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印度空运新兵的工作是从一九四二年岁末开始的。当时中国远征军惨遭败绩不久，委员长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利用空运租借物资的返程飞机向印度增派部队，以便在次年旱季反攻缅甸时驻印军人数不低于三万二千人。但是后来千里迢迢空运到印度的壮丁却有三分之一被退回中国。因为经过检查，美国医生认为这些骨瘦如柴的中国新兵不应该上前线而是应该住进医院。
“开罗会议”后，受到鼓舞的中国委员长终于爽快地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同意向印度大量增运新兵。
次年，驻印军总人数激增到十万。
学生军在重庆集结完毕，就开始分批南下，南下的目的地是昆明。当时四川没有铁路，汽车公路也屈指可数，学生队伍就先登上木船，溯江而上到了宜宾在换乘汽车出川。
南行前，学生军每人领到一套灰布军装，一条灰棉被。为表示对学生服役的特殊优待，军令部决定将学生的军衔一律定为上等兵，每月军饷十七元法币。法币是一种中国纸币，法定货币的意思。这些钱在不同地区价值不等。在黑市猖獗的重庆，十七元法币大约可以买到二到三盒外国香烟。
当时中国不仅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亦贫乏，文盲率高得惊人。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识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懂得起码的科学卫生常识。在军队里，从士兵到军官都不重视防病治病。他们习惯喝生水，随地拉屎撒尿，不懂得疾病和讲卫生之间的关系，也不懂得勤洗澡理发勤换衣裤不是奢侈讲究而是一种基本的卫生需求，因此军官普遍都把挖厕所和烧开水视为浪费。
那时候军营里最流行的疾病是腹泻和伤寒，最普及的寄生虫是虱子。而人虱正是传播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等疾病的媒介之一。
一九四三年，重庆政府曾经下达一道为军队设立灭虱站的命令，但是由于各级军官对此均不重视，命令未能贯彻执行。这样，一九四四年初某日，当我的新兵父亲首次在自己身上发现这种陌生而丑陋的小动物并因此感到周身不适的时候，他心中便对未来军营生活的前途产生了某种本能的畏难情绪。当然，这并不足以减弱他对另一个南亚古国印度的激情与向往。很快，他发现周围许多人对此并无不适并且心安理得，他又开始批判自己意志力量的薄弱与动摇性，调动所有的理性力量与自己的阔少爷作风进行不懈的斗争。斗争结果是患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身性皮肤病。
在经受虱子的严峻考验之后，学生军的队伍便浩浩荡荡移动起来，一路水陆并举，步行车载，沿途民众热烈欢送。学生兵个个精神饱满，歌声嘹亮，这种场面与后来的步行大串联有相似之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因此日子过得飞快。
跋涉月余，春暖花开时到达云南省会昆明。学生在这座著名的高原春城只停留一日，便集中在市郊的巫家坝机场等候登机。不料美国人节外生枝，登机前还要体检，原因是不大放心中国医生提供的体检报告。于是学生兵再次在一排平房前面排成单行，每人发一张表格，由美国大鼻子军医逐科检验。
头一关目测，我可怜的父亲就不幸称谓美国佬铁面无私的牺牲品。他被查出患有砂眼，鼻炎，还有四颗蛀牙。被淘汰的学生将被收容在国内部队，这就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梦想归于破灭。印度湛蓝的天空，热带风情，美妙歌舞，现代化战争，飞机轰鸣，金戈铁马，一切激动人心的未来都将与这些不走运的人无缘，他们只配永远呆在国内同讨厌的风沙，灰蒙蒙的天空，爬满虱子的军营和老式步枪打交道。
我父亲不甘心向命运屈服，他仔细观察后发现，那些幸运者的表格被逐科打了“\/”，最后在一个美国佬那里盖图章。图章不是盖在表格上而是盖在体检者胳膊上，这种盖章方式很难说是否具有种族歧视的意味，反正很象我们在自由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检疫合格的猪肉。我父亲灵机一动，他从美国佬大大咧咧的办事作风中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首先，弄到一支笔并且依葫芦画瓢并不困难，然后在盖章处外面拉住一个喜不自禁的幸运儿，不由分说将他的新鲜图章往自己胳膊上一按，于是一个代表通往印度的天蓝色登机证就被创造出来了。这样伪造的图章自然足以乱真，但是只要细心立刻就能发现，它的每个字母刚好都是反的。
我的得意洋洋地父亲将他的小聪明至少传授给一个加强连的落选同学，其中也包括他那个雄心未泯的大朋友龚壮丁。于是两小时后，大多数学生都顺利通过体检，如愿以偿地登上飞往印度的美国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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