州，可口可乐是禁品。我伸手指了指那只长颈大肚瓶：
“跟你们一样，行吗？出了什么问题了？”
法官和医生看看我，又看看神父，再转向我，好像在做比较。
“你们以前从没有见过面？”法官问道。
我说没有，很可惜。如果我能得到维修他们的游泳池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尤其是现在。法官倒了满满一杯橙汁，又加了两块冰，伸手递给我，问道：
“伍德先生，您对您的家庭了解多少？”
他的语调清晰，像气象预报员，也像棒球播音员。
“我的家庭？”
“您的直系亲属。”恩特瑞杰医生精确道。
我咽了下口水。我很习惯递交我的简历，这很正常，有一次还交了四份，是给州长办公室的。每年，他们还要我写一份喷泉管理申请书。但是，问家谱，还从来没有过。
“我一出生就是孤儿。我有养父母，在密西西比州，但他们都死了。还有嘛，就是我是单身，就这些啦。”
为了谨慎起见，我又补充说我同一个相爱的女人同居，免得让他们联想到恋童癖之类的人，只要一涉及到夏令营，人们就疑神疑鬼，反正小心不为过。我还见过有人因比这更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被打发的呢。
“您最早的童年回忆，能追溯到什么年龄？”医生问道。
我哈哈大笑起来，实在是忍不住。并不是存心要冒犯他们，而是看到他们在我对面，排成一排，一起往前探着身，神情专注，表情亲切，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死囚。我告诉他们我的感觉，他们只是面无表情地相互看了一眼。
“就像在电影上一样：有神父，有医生，有法官。他们对那个英雄很友善，因为他还能再活一个小时。所以呢，他们来看他，带给他吃喝，检查这个将要受电刑的人的健康状况，为他做临终祷告，还想探听他在诉讼过程中没有说出的真相。”
法官放下了杯子：“对不起，我们是有点唐突。伍德先生，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揭开您的身世。”
“慢一点。”“宾叔叔”插话。
“你们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了吗？”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紧盯着对面三个表情尴尬的家伙。
“也可以这么说。”神父喃喃道。
“我是心理医生。”秃头用微笑来宽慰我。
“他们好吗？”
没有回应，我觉得这个场面不合逻辑呀。我不知道我的家庭怎么会关联到法律、医学和宗教。除非我是亨利牧师的私生子。他可不是个等闲之辈，这个亿万富豪，拥有六个电视频道，三家航空公司，成千上万个诉讼案追在他屁股后面，《纽约时报》世界名人排行榜上排名第五。
“戒备心不要那么重嘛，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是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的。”
“是的。”神父庄重地应和着。
“但是，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法官补充道。
我口气有点冲地说，我今年三十二岁，对这一切已不感兴趣：对我的狗屁童年，我已画了句号。我早就抛开了身世的包袱，轻装上阵。至于我是谁的种，我才懒得管呢！
“为什么？”他们三人面带不满，异口同声地问道。
“他们抛弃了我。”
法官和心理医生转头看着神父，后者垂下了眼睛说：“您不能这么说，尽管……”
他停住口，尴尬地接不下去了。我突然想到也许我的亲生父母劫持了飞机，诸如此类的事；这帮人找到了他们，又根据我的基因卡而发现了我，想用我对他们施压。啊，这就解释了这辆林肯车，还有把这三种不相干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原因：让心理医生来通知我，法官来说服我，神父来祝福我，再把我带到现场去谈判。
“很严重吗？”
“严重？”恩特瑞杰医生迟疑地重复着。
“他们所做的事。”
“好了，”法官手肘弯撑着大腿，拍了拍手，说，“我们别再兜圈子了，没有父母。”
“从生育的角度来说，您没有父母。”
“但有血缘关系。”神父强调。
“别再吹毛求疵了。”法官打断了他。
他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膝盖：“总之，您要知道的，小伙子，我们正要告诉您的，是高度机密，懂吗？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理由，都不可泄露半句。”
我给惹毛了：“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谈了什么啦？对不起，我看不出我有什么可泄露的！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告诉我，游泳池有什么问题，我好跟你们去，做个估算。不说问题也罢，你们还要我回忆我的童年，然后又说没什么可回忆的，我没有父母。真是多谢了，还需要你们来告诉我。好了，就此打住，我不是闲极无聊的人。”
“我们理解，”法管劝慰我，头像小鸡啄米一样，点个不停，“事情不是像您想象的那样，伍德先生。”
“那又是哪样？偷拍？你们租了这身衣服，摄下这些镜头，想兜售给电视台，好去赢大奖。”
三个滑稽的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叹了口长气。他们掏出身份证，递到我的眼前。看上去像是真的，但是，我可不认识。有两个上面还有相片、手印和条形码，顶上画有白宫的标志。
我咽了下口水，深深地点了点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我明白了，我是总统的儿子。他是个同性恋嘛，所以是高度机密。”
那三张卡片又小心地放回到各人的贴身口袋里。
“您就不能认真点，伍德先生？”
“好啊，”我高举双手，装出一副求和的滑稽样，“爸爸，您放心，我没有出生，我不会要求什么，反正，要我投票，也是张弃权票。”
法官气得跺脚，神父劝他安静点，但他看上去更加烦躁不安。
“好吧，简化开场程序，”心理医生突然转而问道，“您是如何看待克隆这个问题的？”
“啊，是街头采访？民意调查？我被幸运抽出来代表老百姓说话？”
“您是如何看待克隆这个问题的？”医生一字一顿地问道。
我说狗屁。那个叫巴汉顿的老头，有一个奥林匹克级的游泳池，仅供他一人享用。每到对面小学课间休息时，他就下去划拉两下，好让孩子们眼馋。他把大笔钱交给实验室，要复制他的波斯猫。那家伙每两年就淹死一次，然后又用克隆术让它复活，只是更小一些，更蠢一些，落下的猫毛倒一样多，整天堵住我的过滤器。
他们忍着不耐烦听我说完，法官又接着问：“我们指的是人体克隆，从技术角度来说，您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吗？”
“我所知道的，就是，它虽被法律禁止，但人人都在做，政府忽然之间，好像又要解禁了。”
法官正要反驳，医生抢过了话头：“在20世纪末，伍德先生，在生物技术方面有一些关键性的突破。我指的不是那些教派大张旗鼓宣扬的，诞生了某某，以骗取捐款……”
“简而言之，”法官打断了他，“1994年，某些美国科学家，已经秘密地、完善地掌握了活体细胞核移植技术……”
一听到我的出生年份，我举起了手。
他继续说：“……还试着从过世的人的遗留物中提取基因，进行克隆。有什么问题？”
“你们是在说我吗？胡扯什么啦，我是个克隆人？”
神父叹息着，医生摊开双手，法官点了点头。他们在等待我的反应。我不露声色，十分平静，专心致志又淡然处之。控制得很好，就像那次下冰雨，车子打滑，我非常镇静，提前打好方向盘，硬是把车头给扳正过来。而现在，连危险都没有。正好相反，我还松了口气，卸了副重担。这副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担子中有怨恨，也有犯罪感。做一个实验室的产品，再好不过啦。那要比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所抛弃强上百倍。另一方面，我看到的所有报道，都说克隆人活不过脱尿布期。或者我是个例外，或者他们搞错了。
“你们有证据吗？”
神父挑了挑眉毛，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医生，后者垂下眼皮。法官拎过靠在小腿肚边上的手提公文包，打开，取出一份蓝色文件袋。
“这是您的验血报告。”
“好吧，给我。”
“我们必须先履行法律程序，伍德先生。所有涉及到最高机密文件的参阅，都必须签写不泄露机密的书面保证。”
“我的验血报告是机密文件？发什么神经。”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沓纸，放在我的膝盖上。我翻了翻一式四份的复印件的前两页，上面写着：如果我泄露了最高机密，要在监狱里蹲三百一十年，还要罚款五百万美金。保证书以第一人称书写，用黑体大字写道：我保证没有看过我要看的文件。
“如果你们这么害怕我告诉别人，为什么还要让我知道？是我的克隆原体派你们来的？他要死了，要我去继承遗产？”
“这只是一个例行手续，请在下面画押，在画叉处签名。”
我鼓起腮帮，一把抓过法官递给我的水笔，胡乱地画了个符号，签上名字，把纸递还给他。
“该您了。”他对神父说。
“您认为……这合适吗……顾问先生？”
“这是必经程序，我的神父。”
“宾叔叔”不情愿地取出《圣经》，把它放在我的脚前，语调缓慢、吐字清晰地说：“吉米·伍德，您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发誓？隐瞒真相，所有真相，只是真相。请抬起右手，说：我发誓。”
“扯淡，我又不信上帝。去他的吧，继承陌生人遗产，我还不稀罕呢！我从没有见过你们，再见。”
我转动车上的把手，门打不开。我四处寻找机关，一扭头看到了法官，使我冲到脑门的热血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他正盯着神父，像是大难临头，皱着眉不住口地重复：“他不信上帝？”
“上帝的道路啊……”神父哀叹道。
“合约上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
“吉米，”医生加入进来，“当您宣称您不信上帝时，您是说您从来没有考虑过？还是宗教让您反感，抑或是您放弃了信仰？”
“我是说神父、医生还有法官，都是狗屎。够清楚了吧，啊？”
我想把他们激怒，把我扔出车外。但是，他们相互看着，频频地点头，好像我通过了一项考试。
“事实上，这是他的宣言。不是吗？”医生说。
“我对他在修辞上面还有些保留意见。”神父边叹气，边收起《圣经》：“其实，这种反应很常见。”
“就当他宣过誓了。”法官边看表边果断地决定。
他递给我蓝色文件袋，我从中抽出一个硬纸夹，打开，看到我的验血报告，题头上印着兰劳克斯医院的信笺，日期是7月1日。
“你们怎么得到的？诊所不是被炸了吗？”
“验血报告刚寄到。”
我浏览着一行行的数据，一切都很正常，都在平均值左右，除了胆固醇和尿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翻过这一页，是一列列的数据，无规则地重复：那是我的基因码。其上还夹着另一种颜色的纸，那些血液特征值不同，但基因码看上去是一样的。
“我就是从这个家伙身上克隆出来的？”
“是。”
“他不愿泄露真实姓名？”
“这一点，我们还不知道，”医生喃喃道，用眼角瞟了一下神父，“不过，目前，白宫的确不想让消息传播开来。被克隆的人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其影响力之大，可以说，围绕他的论战从没有停止过。”
“我该不是麦当劳的继承人吧？”
他们全都张大了嘴巴看着我。
“不行，如果我有麦当劳的血统，以目前的诉讼情况来看，我得换血。我可不愿意继承这样的遗产：因导致肥胖症，判刑一千年，谢谢，我消受不起！”
“与麦当劳的血缘无关，伍德先生。”法官边在鼻子前弹着手指，边打断我。
屁股底下突然动了起来，吓了我一跳：车开了。
“我们要去哪儿？”
“送您回去，以您目前的状态，我们不能让您乘火车。”
“我的状态，什么状态？”
“您会受到刺激的，”心理医生微笑地说，“别担心，我已经替您向雇主请了假。”
“哎，我到底有谁的血统？”
“基督的。”
我屏住了呼吸，在他们的脸上寻找着幽默、假说、暗喻或者口误等蛛丝马迹。没有。医生盯着我，享受着他的诊断；神父微侧着头，脸上带着崇拜；法官抬抬眉毛像在证实，还有同情。我放声大笑，结果只是固定了他们的表情，没有丝毫的改变，似乎我的反应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你们用来克隆我的基督血样，是从哪里来的？是做礼拜时信徒喝下的葡萄酒吗？是奶油葡萄？还是无子葡萄？”
法官丝毫也不受干扰，伸过手来翻动我膝盖上的文件，停在有相片的地方：正片、负片、放大的还有综合图……
“您有没有听说过都灵裹尸布？”神父尖着嗓子问道。
“就是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时包裹他的布幔？”
“是呀，就是那块寿布。”
“别再胡说八道了。我也看电视的！你们的布是，是一幅图画，用画笔蘸着血画出来的，看上去像真的一样。那上面鬼知道是谁的血。我若由此而来，还不如说我是Ｘ的后代。”
法官用一种极具说服力的缓慢语调反驳我：“吉米，这后面有一份附件，是对裹尸布的科学鉴定。在第二十五页上，列举许多证据，证明这幅画不是人们后来添上的。基因对比的结果也确凿可信：您的基因与第一世纪时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完全一致，此人，又被证明是耶稣。”
“至于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那又是另一个问题，”心理医生接着说，“也许，您能给这个问题找到答案。”
硬壳文件夹从我的膝盖上滑落下来，纸片撒了一地。神父弯腰捡起。我看到在那些图表、统计表上，都印有军事实验室的头笺，还盖着“机密文件”的印戳。我绝望地在干渴的喉咙里找着唾液。
“你们想说……你们试图让我相信，我是从一块布上的一摊血里生出来的？”
“不是随便的一摊血，也不是随便的一块布。”多诺威神父微笑着说。
我把头朝后仰着，靠在椅背上。
“那么，您有什么感觉？”法官声音洪亮地问道。
好像我刚赢了一场比赛，记者伸过麦克风让我谈感想。我不回答，一幅幅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挤来撞去，白衣大褂在操作试管，冷冻箱里冒出蓝色的雾气，老鼠在笼子里转来转去，一个十字架变得越来越大，终于砸在我的身上……我做过无数次这样的噩梦。
我突然睁开了眼睛，林肯车正沿着麦瑞特大街开着。
“你们要我做什么？”
法官取出一包加维生素的香烟，递给我，我不要，他又收了回去。
“您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吉米。目前，您先用半小时的时间来阅读这份文件，要知道，它是不可以带走的。等您回到住处，在了解一切之后，在随后的几天内，您再做决定。”
“什么决定？”
心理医生松开架在一起的双腿，面带自豪地说，没有人想强迫我。
“强迫我做什么？”
“强迫您相信，强迫您接受您的血统……还有您的作用。”
“您可能是，”神父小心翼翼地接着说，“也只能说可能，您是《福音》中宣布要回来的救世主……”
“或者只是一个简单的、不带有任何神性的实验室产品。”法官结束了神父的话。
“为什么你们直到今天才来告诉我这一切？难道是因为我三十二岁了，而耶稣死于三十三岁，我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交换了一下惊奇的眼神，好像他们从没有想到过，真当我是傻瓜呀！
“吉米，我们失去了您的踪迹，”神父开口说，“那个您出生、又生活了六年的研究中心失了火，您从此就，请允许我加上‘神秘’两个字，神秘地失踪了。”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街道，烧焦的睡衣，还有伍德家的汽车……
“您完全想不起我了吗？吉米？”他又柔声说道，“那时，我年轻一些，也瘦一点……您在我的身边长大，我负责您的宗教教育……”
我仔细地看着他，头脑中一片朦胧。我试着想象他穿上白大褂，减去三十岁……我告诉他，别费劲了，我对那六年毫无印象，他们也别想让我相信，他们若真想找我，会找不到！
“想一想当时的形势，”法官叹了口气，“克林顿执政后期，成千上万的经费都投在ＮＡＳＡ上，生产间谍卫星，结果一无所获……调查委员会在寻找各种理由来击败总统：房产丑闻、性丑闻、地下研究……白宫当然想找到您，但更重要的是掩盖此事，不让您的身份暴露。否则，克林顿就得承认他在公开场合下矢口否认的人体克隆研究。至于布什政府，又有其他事情要关注，在那样一片混乱中，也就把您给暂搁一边了，而且也认为您已经死了，像您的兄弟一样……”
“我的兄弟？”
“您不是唯一的胚胎，伍德先生。耶稣的血液造成九十四次失败：流产，胎儿畸形，死胎……只有一例成功，那就是您。”
“我母亲呢？”
他们都尴尬地住口。医生摘去眼镜，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纸袋，撕开，拿出一块软布，仔细擦拭着他的镜片，半晌，才开口：
“有一个志愿者提供了一枚卵子，研究人员摘除它的遗传因子，只保留细胞液。然后，他们从裹尸布上获取的白血球中提取了一个细胞核，经过处理，植入卵子中。电流作用促成二者的结合，然后，他们再把这个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里。”
“当然是处女。”神父强调道。
“也就是那位志愿者。”法官补充道。
我问他们文件中有没有她的资料，他们用各种方式避而不答，有耸肩的，有报歉地微笑的，有低垂眼帘的。
“好吧。就算你们失去了我的踪迹，你们把我忘了。那为什么，今天，你们又能找到我？”
他们抢着回答，像放连珠炮似的，三人的声音交错在一起：形势变了，尼尔克政府支持克隆研究，我从没有生过病，也没有去过医院，如果我这次没有被狗咬伤，他们还没有机会找到我。
“就这样，吉米，”法官边摆弄椅子扶手上的纽扣，边总结道，“现在，您了解了事情的大概，至于详情，我建议您读一读您的档案。今天上午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又有这么多的文件要读……您想要自己一个人呆一会儿吗？”
“你们下车，跟着车跑？”
“一会儿见，吉米，有什么问题，您左手边有对讲机。”
一按按钮，一块隔离板从我的鼻子前滑落下来。头上的顶光灯随之点亮，我的椅子也转到了面朝台阶的方向。我双手颤抖着，读了起来。历史资料、实验报告、比较分析，还有我从零岁到六岁的各个角度的照片……躺在摇篮里，站在游戏筐里，坐在斜面桌前，在活动室里，在铁栏杆围住的草坪上，坐在空荡荡的餐桌前……总是孤独一人，总是穿着身白色运动衣，项链的末梢拴着个小十字架，表情忧伤，那么寂寞……我的眼泪落到这些我认不出的小脸上，融化了过去的情景。那不是我的过去，我不要做这个人工婴儿，这个从裹死人的布上生出的孩子，这个荒谬的实验品……但是，那的确是我，每翻过一页纸，就像有一把刀在我的伤口里转着，凌迟处死那个我自己构想的、没有过去的吉米……
二十分钟后，我合上了文件夹。我今年三十二岁，如果我真是从耶稣的细胞核生出来的话，我的年龄就该加上他的年龄。
我按了按对讲机的按钮，顶光灯灭了，椅子又转回到面对他们三人的方向。他们的眼中竟没有一丝的焦虑，一个在打电话，一个在看报纸，第三人在睡觉。他们看着我，等我开口，一起前倾着身体，脸上挂着理解的笑容。
“我总能生孩子吧？”
法官挑了挑眉毛，取回文件，问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一个克隆人，非得通过克隆才能有后代？还是能像所有人一样地生孩子？”
三个人沉默地凝视着我。
“我等待的是另一类问题。”神父挺失望地喃喃道。
“你们希望我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们把这样的东西扔给我，我总得抓住点什么！”
“多莉克隆羊在交配后，正常产下一只羊羔。”心理医生宽慰我说。
林肯车开到了哈尔仑街上，穿梭在商店和烧毁的汽车间。
“好吧，”医生结束了这个话题，接着说，“总之，现在一切就看您了，您已经用名誉担保什么也不知道：要么把今天的一切都忘了，要么把您的故事卖给新闻界，结果是进监狱，还被判上谎言癖的罪名。或者，几天后，您会打这个号码的电话，让我们一起来考虑，如何用您那奇特的遗传因子……来为人类做点什么。”
“为人类做点什么？你们为尼尔克工作，还奢谈什么为人类……”
“为什么要这样嘲讽？”法官吓得跳了起来，“您该不是民主党员，我们调查过……”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默默无闻的游泳池修理员，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在我的角落里做好本职工作，我不会冒耶稣之名，为你们总统的竞选摇旗呐喊的！”
“我们并没有要求您这么做……”
“那你们要求我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只是听一听您心灵的呼唤，也许从您一出生起，这个声音就一直在表达着……”
“首先，你们怎么来证明照片上的孩子就是我？而且，你们又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份化验单就是我的验血报告？医院每天都有失误，或者弄错了名字，或者弄混了病历。我有一个水暖工朋友去医院割阑尾，结果，医生却把他的脾脏给拿掉了。所以，别再用耶稣来烦我！我会再去做一次验血检查让你们看看！”
“您可以做您想做的一切，吉米……条件是保守秘密。我们的责任就是给您提供选择。”
车停住了，车门上的锁咔嚓一声打开了。医生握着我的手，法官拍着我的肩膀，神父递给我他的《圣经》。
“我说过我不会发誓的。”
“留着吧，”他庄重地笑着，“认识一下您自己。”
吉米的身体定格在他打开车门的瞬间，屏幕灭了，屋顶的灯亮了。棕红色细木板护壁的大厅里一片沉静，一只只转椅重新转成一圈，发出的细小嘎吱声更加重了气氛的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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