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时期日本的军妓制度，话题很多，许多人更愿意将兴趣集中在道德问题上，这就使我们对军妓制度的研究本身变得同有没有必要放映《望乡》的争论一样陈旧了。 　　我以为军妓问题与其说是妇女问题，毋宁说是民族问题更确切。 　　敌随军营妓调查 　　——腾冲城内一群可怜虫（节录） 　　战地记者　潘世徵 　　当腾冲城门尚未打开的时候，国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六十个敌人随军营妓被包围在里面。果真我军登上南门城墙后，发现对面北门一条小巷里，常有三三两两的女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那儿匆匆经过。后来小包围形成了，有时也会见到一两个营妓打扮得花枝招展从封锁口出入。国军士兵招手要她们过来，营妓却回头嫣然一笑，姗姗地走了。 　　营妓制度，在全世界军队里尚属稀有之事。于是在我军士兵的谈话中，都像神话一般传开了。 　　……一个十岁左右的中国小女孩，向来都是替营妓们打洗脸水的，据她报告，当时她们全都躲在一个大防空洞里，一天黎明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用枪逐个结束了营妓们的生命。一共十三人。小女孩吓昏过去，捡了一条性命。 　　十四日上午，国军攻克腾冲最后一个据点。在一处墙缝里，发现十几具女尸，都穿和服，还有穿漂亮西服的。她们都被蒙上眼睛，死得非常整齐。这些可怜的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判处残忍的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 　　打扫战场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群躲在稻田里的女人。她们有的穿便装，也有的穿日本军装。营妓的被俘立刻轰动了全城。她们是哪国人？从哪里来？以前是干什么的？长得漂亮吗？她们每天过的怎样的生活呢？…… 　　一个女人能讲中国话。她告诉记者，她们都是朝鲜人，两年前从汉城、元山、仁川和平壤到中国来的。 　　她们的到来却并不是强迫。日本军队创立营妓制度，派人到朝鲜招收贫苦女孩子到中国供应军队。因为营妓生活相当舒适，能赚很多钱，所以愿意做这种事情的女孩子亦不在少数。 　　日本营妓则是从日本国内自愿来为军队服务的。她们每星期检查一次身体，有病便加以治疗，平时管理极端严格，不许有丝毫的越轨行为。工作时间以外，营妓可以不受阻碍地外出游玩，军人则不允许私自带营妓出门，倘若违反纪律，无论官兵都要受到严厉惩处。 　　记者曾在腾冲城南参观了几座营妓公馆（亦称慰安所）。一个院子里有十几间房子，每间房门上都贴着营妓的花名，以及卫生检查合格证。这种合格证每星期换一张，上面签有医官名字印章。房内陈设，有如日本式家庭，大约是想造成家乡的气氛，提高士兵的热情。…… 　　有一件事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就是那些多数来自日本的营妓。腾冲战役直到最后时刻，敌人并没有丝毫的淫乱行为，营妓的生活同士兵一样，每天两包饭团或者一包饼干。她们戴上钢盔，帮助士兵搬运弹药，甚至用机枪或步枪向国军射击。敌人崩溃的时候，把她们全都处决了，也有一种说法是自杀的，总之没有一个日本营妓活下来。但是国军官兵与敌人战斗近在咫尺，经没有人听见过女性呼救或者哭泣的声音。这说明日本营妓都有很坚强的意志。 　　…… 　　摘自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扫荡报》 　　吉野孝公，九州岛人。生于大正二年十月七日。战争期间担任卫生队本部上等兵。他在战争结束三十年后向一位作家叙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腾冲战役，其中部分是关于那些日本慰安妇的壮烈行动的。 　　“在最后那段日子里，慰安妇们承担了部队的炊事工作，饭做好了就捏成饭团，冒着敌人炮火送到战壕和地堡里，送到每一个把枪管打得通红的士兵手里。她们已经和部队结成一个整体了。” 　　“每个士兵的动作都必须得到发挥。如果让一名士兵去做饭，那么就有一支步枪打不响，它将直接影响‘把腾越（即腾冲）确保，死守到十月’的师团命令。正因为这样，她们才向士兵提出：‘让我们来干吧，请您上前线去，务必好好向敌人瞄准。’” 　　“回想起来，当时那些士兵对她们的行动并没有感动，‘谢谢’或者‘啊，真过意不去’这样的话，完全是三十年以后的今天才有的感情，或者叫做感叹吧。” 　　“在当时，女人的行动大家都觉得是‘应该的事’。” 　　“战国时代（指日本的战国时代），武将和武士在城陷之日与妻子同归于尽，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杀死儿子还有泪，但是让妻子自杀时却不会哭，因为是断了后嗣更让人觉得悲痛吧。” 　　“她们不只是做饭团子。东边缺少弹药就拖着沉重的弹药箱往东边去，西边手榴弹打完了她们又抬着手榴弹箱往西边去，总之哪里需要她们就到哪里去。一只铁皮弹药箱有五六十公斤重，她们有时一个人拖住那只大家伙，咬紧牙关在地上爬；有时两人抬一只，肩头和胳膊都磨出血来。有个叫君代子的姑娘，也是北九州人，平时很娇嫩的，连比茶碗重一些的东西也不曾端过。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合抬一只弹药箱，一颗子弹打中大腿，结果弹药箱砸下来，活活将她砸死。”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战场上已经没有男人女人之分了。女人和士兵穿一样的军装，头戴钢盔，她们不再是慰安妇，而是来自日本的战士。没有人退缩，也没有人哭泣，我想她们的心情一定也变成了古代武将的妻子，随时准备同丈夫一道牺牲。我听过许多当过士兵的人现在回忆说，长时间同她们在一个部队，越是远离日本，她们就越是变成士兵的一部分了。” 　　“……后来，司令官命令焚烧军旗，砸毁电台，全体官兵准备‘玉碎’。有个叫爱子的千叶姑娘，平时对一个年轻的A少尉有感情。九月十一日敌人总攻击开始，爱子就脱下军装和钢盔，换上干净漂亮的日本和服，来到正在地堡里战斗的A少尉身边。她当着惊讶的士兵们对少尉说：‘求求您，请杀死我吧！’” 　　“这就是‘美丽的死’，即死在自己爱人的怀抱里。也就是想象中的情死。” 　　“少尉面对跪在地上的爱子姑娘，一时间竟然畏缩不前。爱子急了，流着眼泪说：‘您要是不肯杀死我，我就留在您身边，直到敌人把我们一起杀死。’” 　　“所有的士兵都被爱子感动了，他们默默地望着A少尉，眼睛里流露出责备的意思。人与人的心理感应，恐怕只有在死的时候才能相通吧。A少尉眼圈红了，沙哑着嗓子说：‘爱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决心好极了，我很快就跟着你去。’” 　　“说完，拔出手枪抵近爱子的耳根开了一枪。爱子晃了晃，一头栽倒在地上。少尉连眼睛也没有眨，转过身又继续战斗。当天夜里，这座地堡被火焰喷射器摧毁，所有的尸体都烧焦了，无法辨认。” 　　“同一天，有三名日本慰安妇学着爱子的榜样，被自己爱恋的士兵杀死。” 　　“据说有个叫清子的静冈慰安妇，被所爱的人拒绝开枪，就绝望地爬出战壕，迎着敌人枪弹走去。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去拖住她，敌人的机枪就把清子的身体打得象马蜂窝一样……” 　　“士兵们全哭了，他们悲痛地喊着：‘你们为什么要死？死有我们就足够了！士兵就是为死而来的。你们是女人，不是士兵，请你们务必活下去，活着回日本！……” 　　“当天夜里，剩下三十多个日本慰安妇都自杀了。” 　　“现在的日本人都瞧不起当过慰安妇的女人，觉得她们肮脏、下贱，以为他们都是坏女人。只有当过士兵的人不这样认为。他们在一起经历过那些生生死死的岁月，一起从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因此只有他们懂得尊重她们，把她们当作真正的女人。” 　　吉野孝公的自述被日本作家千田夏光写进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慰安妇》里。该书一九七五年在日本出版。 　　吉野现在日本九州留米市西站町开一家小旅馆，与老伴过一种足不出户的隐居生活。他每年九月都要带上干粮出一次远门，到长野的善光寺为战死在腾越的日本人祷告，三十余年不曾中断。 　　公元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征服者的盟军就耀武扬威地踏上了日本的领土。为了防止占领军向日本妇女横施暴行，由内务省（警察）和大藏省（财政）牵头，共同建立了一个名叫“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组织。该协会英文简称叫“RAA”。RAA的职能同当年的随军慰安妇差不多，亦属于“卫生性公共厕所”，只是服务对象变了，门外等候的男人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占领军，包括黑人和白人大兵。 　　日本内务省在暗中恳求这些占领军：请将就这些女人吧，千万别再向其他日本女人伸手。 　　据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承认：“如果这样就能保住日本女人的贞操，那真算便宜的。”（千田夏光：《随军慰安妇》） 　　RAA前后共招募了五万多名日本女性，把她们秘密或半公开送往占领军驻地。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出面干涉，该组织仅开张年余便被迫解散。RAA的女招待们命运最惨，她们成为日本民族的耻辱，或流落街头，或再度沦为烟花巷里的卖笑女。据调查表明，战后回国的大约五千名随军慰安妇中，没有一个人重新走进RAA的大门。也没有一个人因生活所迫而重操旧业。 　　日本战败后，社会经济一度濒临崩溃，到处通货膨胀，物资匮乏，一九四六年出现的全国大饥馑，饿死二百万人。当时，不少良家妇女尚衣食无着，不得不向占领军出卖肉体换取食物，那些刚回国的慰安妇们就面临着一场更为艰难的生存竞争。 　　关东军G联队，有三千四百名四国士兵，配属十六名来自四国岛的慰安妇。这支部队从一九三九年起一直驻守在满洲里北部的俄满边境上。这里荒凉寒冷，人烟稀少，在长达六年的共同生活中，三千四百名士兵同十六名女人一直融洽相处，好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年轻的士兵入伍前大多是童男子，是这些女人第一次将他们变成男人。一九四五年该部队调防台湾，并在那里成为美国军队的俘虏。慰安妇们先被遣送回国，她们无法回故乡谋生，就一起到了北海道的函馆。她们相约，哪怕日子再苦也要熬下去，哪怕饿死也决不出卖肉体。 　　一年后，G联队的战俘陆续回国。归来的“丈夫”们偶然听说了“妻子”的事情，无不为之感动。大家通过种种办法互相联络，凑出钱来帮助女人，并定期把她们接来同大家见面。后来这种聚会就成为一年一度的例会，一直保持至今。 　　每年八月，人们都从全国各地赶到函馆来赴约，只除了那些永远不能再来聚会的人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