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十三篇，一开始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言简意赅，为将者不可不知，为政者更不可不知。 　　笔者将《孙子兵法》分为战略和战术两部分，来引述衡阳会战。战略方面，是属于统帅部和战区司令部的职权，留在下节讨论。我们先讨论战术方面，这是属于战斗单位，战术的运用。 　　在《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计者，计算、研究分析也。计有五事曰“道、天、地、将、法”。 　　“道”就是要上下同心，共生死，而不畏危。这正是第十军能以少敌众（从初期的一比五，到后期已无法比），浴血奋战四十七天的基本精神。 　　“天”时方面，时值盛暑，非人力可左右者，在尸积如丘，未有瘟疫发生，真乃奇迹。 　　篇之“地”与兵法第四篇〈形篇〉、第十篇〈地形篇〉，互为表里。第十军正确判定敌人进攻的主战场，并且对自己的兵力，因持久战可能的消耗，各期战斗的能力，战斗时各部的配合、支援，甚至炊事兵的安全都做过精密的计算。衡阳没有钢筋水泥的工事，完全利用地形、地物、碉堡工事位置极尽选择之能，在两个多星期，完成了一个既能隐蔽军队活动，又能有效歼敌，使敌难攻，形成了一大要塞式综合阵地。孙子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又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危远近，上将之道也。”此之谓也。（日军战史对此也有详细和赞佩的描述。） 　　“将”就是要做到，智、信、仁、勇、严。笔者纵观第十军的将领，是以智仁勇三者为主，爱兵如子，亲爱精诚，绝少枪杀自己官兵，会战期间，仅周师长枪毙了一位作战不力的营长。 　　“法”，制度也。十多年战场上的磨炼，许多的制度已养成第十军官兵的习惯。如战场上一瞬万变，指挥系统的权责，各级军官都能主动运用，士兵们也养成了良好的战斗习惯，从不浪费一枪一弹，机关枪手都练成“点放”的高手，被日军称之为“魔鬼机枪手”。我手榴弹的杀伤力被日军评价为“A”级，我迫击炮的威力，日军称可媲美日军的野战炮。从这些敌人的赞词，吾人就可知第十军军纪之一斑了。 　　不顾荣辱，保全近万兄弟 　　在仅二平方公里的战场，以一万七千六百余人，与十余万之众日军浴血奋战四十七天，日军阵亡达四万八千余，伤亡共七万余。本军阵亡七千余，伤亡约一万五千人。此一最小与最大之比的纪录，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第十军不仅是在战术上完全成功，而且也达到战略歼敌的目标。 　　可惜的是，统帅部未能有完整的战略计划，彻底消灭敌军，缔造一次更大的大捷。第十军孤军在无援军之下弹尽援绝，剩下来的是七千的伤残和三千已无战斗力，面黄肌瘦、双眼深陷、亲爱的好兄弟和可爱的中华好儿郎。面对残暴敌人可能趁乱屠杀惨剧的发生，军师长毅然不顾荣辱，与敌协议停火。军师长被囚，换得近万兄弟的生命，实大仁大勇也。日军终于任第十军官兵星散，军师长的囚禁也不很严，先后都脱险回到重庆。 　　衡阳失守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推崇第十军感人的文字，举国齐悲。但在中国一些封建的道德标准，军师长未“杀身成仁”，应该是后来抗战史很少提到衡阳会战的原因。 　　也有日军和汪伪的报纸，说第十军最终是投降。但有以下数点可证明不是投降： 　　一、军师长（方先觉、葛先才、周庆祥、容有略）都被囚，无一人送往汪伪政府。被囚期间，军师长利用自理伙食采购的方便，一直与中央情报人员保持联系，后来都分别被中央情报人员和衡阳地方人士冒险营救脱险，脱险过程中更会有随时被射杀之险。 　　二、其余官兵均任其自散（此为日军未遵守停火条件，为伤患医疗，故任其自行星散）。 　　三、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脱险回到重庆都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国军最高战功勋章），葛先才是在衡阳会战中期就得此青天白日勋章。如果是投降，则不可能获此殊荣。 　　四、蒋委员长电令全国军队，于八月二十日上午六时，在各军次集合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藉志敬悼。 　　五、毛泽东主席于八月十二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中的社论中称赞：“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并无投降之语。 　　六、日军战史非仅未说投降，反而赞誉第十军无一卒投降者。及战后日战友会数度往台，对第十军的未死官兵表示敬意和祭奠方军长的墓前。 　　七、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葛先才师长奉蒋先生令，赴衡阳搜瘗忠骸，建第十军阵亡将士公墓，建成之日，衡阳冠盖云集，为衡阳地方的一件大事，这都有史可查。如果是投降，焉能有此盛典？ 　　战后第十军军师长，也不对此说申辩。正是如史可法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他们内心的感触是可以体会的。任何投降的说法，都是不值一提或去辩白了。 　　衡阳会战只有在日军战史中，被认为是八年抗战中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对他的敌人（第十军）赞誉备至，但因伤亡太大，也对其国人隐瞒，故日本人所知者也不多。日军参与衡阳会战的战友会，于一九八一年前后，曾多次来台向第十军未死官兵和方军长的墓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