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飞时，我父亲偷偷看过手表，他记下的时间是当天上午十一时零七分。这个细节对我将来的另一部小说很重要。因为我也是在十七岁那年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并且用同一块手表记下列车开动的那个难忘的时刻。
我父亲手腕上悄悄藏了一块瑞士金表，据说当时在重庆要值几百块大洋。我的祖母之所以亲自给她的上等兵儿子戴上这样一块名贵手表，其用意不在于告诫儿子珍惜时间，而是为了让他在今后山穷水尽时候好变卖成路费回重庆。这只表后来一直跟着我父亲走上战场，出生入死，见了许多世面，直到一九七一年我下乡时才跟我到了云南边疆。后来被我劈柴时不小心摔成两瓣。
我父亲和他的同学被指定搭乘一架C—47运输机。这种飞机主要被设计用来运输货物而不是载人，所以机舱内并不考虑人的要求，甚至连座位也没有。学生好像被依次塞进罐头的沙丁鱼，直到实在塞不下为止。棉衣棉被全都留在地面，每人只穿一件单衣，发一只呕吐的小纸袋，所以机舱内居然奇迹般地挤进了百十个人。
飞机猛烈地震动起来，螺旋桨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这就是说，诀别的时刻到来了。机舱内的气氛沉重起来，大家全都默不作声。飞机开始滑动，机舱只有几个舷窗，大家再轮流看一眼窗外的祖国。有的人突然后悔了，抽抽噎噎哭出声来，于是又引起许多小知识分子感情冲动。
我父亲努力不去想他的母亲。他觉得鼻子直发酸，眼泪险些就要涌出来，但是他不想哭，不愿意与别人同流合污。龚壮丁却不知羞耻地放声嚎啕，据说他良心发现，自责不辞而别，对不起祖宗和孩子。
感情的暴风雨很快就过去，雨过天青，飞机继续升高。不久，学生们的注意力就发生转移，他们不再留心窗外，而是集中精力对付机舱内一个更加严峻的现实。
飞机上升到一万英尺，美国飞行员都穿上翻毛皮夹克，学生们却只穿一件单衣，冻得发抖。有一个飞行员出于同情，扔出一些帆布，于是学生们就好像越冬的狗熊一样，争先恐后钻进帆布把自己裹起来。
飞机继续爬高。到一万三千英尺，机舱出现缺氧，气温骤降到摄氏0度，舱壁上的水汽结了冰。帆布完全不足以抵御寒气的侵扰，学生们被冻得几乎失去知觉，昏昏沉沉进入半休克的冬眠状态。
这是一种残酷的刑罚。空中飞行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他们后来才被告知，当他们被冻得不省人事的时候，飞机正在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边缘。但是没有人感到惋惜，因为每个人都巴不得快快结束这种该诅咒的空中旅行。漫长的煎熬随着一声剧烈的颠簸和刺耳的摩擦声结束了。歪歪倒倒的学生毫无诗意地爬出机舱，然后跌倒在草地上，好像冻僵的大蜥蜴那样摊开四肢吸吮太阳。残酷的空中旅行耗光了他们的热情和活力，把他们变成一根根毫无想象力的冰棍。南亚的太阳好像一只大火炉凶猛烧烤着草地上这些手脚僵硬的人们，把冰凌和寒气一点点从他们的血管和骨头缝里剔出来，然后再把生命和热情重新注入他们的躯体。
这种类似十八世纪贩卖黑奴的残酷空运险些要了我父亲的命。它初步扫荡了小知识分子的浪漫情调，把他们对于坐飞机的美好期待变成一段痛苦不堪的回忆。直到四十多年后，当我为写作这部作品收集素材的时候，我终于替我父亲和千千万万抗战学生找到这种非人运输方式的罪魁祸首。
虐待中国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抗战期间，重庆政府为了最大限度节省开支，就把运往印度的士兵的棉衣裤扣下来装备国内部队。中国驻印军原副总司令罗卓英上将热情更高，他建议说：“让他们光着身子，一架飞机至少可以多装五十个。反正空中时间只有四个小时。“这个可怕的建议幸好由于美国顾问的反对才没有成为现实，否则我的父亲很可能早就变成一条冻带鱼，自然也就没有我了。一九四二年底，首批从国内运往印度的两个作战师中，就有不少体质羸弱的士兵被活活冻死在空中。
我可怜的父亲昏昏沉沉地躺在清香四溢的草地上，亚热带太阳好像一位伟大的异国母亲热烈拥抱来自异乡的婴儿，于是过了半个小时，婴儿渐渐恢复了知觉。我父亲最先恢复的意识是“我还活着”，这个发现使他感到无比欣慰，接下来的感觉就是呕吐，胃痉挛，鼻窦炎急性发作，还有重感冒和高烧也开始折磨他，使他不得不在医院住了整整一星期。
美国军官及时帮助这些萎靡不振的中国新兵树立信心。他把他们集合起来，带到一座特设的卫生清洁站，依次进行严格的卫生处理：洗澡、理发，清除污垢，打预防针，等等。脱下的衣裤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烧掉。头发胡子一律不许保留，统统剃干净以防传播寄生虫。经过一番修理，新兵仿佛卸掉许多包袱，个个觉得轻松愉快。
清洁毕，开始分发军需品，军需官按名册清点，逐一领取。我父亲由于对美国人的物质奢侈感到极大惊讶以至于几十年后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物品计有：咔叽布战斗帽、钢盔各一顶；钉有铜纽扣的咔叽布军服（夏冬装）各两套；羊毛衫夹上衣一件；棉质内衣内裤两套；短袜、衬袜及呢绑腿各一副；帆布胶鞋、大头皮鞋各一双。还有毛毯、橡胶雨衣、水壶、手电、遮光镜、防蚊头罩、毛巾、铝饭盒、行军背囊，等等。当全副武装的学生兵唱着歌列队走出机场的时候，他们个个昂首挺胸，心中充满做人的尊严。
长长的运兵车队开过来，面貌一新的中国士兵依次登车，他们将依照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命令，被送入一座正规化的军营接受专门训练，然后投入收复缅甸的战斗。
这个军营就是后来常常被我父亲提到的那个著名的盟军大本营——兰姆伽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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