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欲知的衡阳之战始末，大致写完。最后我要为我第十军将士说几句公道话：衡阳之战，敌为我誉，我谓我耻。敌我是非观点，究竟建立在何种真理之上，令人迷惘。我认为彼此论点之差异处，‘以战论战’，敌乃以我战绩战果为依据，而加以赞扬；我则以‘失地为耻’来评定此战，抹煞了我官兵的头颅热血所换来的战绩战果。 　　就责任而言，衡阳之失，非第十军战之罪也，应由高级司令部及援军负责。退而言之，衡阳确由我第十军手中失守，未能达成战略赋与之任务。然而，我军在衡阳之战中曾歼敌五万众，伤亡共计七万余，是达到战略上，歼敌野战军最高目的。若以得失而论，最公道之评论，最低应该是功过相抵，或者有功无过。故我等既不想邀功，又不承认有过。事实俱在，我第十军将士理直气壮。（李注：查遍了八年抗战的战史，日军在衡阳会战之伤亡人数，为各次会战之冠。而我军仅一万七千余人，战场范围亦仅数二平方公里。都是最大或最小纪录。） 　　敌国宣布衡阳守军投降，我也人云亦云，未能追究事实经过，竟将我忠勇奋战的官兵，生者、伤者、死者皆打入十八层地狱不能翻身、羞于见人，这是谁的恩赐？“不分是非者”。敌国战史记载，并无我投降的脏字，反而在其记述中云：“互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的珍闻。” 　　专论“投降”，投降！古今中外种类繁多，有卖国求荣之投降，有保存实力而投降，有因处境险恶被迫投降，有政略性投降，有战略性投降，有真投降，有假投降。投降！虽是可耻的行为，但必须视其投降目的何在，不可一概而论。投降！有的还有其尊贵意义之一面存在，吾人应该详查其真正动机何在，而使评定其是非，岂可皂白不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皇帝因无力续战，为保全国家元气，向同盟国做无条件之投降，而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富强国之一。 　　昔三国时代，关公（关羽）为维护二皇嫂之安全，被迫降曹，因其为义之一字出此下策。后人认为关公义薄云天武功盖世，尊之为武圣，千百年来受万家香火祀奉。 　　越南，前为法国殖民地。法国派越南占领军某少将（忘其名），于越南奠边府与越军交战，法军超过了命令规定之守备期，因弹尽援绝，该少将投降越军被囚。后来越政府释放其归国。该少将回国时，法国朝野如疯似狂，用大字标语写道：“我们的英雄回来了”。并非投降者就是英雄。法国政府及其人民认为该少将于奠边府之役，已尽到他职责上最大努力而无责任，因无力继续作战，放弃奠边府被迫投降越军。以现代战争而言，势所必然，否则只有徒增不必要之伤亡，法国朝野是非责任分明。 　　我第十军之守衡阳，悲惨结局！卖命不讨好，死的死、伤的伤、侥幸生存者，所得到的是什么？一个个都成了“狗熊”，汗颜见人，永远不能扬眉吐气。方军长及周葛二师长决计牺牲小我，拟用我们三人之命，来拯救近万可敬可爱部属生命之安全，出此停战下策，是错吗？还是对呢？愿国人公正评判之。我冒昧武断言之，第十军与强敌血战四十七昼夜，歼敌五万所谓之“大勇”，在无续战能力之情形下，向敌提出有条件停战，来维护可敬忠勇部属生命之安全，可谓之“大仁大义”，我等军师长又错在哪里？关公只不过是仅维护二皇嫂之安全耳，岂能与近万忠勇官兵生命相比拟？向敌提出有条件停战，不是向敌屈服，乃以互惠为原则。如不能达成协定时，则继续作战，敌人亦处于进退两难极端困境，欲罢不能进取不得，在积尸如丘之战地上，敌战场指挥官也极寒心。趁我提出停战之机，接受我条件，藉此结束此战。彼虽提出非互惠条件“缴械”，而我达到主要目的，允于所求，在那种千钧一发之战况下，我全阵地皆在岌岌可危、险象环生中，又无可调之兵增援，随时随地都有被突破之危。一旦阵地一破，我必自乱，乃敌人屠杀良机。只要敌人答允不伤害我官兵，就是要我等军长的“人头”亦毫不考虑的给他，结果，我等军师长有赖条约之维护，沾光于我官兵，得免于死，可是那种被囚禁滋味，以及被人歧视的无形侮辱，在精神上所感受了打击，还是当时死了的好。 　　衡阳停战，据传闻敌国宣布衡阳守军投降？其措词如何说法，迄今我尚不详。惟敌国新闻界，曾有“方先觉率师投降”之语，简直荒谬之极，方军长率的是何师？前面曾说过，停战前，班的建制都没有了，各步兵连中残存者仅互不相识之官兵，十人八人耳。停战后，敌解除我武器，囚禁我将领，还故意放纵我官兵自动星散，则更扯不上方军长率师投降了，足证为无稽之言，我军曾参战衡阳之各级官员现在台湾者，最少尚有百余人，皆可作证，证明我言之不虚。 　　从另一角度而言，若是我第十军彼时还有师之存在，或能称之为师，哼！他皇军则休想占领衡阳，尚不知要战至何日为止。他皇军势必付出，尸积如山之惨痛更高后果。但是，我还是钦佩敌之攻心成功，手法运用之妙，他那轻描淡语投降的几句话，将我朝野脆弱缺乏是非感之心击溃，事后又不追查实情，成为人云亦云之盲从者。 　　以情理而论，纵然公论为，方军长及周葛二师长有处理善后不当之过失，也只能责备我等三人，我一万四千余伤亡官兵，及三千余侥幸尚存留人间以死与敌相拼之忠勇将士何辜！这些都是停战之前的事实，伤亡者，抛头颅流热血；侥幸者，随时随地皆在生死之间与敌奋战。其后果不但未能得到应得之荣誉和表扬，反将伤亡者、幸存者之功勋付于东流。不仅为此，每人还戴上一项降官、降兵、降鬼的臭黑帽，以致生者羞于见人，死者不能瞑目。这种违反情理的想法做法，该是何等残酷哟！这究竟又是谁的恩赐？敌人？政府？国人？长官？我认为四者皆有。 　　委员长蒋公，希望我军能固守两周？这“能守”二字的含意，他老人家认为，我军目前战力不能固守两周，因战略上之需求，而又希望能守两周。事实上，在无任何支援之情形下，我军苦守了六个星期又五天。于情于理，衡阳之失，我军没有任何责任，而且战果赫赫。假若我军趁敌之第一次总攻顿挫，伤亡惨重，斗志消沉之时机，战至第十六天之后，略事部署突围，抬着伤兵，可以大摇大摆走出衡阳，方军长一点责任也没有，亦没有投不投降之争论了。谁叫我们这些傻瓜不懂得投机取巧，硬要以血肉之躯与强敌拼斗到底，以致因援军不至，弹尽粮绝，在敌人昼夜强攻猛烈炮火之下，全军覆没！还身染投降臭味，被人所不齿。失地、丢命、损名，怪得谁来，纯系自找苦吃！我等三十九年来，并无一字一语之怨言。但是，能不为我伤亡及幸存之官兵叫屈吗？ 　　这也难怪，反正损命损誉者乃他人之子、他人之夫、他人之父，与已何干？坐在黄鹤楼上看翻船，幸灾乐祸，失去民族亲爱精诚、同胞间相爱相助的情谊，正义何存？倘若他有子弟参加衡阳之战，方军长这停战措施，他不高喊方将军万岁才怪呢！ 　　非我蓄意无礼指责于人，衡阳那种丰硕的战绩战果，我国朝野竟忽视其民族性与历史性，斤斤在那虚表名词上计较，舍本求未之观点，事实俱在。敌国战史记载，反而为我第十军多方表扬，这该如何说法？我的解释是：敌人着重事实，我却在虚表浮文。 　　说老实话，我等军师长在那种全线战况岌岌可危之当时，并不在乎什么“停战”、“投降”等名词，目的只在确能维护我无续战能力，近万名伤残忠勇官兵生命之安全，敌人提出再苛刻的条件，我等也会答允，大不了要我军师长的人头，除此强敌免遗后患，我等亦早已准备好了，不至于临时失措。 　　敌人彼时不知我军尚有多大的潜力存在，不敢逼我至绝境，他也懂得“困兽犹斗”的道理，如不停战，势必还要大量增加其伤亡，更难以向上级交代，可见敌亦处于欲罢不能之境，故藉我提出停战之机，顺水推舟，结束此战。 　　敌失去大屠杀之机会后，乃采取解除我武器，囚禁我将领，星散我官兵的毒辣手段，彻底瓦解我第十军这个强敌，永除后患。 　　敌国历史记述，其最后标题：“苦难的衡阳战役，终于告一段落。”书中未写方军长投降，而且我所提出之停战，亦只字未曾提及。 　　敌国认为，我第十军衡阳之战，战斗上超级成功，做到了不可为而能为之的超级战斗，尽到了超乎情理之外的固守职责，在无续战能力之情形下，用任何方式结束此战，都是正确的，以免做不必要之牺牲。故对我第十军无侮辱性之文字。 　　敌国战史，也曾提到投降，请看它是如何写的：“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 　　我军师长等，还能说些什么呢！一切的一切，全赖敌国战史记载，为我第十军将士解脱。 　　衡阳之战，倘若搬到世界上任何一国去，其战绩战果，那还得了！会使其全国朝野如疯似狂，而向全世界宣扬，只是可惜衡阳守军将士生错了地点，埋没了以生命与鲜血换来的烜赫战绩战果。这也表示了，我军方无干才的失职之处。（李注：葛先才脱险回到重庆，一高级军事首长约见他时，以不以为然的口气问：‘好像第十军军师长未有一人殉职？’葛先才立即顶了回去道：‘若军师长有人殉职，也打不了四十七天了。’据说方军长也遭受到另一高级军事首长类似的问话。） 　　敌国随便宣布衡阳守军投降的一句话，而毁了我第十军，死者、伤者、幸存者一万七千多人的声誉！还毁了中日战争中最成功的一战，未能详列战史，激励后来者，是不胜叹息！其实，不是被敌人所毁，而是被我不明事理者所自毁，以致埋没了衡阳民族圣战！一笔勾销了第十军官兵，用头颅热血所换来的战绩战果！自毁长城。尤未能把握时机。晓论全国将士，以衡阳战绩战果为例，告诫官兵：敌人并非子弹打不死的天兵天将，切不可存畏惧之心，自我困扰，养成怯敌心理。此乃鼓励官兵斗志最好时机、最有效方法。我责难各级司令部的幕僚，无才无能自问尚不为过分。 　　退到一万步而言，就算我们是投降吧？只要我等军师长没有卖国求荣之可杀行为，而是为拯救近万生命计，以战略性之投降来制止敌之暴行，有何不可？而且我终于达成所愿，这与日本天皇投降“同盟国”之目的，同出一辙，更超乎“关公”为义之一字被迫降曹的意义，何只重大千百倍，方军长及周葛二师长之战略性投降，乃大仁大义之行，舍己救人之仁义心肠，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忍辱受罪的，还是我等军师长，被敌囚禁，过了数月不如囚犯的生活，精神上的痛苦难以言喻。后来我等军师长各自冒险脱离虎口。好在我等都有一股赤胆忠心浩然之气来支持。故数十年来，我等既不邀功也不认过，也不必申明，事实俱在，公道自在人心，虽有人谓我耻，惟我则引以为傲，心安理得，愈吃愈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贝当要塞”之攻防战极负盛名，日俄战争中“旅顺要塞”之攻防战，“日攻俄守”。日人认为，贝当之战其惨烈凶猛，瞠乎旅顺战役之后，称之为世界上最惨烈之攻防战，引以为傲。我则认为，旅顺要塞之攻防战，其惨烈程度，又瞠乎我衡阳攻防战之后远矣。 　　一、俄军以要塞工事迎战，与衡阳野战土方工事相较，其坚强性，有天壤之别。要塞难攻犹有可说，我以野战工事迎敌。在其极端优势兵力火力之强攻下，久攻不克，足见官兵们的斗志之坚强，置生死于度外，全凭血肉之躯迎战，而且昼夜如斯。我想旅顺要塞之战，少有这种场面。 　　二、日俄旅顺之战，日军经四月余之战斗，伤亡五万九千余人，才攻占该要塞。日军之攻衡阳，四十七天中，伤亡七万余人。无论在工事抗御力方面，战场面积之大小，火力之强弱，伤亡数位之比较，以及空间时间而言，衡阳攻防战较之旅顺攻防战更为惨烈，易言之，世界史上更无前例最惨烈之攻防战，为我国衡阳夺魁，亦即我国之荣也。 　　事实如此，在预十师三千数百公尺之横宽正面，血战四十二天，自八月四日起，加上城西第三师第七团之一部阵地及一九○师阵地，全战斗横宽面，共计约为五千公尺的小小战场上，敌我双方共计阵亡近六万人（未计伤者），其惨烈战况可想而知，古今中外战绩战史，皆无与伦比。 　　衡阳之战，评以“虽败犹荣”，我第十军应当之无愧，何况乃败于无补无援呢！因之我说，衡阳之战，有其尊贵之民族性历史性存在，焉能漠视之，惜乎岁月逝矣！晚了！ 　　写至敌我阵亡近六万人有感，假若将这六万人所流的血集中起来，同时倾向地面，岂不血流成溪！而这六万人的亲人好友所流的泪，又不知比所流之血，要超过多少倍了。这都是利欲薰心的战争贩子做的罪戾。天网恢恢，这些战争贩子一个个都未得到善终而惨死，何苦来哉？ 　　有人曾提出意见：你第十军为什么不突围呢？突围较之向敌人要求停战光彩呀！在理论上确属实情，但是，突围要有攻击能力才能突破敌之包围圈。就算能突破敌包围圈，还要占领阵地，确实掩护伤兵，及非战斗员兵由此缺口冲出，才能达到突围的目的。诸位请想，我军全线阵地上，最后仅有不足二千战士，正与优势之敌胶着激战中，不能调集做突围之行动。就算能迅速集中这点残存兵力采取攻势，当面之敌却有五师团之众，其包围圈有似铜墙铁壁，我那一点残存兵力，能攻破吗？倘若我突围攻势顿挫，则必自乱，随之官兵斗志动摇，各自乱跑混战。这种情况之下，谁也不能控制整个战局，给敌人大屠杀之机，我近万生命不保矣！倒不如站稳阵脚，让敌来攻，与敌拼个皆亡。 　　这些忠勇官兵，都是有父母妻儿之人，我等为长官者，焉忍将彼等断送枉死城，而使天地之间，增加了多少孤儿寡妇，造成白发人哭黑发人之惨象，更添我军师长的罪孽。彼时，我们一切措施，皆以维护近万生命为主旨。 　　全期战斗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期能顺利突围，乃敌人第二次总攻顿挫之时，以时间言之，战至第三十天以后之一周内。前面曾记述，敌人第二次总攻惨败后，我军可以大摇大摆走出衡阳。彼时，方军长根本没有突围意向，还想多杀些敌人，不料援军杳无消息，我战力日在大量耗损，至战斗后期则无突围能力。我军虽处于绝境绝望之际，仍希望外围友军有奇迹出现，我军师长亦不甘愿放弃衡阳，故失此突围良机，然我等并不懊悔。结果，固然我第十军全军在敌炮火强攻之下，伤亡殆尽而覆没！敌人却多增加了二万余人之伤亡。 　　第十军之覆没，有其高超代价，事实俱在。如果说，以军纪而言，高级将领无理擅自弃守衡阳，应受纪律制裁，我当引颅就戮坦然就死，毫无怨言；若是有侮辱性之流言，恕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