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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会战，我第四军之固守长沙，战略上是一个不健全不成熟的作战计划。我战略策划者的如意算盘，认为固守长沙，先给敌人予以重创，而后在衡阳近郊与敌决战。但是，高级司令部对第四军战斗间损耗之补给及其他与战斗有关联诸措施，是否有缜密计算？妥善安排？长沙在战略上究竟要守多久？应给部队长明确指示。部队长依据指示，就本身战力有所运用支配。部队如期达成任务后，动态如何？届时，或另有部队增援继续固守？或有部队接应，将第四军接出长沙？命令上皆无明文规定！死守就是无期限期死守。关于死守应具备的条件，一概不闻不问，这叫战斗部队何以为战？
用兵者，切不可盲目打无算之仗，更不可驱使官兵于绝境。没有补给和援军，及坚强防御工事等之设施，在兵力极端优势之敌强攻下，焉能做长期之固守！如不顾一切，将守军置于绝地，官兵则存有绝望惶恐之心情，斗志亦随之消沉。甚至对高级司令部产生愤恨心理。人！有了希望，才能勇往直前去奋斗，否则必被毁，战斗也是一样。
要求官兵长期杀敌，必须在兵员、物质、精神上源源不绝供应部队，保持其续战力于不衰，始能奏功。这些都属战略中所应密切配合者，也是高级司令部对战斗部队应有的责任与义务。一着之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更何况仅以一纸图上作业，既欠缺精算，又无配合之草率作战命令了之，焉有不败之理！
长沙之战，敌即将兵临城下，我战略是守湘江东岸之长沙城或守湘江西岸岳麓山，尚在举棋不定之中，而将第四军于湘江东西两岸调来调去，以致该军毫无作战准备的时间，官兵怨声载道，军心涣散，斗志消沉，被敌一击而溃，于一日之间丢了长沙，断送了第四军。
衡阳城区之战，我第十军之所能坚守四十七天者，该城为我军略重镇，关系国家存亡，我官兵勇不顾身奋战固守。再则，外围十余友军，皆有解除衡阳第十军之危的责任与义务。故我军官兵，因有前者之“责任感”，后者精神上之“希望”所支援，始终保持那一坚强斗志。因此，长衡之战虽皆属固守，而战略上，长沙无援，仅仅是衡阳会战中之一前线据点，衡阳则为会战之核心，同一之守势作战，在二城官兵心理上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在斗志盛衰之别中表现出来。故二城之战果也各异。策划谋略者，务须将官兵战斗间心理详细分析列入战略策划中，极为重要，亦即培养斗志也。斗志之盛衰，左右战斗之胜负。
我认为长沙与岳麓山都不必守，应集中兵力，将第四军调至衡阳以东地区，会合友军与敌决战。我国军人战术思想，好像对一城一地非常敏感重视，而忽略了歼灭战最高原则之育成。一城一地，只不过是用兵中之一“坐标”耳。“不成功就成仁”，吾辈军人上战场，人人都应有此决心，却不可用命令驱官兵于绝境，使其心理上感受绝望之威胁，斗志动摇，则必导致与战略目的相反之后果。
第四军自北伐以来，战绩赫赫，誉为铁军，其武器装备战力等，与我第十军皆在伯仲之间。长衡之战，因战略运用失策，第四军惨败于长沙，第十军覆没于衡阳。两个能征善战之军，从此冰消瓦解，甚为惋惜。
我战略大错特错者，衡阳会战序幕尚未揭开，又在计划防守广西省会“桂林”。第四战区所属广东、广西两省之兵力，不但未能全力支援，湖南第九战区与敌决战，反而由第九战区调往广西两个军，协守桂林。我战略既无旺盛企图，用兵又无重点，处处设防，兵力分散，则处处薄弱，被敌各个击破。结果，衡阳会战惨败，桂林也如长沙，遭遇同一命运，于一日之间被敌攻占。这都是我高级司令部杰作，罪不可逭。
我各级司令部，从来不着重战斗间部队战力之补充与保持，官兵体力之保养。这两种力量，左右战局之成败岂能漠视！枪声一响，战斗部队之战力，即开始消耗战斗愈激烈，消耗愈大，尤以所携带之弹药可能于一二日间耗罄。各级指挥机构，不仅应注意战况之演变，尤要计算战斗部队与胜负有密切关联之补给事宜并即时追送，以保持其战力于不衰；迅速接运伤兵，以免成为部队之累赘，妨碍其机动性。
士兵体力与其斗志成正比，体力充沛时斗志高昂，疲惫时斗志低沉。倘若消耗超过其体能时，则对发号施令者，极端怨恨，斗志随之急降，潜伏极大危机。士兵体力及生活状况，战略策划者，随时都应计算顾虑。切不可认为步兵万能，因小误大。
战场补给，为战力之泉源。有则保持战力于不衰，无则战力逐渐消耗衰退，甚至于枯竭而败，衡阳之战可为例证。任何国家，其作战计划中补给列为主要策划之一。传闻，有些国家，虽预定好作战计划，但后勤参谋，认为不能按作战计划顺利实施补给时，而将原案推翻者不足为奇。我国古时用兵亦注重补给，兵尚未发粮草先行，“补给品行动慢故须先行”。
军在大陆作战，可以说谈不上补给计划与实施。战场补给制度，应由上级向下级源源追送；负伤官兵，应由后勤部队向军野战医院接连。如此，始能经常保持部队战力及其机动性。至于战场兵额补充，以往则绝无其事。高级司令部只指挥部队作战，对于补给事宜从不闻问，故我以打部队番号名之，战斗间之消耗，有如工厂中之锅炉，要求它产生高度热量，必须不断加添燃料，在大陆因部队战力衰退而无补充，士兵体力疲劳过度致败者，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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