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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
今年（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九十三岁的耿若天学长宴请少数尚健在的同队同学，纪念整整七十年前，也就是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我们十二期入伍报到剃光头那一天。此时，葛先朴带来了乃兄葛先才将军的亲笔回忆录。
黄埔先期身经百战者如胡伯玉上将，未写一本战场领导的书。我曾建议提笔，他也同意，但不幸七十岁猝逝，未能完成。
葛先才将军是我同队至友葛先朴的三兄，后者常谈到乃兄的辉煌战绩。民国三十三年八月，衡阳会战后，时任第十军预十师师长的葛先才将军脱险来到重庆，住在陆军大学附近，彼时我正在陆大二十期受训，而先朴亦在二十一期受训，而认识葛先才将军，因先朴的关系亦成至交。民国三十七年夏，他担任一九六师师长，他任我为参谋长。
先才将军年轻时丧偶，但后半生未续弦。他自黄埔四期毕业后，即带兵打仗，战场经验丰富，堪称军事天才，因而对陆军大学的教育，多少有些轻视心理，讥为纸上谈兵。
葛将军在抗战期间，参与数次惨烈的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他任预十师团长，在长沙岌岌可危之际，弃守为攻，发动全团冲锋，冲锋号声，使在肉搏战中的日军惊慌溃败，奠定了长沙第三次大捷之基。当日获蒋委员长令，晋升少将。常德会战，他任副师长，中弹负伤。衡阳会战，他任师长，面对日军主攻，坚守阵地，血战四十七天，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但因弹尽援绝而陷敌，终能脱险归来。
就军事而言，只有不能打仗将，没有不能打仗兵，所谓兵随将转是也。战场领导的艺术及指挥才能，是战将的必备条件。葛将军是勇敢善战的典型。从他的经验中，可发现战场领导的真理：
一、 让士兵带着笑容上战场，这是多高明的领导艺术！
二、 爱惜士兵生命，当受命攻击，眼看在开阔地形，敌方侧防机能无力摧毁，只有白白牺牲士兵生命，而不能达成攻击任务，宁可毅然独断专行，抗命不攻，不做无谓牺牲。以自己一个人头换取数千部下的生命，这是多么崇高的指挥道德！
三、 面对敌人时，则不惜牺牲，纵于战况绝望时，亦必换取敌人的最高代价。
四、 战场上，能使部下在恐怖与危险中冷静思考，不慌不乱。上级指挥官只应慰勉帮助部下，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绝不可怒斥，以免增加压力，使其失去思考的能力。
凡此，在在表现将领的人格与能力，这是用兵至高的无上要义。唯就葛将军而言，部下都崇敬他而乐于效命，长官则既爱他又怕他。能打仗的人，往往不是会做官的人，故来台不久，就自动退役。
能打仗的人，往往也不会理财。英国的二次大战名将蒙哥马利将军，晚年生活潦倒。葛将军亦然，晚年孑然一身，住在退辅会的单身宿舍，后住荣总长青楼。我偶尔探望他，并未获告知写了回忆录。他以九十三高龄逝世，依规定安葬于五指山公墓特勋区，与严家淦先生、郭寄峤上将、于豪章上将比邻而息，也许这是唯一可安慰他在天之灵者。
俞大维博士一再对我说，《孙子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绝不可运用于大部队，盖大部队（师以上）一旦补给线被切断必败无疑。衡阳会战虽然守军已尽坚守责任，而在野战战略上未能恢复补给线，终使勇敢善战的第十军虽已索取敌人最高代价，但终不能免于覆灭，此非第十军之罪，第十军实虽败犹荣，乃最高统帅部之战略指导错误，指挥大军作战者应深思之。能征惯战如第十军者，其成员固皆作古矣，但其陶铸勇敢善战之传统与精神应承传于后代。
这本遗稿所写之事，有些葛将军曾与我谈过，但这一部战场的史实，由他亲笔写出，真令我喜出望外。凡我军官，应人手一册，领会战场领导的精髓。际此抗战六十周年，历史真相多被扭曲遗忘时，斯篇足为重要的佐证，凡热爱中华民族者，皆不可不读也。
最长的一日
一九四四年六月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一个月份，人们所熟知的就是电影“最长的一日”里记载的欧洲战场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这个月在亚洲还有两个战场，双方出动的兵力和战斗之惨烈绝不逊于诺曼底登陆战，一个就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六月十五日太平洋战场上塞班岛浴血战，再者就是更少人知道的在中国战场上，从六月十六日日军开始进攻长沙的“长衡会战”。三个战场双方出动的兵力都在二十万以上，总数有一百多万的兵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大决战，也是世界人类的大厮杀，十多万士兵在这三个战场上丧生。
塞班岛登陆战盟军出动的兵力是战舰四百余艘，战机四千余架，登陆士兵十二万八千余人。为期三周的浴血战日军三万一千余人全部阵亡，岛上一万多的日本居民丧生，七月六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南云中将和兵团司令齐藤中将自杀。此一战斗使日本在太平洋上海陆空的战力消耗殆尽，盟军直逼日本本土。
中国战场上的“长衡会战”，则是日本在中国战场“一号作战”计划的一环。衡阳会战从六月二十三日开始，到八月八日，国军第十军一万七千余人孤军守备衡阳，在炎热胜暑下，与十一万之众的日军浴血奋战四十七天，仅二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国军阵亡七千余人，日军阵亡近五万，伤亡共超过七万人，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相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此役，日军六十八师团长佐久间中将阵亡。日军因无法攻取衡阳且伤亡惨重，导致七月十八日东条英机的倒阁。八月八日衡阳失陷后，日本以十万名都是十余岁孩子的新兵补充参战的各师团，日本陆军在此一战役中可说是伤亡殆尽。
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记载如下：
Hengy Defensive Battle: More than 100000 Japanese siege 18000 Chinese Army. Japanese premier Tojo step down after Chinese defeat Japanese 2nd wave attack at Hengy and 25000 Japanese killed. After 47 days battle, On August 8, Hengy falls. 48000 Japanese killed, total Japanese casualties more than 70000. 7400 Chinese killed total Chinese casualties 15000.（编者译：衡阳保卫战，十万人以上的日军，包围了一万八千名中国军队。当中国军队在衡阳击败日本的第二波进攻并击毙二万五千日军之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倒台。经四十七日血战之后，衡阳于8月8日陷落。日军死伤超过七万人，其中四万八千被击毙；中国死伤一万五千人，其中七千四百人捐躯。）
这么一个重要的战役为什么迄今鲜为人知呢？日本人不知道衡阳会战，日军战史有这么一段记述：“衡阳战役，真相被当时之军方隐瞒，致日本国内人多受蒙蔽，……衡阳之战，如欲惹人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指日俄战争），此种比喻虽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则绝对正确。……衡阳之战，原拟定一日之间结束，而实际却延衍了四十多天，不独严重的妨碍了‘打通大陆’的日程；且遭受了近两万人的重大伤亡。这一苦难的战役，岂非值得纪念？……苦难的衡阳战役，至此乃告一段落，……牺牲之大，令人惊骇……再向次一目标桂林发动攻击，并以十万新兵，拨补于第十一军。”
衡阳会战在当时不仅是全国皆知，全世界也都焦虑的关注，衡阳的失陷举国哀痛。蒋委员长亲撰电文通令全国军队，于八月二十日上午六时，在各军次集合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藉志敬悼。毛泽东也在八月十二日延安的《解放日报》社论撰文纪念。
这一段历史后来很少人谈及，那是因为中国“不成功便成仁”封建思想的缘故，是军长方先觉等未杀身成仁。当时外无援军，内无粮弹，剩下的就是约一万无战斗力、面黄肌瘦的伤残。军师长要成仁易，要保全这些好儿女难。因此不计个人的生死、荣辱，与日军协议停战，以军师长为人质，来保全这些子弟。后来军师长都脱险回到重庆，再度掀起全国欢迎英雄归来的热潮。
当代赵子龙，血泪成行
这一部回忆录是我的三舅父葛先才将军花了两年时间一字一泪亲笔所著。葛先才将军是第十军预十师师长，衡阳会战前六个月，国军第十军解常德之围伤亡近半（预十师师长孙明瑾将军阵亡，副师长葛先才将军因子弹距心脏一公分穿胸而过负重伤），返防衡山，整补未竟，只有一万七千六百余人，七个团的兵力。六月初，奉命守备衡阳。衡阳会战中期后，有五个团和军直属部队，都拨交葛先才将军指挥，在衡阳会战中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这部回忆录，于一九八一年曾在台湾荣获国军军事著作铜像奖。这不仅是一部个人传记，也是湖南几次重要会战第一线战场上的第一手资料，除了讲授许多战场心理和战术外，更汇集了由许多中华儿女血泪谱出的诗篇，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史料。
葛先才将军是黄埔第四期学生，从军前是长沙湘雅医院的医科学生。第三次长沙会战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至次年元月初）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将军）守备长沙，葛先才是团长，防卫长沙南门城外，约经一星期的激战，日军兵临城下又配合空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伤亡急速增加，长沙即将有破城之危，葛团长当机立断，发动全团冲锋，使日军仓皇后退，导致第三次长沙大捷。葛先才当天奉委员长电令晋升少将，次日湖南各报头条标题誉为当代赵子龙。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的第三个星期，这次大捷后的一个星期，美英法同时宣布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蒋介石被委命为盟军中印缅战区最高统帅，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贷款。这在近代史上是有它重要的意义，美国国会图书馆对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资料记载如下：
On January 4, 1942, Changsha 3rd Victory Chinese, casualties 28116, Japanese casualties 56944. After Chinese’s victory.. Chiang Kai-shek appointment as the allies commander in Sino/ India/Burma. US aid $500 million to China.（编者译:1942年1月4日,长沙第三次大捷，中国死伤28116人；日本死伤56944人。中国取胜之后，蒋介石出任中印缅战区司令，美国给中国5亿美元援助。）
葛先才将军来台后不久就脱离军职，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病逝台北荣总医院，享年九十三岁，安葬于五指山公墓特勋区，紧邻严家淦先生的墓地。我自民国三十七年（九岁在衡阳）直到五十七年来美留学都与舅父生活在一起，我写了一副不甚对仗的挽联：
冲锋号角令日军丧胆吹响长沙三次大捷盟国同申废除不平等条约
赤膊上阵使敌倭血染湘江奋战衡阳四十八天令东条倒阁侵华梦断
大致表述了舅父的两件重要事迹，同时也是抗战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那一战，改写中国命运
以下的文字是我对抗战的一些感想，或可为史学家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盟国当然是美国，然美国的战略是“重欧轻亚”，就是她在太平洋战区对麦克阿瑟将军的军事装设和补给，都远远不及欧洲战区的艾森豪。第三次长沙会战前的三个星期，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夕，美国还在与日本和平会谈。第三次长沙会战，是中国孤立抗战的第五个年头，也是民族存亡之战。当时二十多万的国军是空前团结，造成的第三次长沙大捷，不仅是使中国的抗战走出孤立，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此前的一年，美英法在欧亚非战场上是一败涂地。对第三次长沙大捷，一月七日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是：“十二月七日以来（指珍珠港事件和香港与马尼拉的失陷），同盟国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第三次长沙大捷，虽称抗战走出孤立，中国也得到了一点点美援。而这些略备美援的精锐军队，都调往缅甸战区，支援那些不义的盟国。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约有两年，中国境内基本上没有重要战役，日本将她的军事主力调往太平洋战场。不过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总有七十万以上的日军陷入而不能自拔，拖垮了日本的陆军和日本国内的经济。（编者按：日本人自称“陷入中国泥淖”。（见池田清《太平洋战争》第98页）
直到一九四三年底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利，十一月中的常德会战重启在中国境内一连串的大战。在这一连串大战中，包括一九四四年四月下旬河南第一战区，在两百公里黄河南岸集结了二十五万大军的“血肉长城”。其中有多少的中华儿女为捍卫祖国洒下了他们的鲜血，忠勇英烈可歌的事迹实无法一一细列，阵亡的有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上将、二十一师师长吕公良等将领多人。然而日军长驱直下，六月十六日开始进攻长沙，六月十八日长沙失陷，日军直逼衡阳，展开日本战史所称中日战争中最重要和日军伤亡最重的一次会战。国军第十军孤军守备衡阳，与十一万之众的日军浴血奋战四十七天，于八月八日失陷。此后日军又长驱南下，桂林、柳州、独山都失城于旦夕之间。
官兵一心，置生死于度外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一万七千余人的孤军，与十多万的日军血战四十七天又能歼敌七万余？而又有些虽拥有数万兵力却失城于旦夕之间呢？据我的分析是，对各军个体而言，主要是在于指挥官和部队的作战经验与士气，长官与部属如同亲血肉兄弟，第十军从北伐到抗战，可说是常胜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李玉堂、方先觉、葛先才是第十军十多年的战场伙伴，从军长以下到连排，各级干部都有良好的作战默契，都能主动应变战场千变万化的敌情，和有效地配合与支援友军。平时军师长也与士兵生活打成一片，军长李玉堂几乎每饭都与士兵蹲在一起。
在常德会战之际，余程万的五十七师在无线电中指名呼叫第十军解围，第十军每天百华里急行军，五天内由衡山赶到常德，在与数万日军激烈的解围战中，第十军伤亡近半，预十师师长孙明瑾将军阵亡，副师长葛先才将军因子弹距心脏一公分穿胸而过负重伤，团营长也伤亡多人，但终解常德之围。这些也只是谈到一个常胜军和友军信任的个别军队的精神。
在抗战末期，因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约有两年，中国境内基本上没有重要的战役，难免有些军队军纪松散，又因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美军已直逼日本本土，胜利在望，高级将领就开始观望和保存自己的实力，以作为战后政治的资本，对支援友军只是避战和敷衍。衡阳会战后，虽然日军又长驱直入，但侵略者失败的命运确已注定。
当然更重要的是，守衡阳的一万七千余名将士，人人报定以死报国的决心，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创造了我中华民族抵抗外侮史无前例的战果，更是发挥民族精神的极致。吾人对忠勇的形容词如“视死如归”、“以一敌十”，在衡阳会战中都成了具体的事实。
战胜的关键：智仁勇兼备
葛先才将军对战争是有些独特见解，他的每次战役，都经过站在敌我不同的角度，反复精打细算，大自战术、工事的构筑配合（衡阳会战碉堡前堆满日军的尸体，就是一例），小至兵卒应带便当的多少都经过考虑。许多战役，乍看起来是蛮干，实际上都经过精算，变不可胜为可胜。他认为战争是艺术，心理因素很重要，要冷静、轻松才能发挥智慧，出奇制胜，也就是智仁勇兼备。最忌阵前撤退，撤即乱，乱则溃。这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被冲锋号角，惊吓的后撤，以致攻击顿挫而溃退的原因。
他也不赞同国军奉为金科玉律的“连坐法”，他认为敌人是前方的狼，而连坐法则是后面的虎，在前有狼后有虎的压力下，是不能发挥智慧，避战自保，重于作战，一个小的失算，如一卒的逃亡，可能导致班长畏罪逃亡，骨牌效应，以致全军溃败，这样的例子就不胜枚举了。
对军事家而言，这本回忆录如仔细研究，无疑是一本《孙子兵法》的实战战例。回忆录最后对各个战役和对八年抗战的总体战略的检讨，也都阐述了《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全部回忆录无不与《孙子兵法》篇篇相扣。
这一本回忆录的出版，是作者葛先才将军原著完成了二十余年，作者又逝世八年后才出版，我是难辞其咎，总希望能多搜集些敌我双方的史料补充，使之更完整。一则是抗战时期物资缺乏，战地记者都冒生命之险，有限的资料也不能保存，再者个人的力量有限，想多搜集一些资料始终未能如愿。但实在不能再拖，否则这一段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可能留下许多的问号和空白。
为保持回忆录的原貌，我只加了些许注释“李注”，这些注释也都是实情，为的是使读者了解同一时间，世界其他战场地区发生的事件与中国战场的关系，有些注释是以免后人考证失据。此外我搜集的资料，目的是为史学的研究，故不分党派，因此蒋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的两篇文字也在附录或附图内。在此，我更希望有心人士和史学家能补充不足之处。
二○○五年八月于美国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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