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出征事例举不胜举 　　国难当头，四川热血青年热火朝天地请缨出征事例不胜枚举！本书作者从繁杂史料中略举几例。 　　西充八百壮士赴国难 　　西充是四川偏远小县，但抗战一开始就成立了“西充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占山场小学教员李献琛、杨益滋，车龙场小学教员王超等人，在场镇乡村昼夜奔波，到处张贴标语、漫画，还用说唱、表演等方式动员抗日。 　　1937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占山逢场。联保主任办公室门前和戏楼台上，贴有红纸告示：“上峰通知，有志抗日的知识青年，参加义勇壮丁队出川抗日！凡18岁以上的青年，身体健康，有一定文化，愿意参加者，请到联保办公室登记！” 　　杨益滋在戏楼边搭了个凳子，大声呼唤：“同胞们，青年们，日本鬼子占我东北，杀我父老，奸我姊妹，抢我财物……我们不当亡国奴!参加义勇壮丁队，出川抗日光荣！”听演讲的人将戏楼围得水泄不通。 　　农历八月二十日，是占山古佛庙会。西充龙泉场何老二等率领安乐院学生来街上演文明戏，观者如堵。当演到日本兵拿着刀向中国妇女劈去时，人群中愤怒地连续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当亡国奴！”安乐院小学的学生跳“锄头舞”，边跳边唱：“手把那个锄头锄野草啦，锄头底下有自由呀。打倒日本要翻身啦!锄头锄头要奋斗呀!……” 　　王超老师拿着打日本的漫画，挂在那个拉洋片的“西洋镜”里，引来了不少观众……太阳偏西了，他还在那里教唱抗日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古佛会”成了抗日动员会，当天就有1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义勇壮丁队。第二天龙泉场人何注江（中共地下党员）也来赶庙会，动员人们说：“出川抗日，是青年报国立功的好机会。各党派联合抗日，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仅占山场就有18人踊跃出征。联保主任李安民、李献琛老师及场镇上几个士绅，专门办了几桌酒席欢送。噼噼啪啪鞭炮声中，胸戴光荣花的壮丁被送进城。8月27日，西充全县集中了义勇壮丁800多人。下午开欢送大会，大会主席台横幅写道：“西充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欢送第一批义勇壮丁出川抗日大会”，对联写道：“万里赴戎机壮怀激烈；何日平胡虏回望乡关”。还有“为民前锋”、“抗战到底”两面锦旗。 　　第二天壮丁们出发时，公路上站满送行的人，有送水果的，有送熟鸡蛋的，还有几个缝纫工人抬了一笼热包子，热情地向壮丁们分送，说：“你们先走一步，我们随后就来!” 　　到了南充，专员公署派人来巡视和检查。李宏毅等几个青年个子不高，检查人员说：“你们还小，转去，等两年再来！” 　　李宏毅等人急着说：“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抗日嘛，我们抗日报国决心已定，当不了战斗兵，当勤务兵也要去!”检查人员很感动，连声说：“好！好！” 　　西充义勇壮丁年底补充到川军二十六师（作者注：即本书前文所述曾在“淞沪抗战”血战大场中立下大功的郭汝栋部）。1938年夏，他们在江西湖口阴家山开始和鬼子兵作战，西充壮丁伤亡10余人。1939年6月攻南昌，又伤亡100余人。1940年8月再攻南昌，战斗异常激烈。本军（四十九军）军长陈安保阵亡。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负伤。西充壮丁伤亡300多人。西充壮丁们带头冲锋，舍身炸敌堡、坦克，咬着鬼子耳朵跳河同归于尽的英雄事例多不胜数！两次攻南昌阵亡的川军官兵尸骨，都埋在异乡的江西进贤县梁家渡二十六师阵亡将士公墓内。李宏毅等人去公墓祭奠，只见黄土累累，埋的是四川同乡残缺不全的躯体和血衣。他们不是将军，坟头没有任何标记……黄昏月冷，李宏毅等人在墓地号啕痛哭，他们宣誓：“要为亲人报仇杀敌，绝不辜负西充父老的嘱托！” 　　西充壮丁为什么如此英勇？ 　　因为他们在前线经常看到鬼子兵的暴行。1940年12月鬼子在浙江义乌县铁路两侧用鼠疫细菌制造无人区，炊烟断绝，尸横遍野。 1941年1月，鬼子兵在江西高安县城郊，杀人放火、奸淫妇女。1941年8月，敌人在江西广丰县小南街河坝施行大屠杀，男女老幼500多具尸体，全是赤身裸体、血肉模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的头，被鬼子拦腰砍成两段…… 　　这些惨状，令西充壮丁们泪流满面、义愤填膺！西充义勇壮丁在抗战过程中，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到参加浙江“绍兴战役”、江西“上高战役”及“浙赣战役”时，西充壮丁大都担任了连、排长，在全师第一线起骨干作用。多年的残酷战争，他们伤亡也很大，八百西充壮丁死伤殆尽。1943年，“西充县抗敌救援会”在肃王庙立了一个木质纪念碑，以示家乡父老对他们的怀念…… 　　“龙衢战役”后，川军二十六师打得只剩几个人了。到1945年8月9日进攻浙江分水县城，几年前参军时身体不合格的李宏毅，这时已是营长。他率一个加强营从敌后插入分水县城与敌巷战，身负重伤。在担架上听到老百姓欢呼胜利之声和鞭炮声，才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战。而他自己，也是最后离队的一个西充义勇壮丁了！ 　　父亲送儿“死”字旗 　　1937年冬天很寒冷，青壮年请缨杀敌却形成大热潮。四川安县曲山镇（现属北川县）青年王建堂约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分头串联，很快就组合了100多个青年，向安县政府请缨杀敌。安县县长成云章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立即上报联系。 王建堂先把这个组织命名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成云章沉吟说：“这名称太笼统，不如叫‘安县特征义勇壮丁队’！” 　　义勇壮丁们在安县快出发时，王建堂的老父亲王者成，由曲山镇邮寄了一面出征旗到县府。通常人们送亲人远征，无不祝愿平安。然而当这面旗帜展现在众人眼前时，令人大吃一惊又深深震撼：这竟是一面“死”字旗！ 　　王者成这位偏僻的山镇乡民，用一块很宽的大白布制成大旗，正中写了大大的一个“死’字，右角题了下面两句很直白的勉词：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又在左方用韵文体写了这样几句话：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王者成的强烈爱国之情催人泪下，又令所有目睹者热血沸腾！在民众欢送大会上，县长成云章激动地把“死”字旗当场转发给王建堂，全场掌声雷动！安县壮丁们在掌声和鞭炮声中走向从军之路……… 　　乡民王者成送“死”字旗的消息，被新闻记者得知。1938年2月，成都《新新新闻》等报上，以“模范父亲”等标题，详细叙述了“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的事迹。 　　1939年，王建堂在前线接到父亲家信：“四川军管区还给我家送了一道光荣匾。匾上正文是‘父义子忠’，上款是‘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光荣’，下款是‘四川省军管区司令赠’……送匾时军管区代表连同县府代表，约集曲山镇全街群众吹吹打打送到我家的！” 　　王者成在信中说：“我这当父亲的感到很光荣！” 　　“死”字旗不但激励了王建堂的杀敌激情，还鼓励了所有知道此事的四川壮丁们！ 　　德阳县的“抗日志愿军” 　　四川德阳县八角井乡中心小学，虽地处偏僻，但学校救亡歌声每天不断：“向前走，不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放眼校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墙头标语比比皆是。 　　1939年后，八角井处于日本飞机轰炸成都的航线上，每当敌机从头上飞过，民众恨得咬牙切齿。中心小学体育教师萧尤军，联络乡友黄家同、邹名生、张方述、胡仁堂、廖名均、廖名芝等37人，组成“德阳县八角井乡抗日志愿军”，联名上书县府请缨杀敌。37人中有教师1人、印刷工人1人、商家子弟3人、手工业者3人，其余皆为农民。 　　这年农历四月二十八，萧尤军等爱国青年打着旗帜，身着家乡父老赶制的灰色军装，背背“抗战到底”的竹斗笠，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县城。沿途夹道欢送的人群不绝，鞭炮声、口号声和救亡歌声响彻云霄。在德阳县，县长龚万材亲自把盏向每位壮士敬酒，勉励大家到前方杀敌立功。龚县长和八角井乡联保主任萧仲衡亲自把队伍送出北门，欢送人群中不少人激动得哭了起来。农历六月初，“八角井乡抗日志愿军”到达河南邓县由汤恩伯十三军一一○师接收……在此后7年中，36名“志愿军”壮丁，有19人英勇牺牲在抗日战场上。1944年冬，八角井乡中心小学再次掀起抗日从军高潮，教师尹大富、陈孝元等人参加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前线。 　　父亲送三子参军 　　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 72 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 4 个儿子中的 3 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长子高光祖、次子高光文在湖北前线，四子高光大15岁就考入装甲兵团，转战在湘桂各地战场。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活…… 　　抗战中，四川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1943年冬，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春，日军以泰国为基地，入侵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战失败……1942年，盟军积极援助中国开辟国际通道——中印公路，以便输入军援和物资，并准备第一期装备中国现代化陆军30个师及部分空军，以配合战略反攻。 　　开辟中印公路，必须先消灭缅北、滇西之敌。因此，时任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史迪威将军向蒋介石建议：“征调大量知识青年从军空运印度，接受美军训练和装备，尽快建立优于日军的新型部队，消灭入侵缅甸之敌！” 　　但当时兵源已近枯竭。当时《兵役法》规定：大专学生、公教人员都是免、缓役的对象，只能发动他们志愿从军。而社会大众也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心理。 　　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上，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鼓动青年从军。10月14日，他又下达紧急手令：“3月内发动10万知识青年从军，必须如期如数完成！” 　　而下面的兵役单位，军、师管区的负责人，对这个艰巨任务如坐针毡。据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的一些师管区司令都无计可施，只有听候撤职议惩的打算…… 　　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张群奉蒋介石“手令”后，与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反复研商。徐思平说：“只有先向某一高等院校打开缺口，再图扩张战果！” 　　张群说：“那就只好麻烦你快到各师管区基层出巡，深入动员！” 　　徐思平1942年11月11日由成都出发去绵阳，12日召集该县士绅、机关、法团等，向中学以上学生作《征集十万青年驻印军出国受训，提高国军素质》的讲演。他讲得有声有色，闻者动容，当晚就有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志愿服役。 　　徐思平14日到三台县，他对潼蓬师管区代司令李华骏说：“我要向东北大学学生作一次动员从军的报告，先试试！”东北大学军事教官王建云回校后宣布此事。但各系学生议论纷纷：“东大是国立大学，不属地方政府管辖，徐思平是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属地方军官，不欢迎他来作报告！” 　　李华骏对学生说：“徐先生就是学者从军，任过大学教师、高中校长，到日本学过军事，又到过欧洲诸国考察。连东大有些讲师、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建议东大先邀请徐先生作一次学术讲演，如讲得好，可再请他作一次专题讲演。” 　　学生代表说：“题目要我们指定，就请他讲《人生观》吧!” 　　次日晨，徐思平出席东北大学“国父纪念周”讲演，讲题是：《学生对于民族存亡应有之认识与责任》。他详述亡国将是民族消灭的惨祸，并列举历代名人和当代世界各国领袖人物，多是文武兼备的人才，从军是无比光荣的事业……他激奋地说：“贵校是张汉卿（张学良）先生创办，自东北沦陷，贵校搬迁北平、再迁西安，最后迁四川三台，川中同胞殷勤相待。诸君在抗战烽火中，仍能读书不辍，未感‘黄鸟之叶’(注：《诗经小雅》“黄鸟”篇，诗意是排斥异乡之人)……贵校当前时代的任务，就是在战时必须支持抗战、收复东北；战后，必须建设东北。否则，东北大学将失其存在意义啊！” 　　徐思平这次演说，极大激发了东北大学和三台县学生志愿从军热情，从而掀起四川及全国知识青年踊跃从军高潮。这篇演说词也成为抗战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全文曾由军政部印发各省军、师管区及各县、市，列为必读之文件。 　　当晚7时，徐思平又到校作《我的人生观》一题的专题讲演，内容更精彩动人。听讲的还有国立第18中学、省立潼川中学、三台县中师生和各机关、法团各界人士，共约2800余人，连东大卧床休息的病员也闻讯赶来旁听。伫立窗外听讲之人太多，途为之塞。 　　当晚虽大雨滂沱，听众仍坚持到10时以后，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场报名从军者竟达304人，女生林霖等30余人也申请从军。因《兵役法》规定女子无兵役义务，徐思平婉谢。女生们气得当场痛哭，质问：“爱国不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参加抗战，共同杀敌?”　　 　　林霖等女生此后又送上请缨呈文：“生等虽为女子，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奈规章有限……泉涌之热泪，实有不能自已者。伏乞额外通融，务使生等展鸿鹄之志，愿效花木兰、梁红玉从军杀敌……以赤胆白骨换取新中华自由之花！”　　 　　徐思平手捧呈文，激动地说：“此所谓祖国山河兴亡泪，中国之不亡，赖有此耳！” 　　自三台县学生们踊跃从军后，全川以至全国学生报名服役者风起云涌。经体检合格者，仅三台一县即有大、中学生213名。四川省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钟体道及东北大学教授肖一山也送子从军…… 　　徐思平11月25日返成都后，再赴成茂师管区各县市广为宣传。11月29日又在成都各电影院召集各大中学校学生讲演。报名从军者众多，录取者欢欣鼓舞，未被录取者深感失望…… 　　重庆也掀起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在重庆温泉附近美丽的花溪旁。石板古道有几处学生壁报，张贴了几份当时《大公报》社论，题目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文章非常动人，不少同学为之激昂流涕。学生会在大操场上设“知识青年从军处”，扩音器不停地播放抗战歌曲。当有同学签名从军时，歌声暂时停止，而鼓声则大作，扩音器反复宣布：“某某某签名从军！”　 　　宣传从军的标语到处出现：“你平时常说爱国，现在正是证明的时候了！”“人品的高低，就在此时判断！”有同学甚至画出更激烈的宣传画：一只又肥又大的臭虫躲在被褥下。画上题字是：“臭虫最会躲在温暖舒适的地方……” 　　从军的声浪沸沸扬扬，没有人能再安心读书了……几日之间，从军人数增至近200人！ 　　政治大学只是一个缩影，成都的川大，重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交大、复旦等大学都是这种情况。已定婚期的毅然推迟婚期，免征的独子坚决参军……一些高官的儿子也踊跃从军，如四川省主席张群之子张继正（他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在四川大学任教授）、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之子祝源远、贵州省主席杨森之子、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之子……以下各级官员更多。虽然这些人被称为“少爷兵”，但其爱国热情无疑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分为两期。第一期从1943年11月中旬到1944年3月，四川各地从军者有1.4万人，成都地区就有8000人；第二期从1944年9月16日起到1945年2月，全川已登记从军的男女知识青年29157人。 　　第二期全国经甄选合格的应征青年达12.55万人。内有1.5万人受过大专教育。各机关、学校工作人员2620人。这些应征青年后组编为青年远征军，共9个师番号。 　　征集的人员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大学教授、机关公务员。两期知识青年从军，全国共约登记15万人，四川就有4万以上，居全国第一。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中国抗战中动人心弦的一幕。四川在这方面的贡献也将永记史册…… 　　青年勇于从军，是同人民全力支持分不开的。四川各地区为支援抗战，都建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如1943年9月下旬，重庆“陪都辅助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举行“优待抗属周”。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这个消息，还全文刊登了给前方抗日将士的慰问电： 　　“前方将士均鉴：抗战七年，幸得诸将士之艰苦奋斗。最后胜利已日益接近，后方同胞复念将士之辛苦，无不感激万分。对将士家属之生活，更无不备极关切。本会自9月24日起至30日止，发起举行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周，自政府长官以至社会人士，莫不热心赞助，并实行优待战士家属购米、购布、购油、购物，以及因病送诊、送药、免费住院、贫苦救济等办法。充分证明：后方各界，不仅爱护前线将士，亦且爱护后方之家属。全体将士之家属，不论在任何地区、任何时间，均能享受优待之权利，得到社会的维护，以减免诸将士后顾之忧。特掬至诚，驰电慰问，希继续奋勇杀敌，共争最后胜利为荷。” 　　有部著名的以抗战时期四川为背景的电影《抓壮丁》，曾引起不少争议。许多学者认为：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概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当然，“抓壮丁”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 　　著名作家叶圣陶抗战期间在四川住了八年。1945年4月9日，他在成都陕西街家中，晚饭后，忽闻人声鼎沸，传隔壁茶馆中寄居的壮丁脱逃。他只听得屋瓦上有脚步声，突然一壮丁破屋顶跳下地，张皇地求他不要声张。接着跑入厨房，越墙而去。 　　叶圣陶忙出门，听人说：这次逃走了20多个壮丁！原来本季抽丁，一次要征足全年之数(本分四季)，故额数特多，乡镇抽齐后都送入城中暂寄居在各街巷。壮丁饮食恶劣，又严加防范，所以壮丁们都想脱逃。此前十多天，三桥街还有一壮丁逃跑时被枪击而死。 　　叶圣陶又听人说：“上星期祠堂街有壮丁逃入少城公园荷池中，被追兵逮住了，以大刀背痛击其身。旁观群众愤愤不平，都群击操刀者……” 　　叶圣陶先生慨叹说：“狡黠者以人口为买卖……思之伤心，闻之惨恻！” 　　第二天，叶圣陶才发现，昨天跳屋的壮丁原来蜷缩在两屋夹墙之间。早晨厨下有人声，他才钻出，对叶圣陶说：“我姓黄，17岁，住西门外，做草纸谋生。出外收账时被拉。身上衣服及钱都为军官没收，换穿灰布军服。” 　　叶圣陶找出件旧衣让他改装，以便俟机回家。叶圣陶先生又听邻居讲：这次暂住茶馆的一连人，已跑了几十个。壮丁四下逃跑时，街坊民众抱住军官和守兵不让其开枪打人…… 　　这说明，老百姓反对的，只是各级恶势力在国难当头时，却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他们对抗战军人是无比尊重的，是鼓励热血男儿上沙场报效祖国的。 　　如果误以为出川军人都是不愿上战场而被强“抓”去的壮丁，稍有常识的人不难设想：300多万川军官兵，如果不是出于精忠报国的愿望，他们能那样义无反顾地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吗？ 　　叶圣陶先生专门写过《颂抗战将士》的诗： 　　“最前线炮声含怒，赳赳桓桓，如潮奔赴。此役光荣，寻常征战岂其伍？众心无二，拼血淹东方虏。义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耐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灭，尽都替国人担负！” 　　兵役署长程泽润之死 　　买卖壮丁“吃黑钱”等“役政”腐败现象确实存在，它最易发生在县乡以下，如同《抓壮丁》所刻画的“王保长”。 　　1934年12月后，国民政府普遍实行保甲制度。原则上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若干保为联保。大致上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联保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长——这些基层官员从来都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 　　乡镇保长是怎样参与买卖壮丁吃黑钱的呢？因有些人家不愿让子弟当兵，情愿出钱雇人顶替。而一些穷人家汉子，看到当兵可以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安家粮钱养家糊口，便甘愿卖壮丁。还有一些“兵油子”，卖壮丁后又逃回来，再做同样的买卖……县、乡搞兵役的和保长们就可从中分油水。 　　1941年春，军政部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试图改进这些兵役弊端。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名义发出的通报，说此举可使“其违法舞弊者予以检举，俾得杜绝一切估拉、买卖、顶替、虐待诸弊……夫一视察员之功罪，不在小也。得其人，则一师区之役治可以澄清而无弊”！ 　　驻各师管区视察员派出后，产生一定效果。根据军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公布，从1942年12月起至1943年10月止，一年来四川省的检举案件，有据可寻的为1346件之多，被检举者得到相应惩处…… 　　兵役关系国民大事，有关方面很清楚并力图搞好这点。 　　对役政腐败官员惩处的最高潮，是震惊中外的蒋介石处死兵役署长程泽润案。 　　军政部兵役署，主管全国役政，包括新兵(壮丁)的征集、补充、训练。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还兼任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训练团团长是蒋中正，教育长是王东原中将)。 　　程泽润（1894~1945），字沛民，四川隆昌县人，1917年入北京陆军大学第5期。他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关系很亲密，是何派“四大金刚”之一。1937年后任军政部兵役署长。 　　国民政府财政部自设有税警团，不受军政部管辖。税警团强拉壮丁补充新兵。1944年夏，财政部税警团一个连队经过重庆，临时驻扎在市区民国路（建国后改为五一路）一家老式大院内，这里是接收新兵的转运站。 　　1944年夏季的一天，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路过此处，忽听到院内传出打骂哭泣声。进院里一看，一位军官（该连排长）正凶横地打骂一个新兵，那新兵跪在地上哭嚎。其他壮丁挤在天井里，有的还绳索捆绑，其状甚惨！ 　　戴安国与蒋纬国像弟兄一般亲近，就赶紧驱车到南岸找蒋纬国谈此事。蒋纬国便将此事禀告其父，说：“阿爸，这样的壮丁怎么能打仗?” 　　蒋听了说：“我要亲自去看看！” 　　当时蒋介石的心情不太好。而蒋与何应钦虽是留日同学，但自“西安事变”以来，蒋、何之间就有了裂痕，何应钦又是军政部部长，蒋可能因之而重视此事……蒋氏父子从南岸驱车进入市区，到那个大院，看到院内乱七八糟，那个军官还在斥骂“新兵”。 　　蒋走走看看，见到横躺在地上正呻吟的壮丁后，气冲冲地问：“谁在负责?谁在负责？”没有人敢答声。蒋介石说：“马上给我把兵役署长找来！” 　　立刻，两位侍卫官坐着吉普车直奔夫子池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不在办公室，侍从人员又找到署长公馆。原来，这天是程泽润“双喜临门”：一是50大寿，二是新公馆落成。公馆内贺客盈门，前来庆贺的有来自各省的军管区司令(中将)、师管区司令(少将)，以及部属和亲朋，一共开了几十桌酒席……正觥筹交错，频频碰杯之际，突然侍从室人员撞进来对程说：“请署长立即到民国路新兵站，委座在那里亲候大驾！” 　　程泽润很扫兴，赶紧稳住宾客，随即戎装齐整驱车前往。岂知这一去，已是一脚踏进了阎罗殿。 　　他惴惴不安地来到驻军大院，见蒋正气呼呼站在那里。程上前立正敬礼，蒋沉着脸对程看了一下，说：“部队这样虐待新兵，你们兵役署是怎么搞的!” 　　程到院里就知这是税警部队，不属他管，立即回答：“报告委座，这是财政部税警团的队伍，他们补充兵员都是自己搞，不属兵役署管辖！” 　　蒋介石大怒，连声骂：“兵役署不管兵役，谁管？”同时用手杖连连敲打程泽润。程心想税警部队确实不归他管辖，今天过50大寿却受此屈辱，脱口顶撞说：“委员长，你不能随便打人！我身为国家中将，如果犯法，自有国法来处置！” 　　程泽润敢于如此，出乎蒋之意料。蒋愣了一下，只好说：“好，不打你……这个部队搞得这个样子，你就站在这里，好好看看！” 　　蒋介石说过这句话之后，便准备走了。钱大钧（军政部政务次长，兼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忙向蒋请示：“他老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不如让他去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等待处理。” 　　蒋看着钱大钧说：“好，好。”驱车走了。接着何应钦驱车前来，安慰程说：“你先去军法部，我即向委员长说一说。” 　　程泽润只好懊恼地去两路口大田湾军法部接受看押，听候处理。他明知家中此时满堂宾客未散，妻女盼归……也无可奈何了！ 　　许多报纸据此写成《委员长微服出访，怒打程署长》之类。由于人们本不满役政，纷纷拍手叫好。 　　军法部上将总监鹿钟麟认为程主管兵役，对部队虐待新兵事也有一定责任，但无须军法处理。鹿想只有等蒋消气以后，再为程缓颊说情。程在军法部受到优待，部属和亲友都可以去看望。邓锡侯、王陵基、王缵绪、唐式遵、潘文华、杨森等川军高级将领们，也联名请求蒋从宽处理。有人还请冯玉祥出面向蒋说情。蒋一概置之不理，并催军法部处决程泽润。 　　不久，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调任陆军总司令（实际上是遭蒋排挤明升暗降），离开重庆。何到贵阳后，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调程泽润出任陆总中将参谋长。蒋晓得何应钦是想救程，不同意调程前往…… 　　鹿钟麟尽力挽救程泽润，由军法部把讯问情况签呈送蒋：“程所犯之罪，尚未构成处决条件，请予从宽处理……” 　　蒋发下手谕：“立即处决！” 　　军法部不敢违抗蒋的命令，决定不向程说出即将行刑之事，让程回家几天，与夫人和女儿团聚。程暂释回家，与爱妻和女儿见面时悲喜交集。 　　曾任兵役署视察的李承勋先生对程泽润一案内情知之甚详，他回忆说：“程的夫人当时约40岁上下，身材颀长，亭亭秀雅，仪态端庄，是扬州名门望族之女。程对女儿非常钟爱，视为掌上明珠……程与家人团聚约10天左右，就又回到军法部去了。程哪里知道，他这一去，竟是与爱妻、娇女的永别呢！” 　　程泽润回到军法部后，军法总监鹿钟麟实不忍向程宣告刑期。但蒋的批示催逼甚紧，最后军法部执行蒋的命令，定期行刑。行刑之前监刑官问程有什么话要交代。程问监刑官：“我为什么要受处决？我犯了什么法？根据哪条法律?” 　　监刑官只好说：“程署长，这是委员长下的手谕，要我们立即执行！”他把蒋的手谕给程看。程至此终于绝望，不想再说什么了。监刑官一再催问他要交代什么话，他才提出：“不要打烂头部，保个整尸！” 　　1945年7月6日，程被绑赴刑场，在城郊桂花园执行枪决。其罪状为： 　　“程泽润，军政部兵役署长兼兵役干训班主任，办理兵役舞弊多端，于去年六七月间利用职权，调用工兵建筑私宅，省工图利，经蒋委员长查悉，扣交军法总监部，审明属实，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于本月六日上午执行枪决！” 　　有人认为：当时“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成风，程泽润只能算是“大官小贪”。陈诚继任军政部长后，详查程的贪污行为，发现程还办了一所“建川中学”，自任董事长，校舍是利用该署兵工和公家材料建筑的。所以有人认为，当时贪官污吏很多，程泽润算老几?蒋介石枪毙他，主要为整顿役政，也有恨何应钦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讲，程泽润死得也有些冤枉…… 　　但当年兵役中的腐败现象被民众深恶痛绝，杀兵役署长确实大快人心。自程泽润1944年被捕后，蒋介石就令徐思平代理署长。胡作非为者闻之丧胆，役政也确有很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