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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一时的成都“抢米事件”
日本人打来了，逃难！逃难！
中国政府机关及外省各学校、工厂以及沦陷区难民，都潮水般涌进四川。这成为四川自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后，又一移民大高潮。据简略统计，抗战前全国高等学校有108所，迁川的就有48所，占44%；国民政府及1000多万军民辗转迁川……
吃饭成为第一难题。四川省专门成立起“难民赈济委员会”，将有劳力的难民分别送往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梓潼、绵阳、巴中、通江、南江等10县，安置在集体垦殖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由广元县专设一个收容所来收容。
黄河花园口决堤后，黄泛区难民1.5万多人，又由秦岭源源不断进入川北。国民政府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运站，每站都架起大铁锅，用大桶大桶的稀饭赈济灾民……然后将他们分别送往通江、南江、巴中3县安排生产。
1939年后，来川难民已近10万。四川省政府专门成立难民垦务委员会，划定两大垦殖区：第一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犍为、凉山；第二区：松潘、理番、懋功、清化、汶川。两区计划开垦土地24万亩，可收留难民数万人……
但四川已不堪重负，粮价暴涨。1940年2月4日，四川士绅代表严昌龄、李伯申、邵从恩等19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
“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以稍苏喘息……”
1940年3月，发生了抗战史上有名的“成都抢米事件”。
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为什么会闹“春荒”，发生“抢米”风潮呢?一方面是上述征敛过多致民众缺粮；另一方面是不法分子囤积居奇。当时粮食情况由于囤积、舞弊、阻运、抢购的恶性循环，粮荒日趋严重。《新新新闻》报的《小铁锥》栏目说：“市民为了购两升米，要跑、要站、要挤，才把‘米条子’得到手中，忙了半天，‘平价米售毕’牌子一挂，不禁饮泣吞声，失望而去!”
1940年春，成都米价每石由11元涨至22元。省市政府当局对囤积居奇者三令五申要严加惩处，但人们纷纷传言：“已故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老婆周玉书，就在南门外黉门街重庆银行仓库里囤积了大量的大米！”“其他军阀、官僚也囤积不少。有的已霉烂成块，他们深更半夜把那些霉米偷偷倾倒在府河里！”
囤米的人越来越多，以致米店都空空如也。靠每天买“升升米”吊命的劳苦民众，拿着血汗钱卖不到米吃，人心惶惶。终于在3月13日上午，饥民不约而同地跑到黉门街重庆银行仓库外去乱吼：“把米拿出来卖啊!”随之人潮冲入仓库，开始抢米。黉门街一带被堵塞得水泄不通！
成都市政府马上派出大量军警，跑步到黉门街。省会警察局调查股主任朱耀寰、股长陈维寰发现人群中有个青年像指挥者，当即把他抓回警察局，由司法科长谭齐审讯。
审讯中问明，青年叫朱亚凡，是成都《时事新刊》外勤记者。朱亚凡说：“我早饭后外出采访新闻，走到老南门南大街时，看到一大批扶老携幼的人群涌向老南门外，我也跟着跑到黉门街，站在人群中看热闹。”
谭齐把审讯情况向省会警察局长唐毅（四川武胜县人）汇报。唐毅专程去拜访军统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张、何、唐三人便认定：这是共产党省委发动的抢米风潮，朱亚凡是现场指挥。《时事新刊》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朱亚凡是共产党分子。
唐毅回到省会警察局，整出一份署名“道生”的所谓共产党秘密文件，文件内容大意是叫朱亚凡利用“春荒”困难之机，率领群众到仓库去抢米，从而“扩大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情绪……”
朱亚凡被成都行辕公开枪决。当局事后成立“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以“防奸肃反”作为该会的政治口号，先后逮捕了中共党员罗世文、车耀先等多人。4月，薛庭恩等4人被刺刀一个个戳死于龙泉驿半山腰；另外数人被活埋于猛追湾乱坟坝；车耀先、罗世文等数人被送至重庆中美合作所，后来被杀害于渣滓洞……
延安《新中华报》4月5日起连续发表两篇社论，否认中共参与此事，指出：成都“抢米事件”，是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暴行，与共产党实行的政策完全不相符合。
据中共《成都市委简史》一书中说：
“（事件后）枪杀《时事新刊》编辑、共产党员朱亚凡。先后相继逮捕罗世文、车耀先、洪希宗、郭秉毅、薛庭恩等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10余人……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和《关于成都抢米事件对南方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党组织，须根据保存干部、蓄积力量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办法缩小机关，调动、隐蔽干部，焚毁文件，准备口供，给新干部、新党员进行秘密工作和被捕审讯时应有态度的教育等……”
国民党利用“成都抢米事件”镇压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在国共合作中蒙上了浓厚阴影，形成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反共高潮！
蒋介石这时兼四川省主席（可参阅第7章）。他给成都行辕主任兼省府秘书长贺国光和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去电：“据报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奸商大贾囤积居奇抬价，应即查明，不许再有囤米，买卖‘仓飞’（作者按：即购米票单）交易！”
贺、邓二人采取强硬手段查禁囤积的商人，但米荒仍在蔓延，抢米事件仍在各地时有发生。
到6月，米价已陡涨至每石70元左右。6月8日， 成都市府发放贫民购米证，每隔三天凭证购买平价米一次。7月2日，全市无米供应，市民纷纷向市府请愿。米价每石涨至93元。7月11日，米价又涨至每石115元。7月12日、13日两天，情势更趋恶化，成群的市民携袋提筐，到有米处拥挤争购，你抢我夺。此时又遇日机来袭，警报频发，全城混乱已极！
成都发生米荒及抢米事件，给大后方稳定带来极大威胁。7月15日， 绥署、省府会衔布告：“严禁人造米荒，纠众抢米者处死刑！囤积居奇者没收充公！”
9月3日，米荒仍未解决。局面已非常严重，军政部电令：部队士兵粮食严重不足，改为日食干饭两餐！
市长杨全宇之死
抗战中的“陪都”重庆有三起震惊国内外的死刑案，被处死的罪犯都是有地位、有靠山的官员。一是当过成都市市长的杨全宇，二是孔祥熙门下的红人林世良，三是中将兵役署长程泽润。
1940年12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等报纸纷纷报道：“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操纵粮价，囤积居奇，经军法审讯，判处死刑，已于昨晨在市郊军法执行总监部刑场执行枪决！”
接着，军事委员会的布告全文在全国城乡贴出。布告上说：
“杨全宇身为政府官员，竟不顾抗战大局，串通大川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欧书元、合川万福臻粮行经理李佐臣，冒用重庆福民面粉厂名义，购囤小麦数百石之多，赃证现获，讯供不讳，故尔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以警国人！”
杨全宇是抗战开始以来继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后第二个被枪毙的大官，全国为之轰动。
杨全宇，四川西充人，早年曾留学德国。刘湘1935年当四川省主席后，杨全宇因与刘湘的师长王缵绪有同乡之谊，当上了四川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刘湘死后，王缵绪接任四川省主席，杨全宇1938年8月21日任成都市长。他是学者从政，对市政颇有建树。
1940年3月13日“成都抢米事件”后，身为市长的杨全宇难辞其咎。蒋介石这时兼四川省主席，但主要由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主政。贺将新设不久的“成都市平价米销售处”收归省政府管，委他一个侄儿当处长。此人在供应的平价米中掺入不少泥沙杂物，借以从中贪污。市民怨声四起，都以为是市长杨全宇搞的鬼，骂他丧尽天良，不得好死！杨全宇背了黑锅，还为此到处申辩叫屈。
8月10日省参议会上，省、市政府再次争论，互相诿过，省府指责市府办理不力：既有市场自由米，又有省外拨米，为何还不断出现米荒现象。
杨全宇反驳：“省拨给成都的粮食数字夸大虚假，欺骗民众！省上掌握粮权，说了不算。市区以外大户囤粮不办，军队强买抢劫也不予禁止！”他同时发出“快邮代电”，公布市府办理粮政全部经过“以明真相”。
省参议会支持杨全宇。杨又在一次省务会上，不仅与“平准处”稽祖佑打嘴仗，还说：“贺代主席不查事实，袒护平准处！”说罢愤而离席。
8月20日及27日，各报载蒋介石连续发来手令严饬省、市政府解决食米问题，并令市府赶运12万石食米运蓉，严禁军队阻米。
当时在市政府负责平价米分配的高少儒老先生几十年后回忆说：“杨全宇顶撞上司，使贺国光在省务会议上和省参议会上下不了台，遂怀恨在心，必欲报复，这就是杨全宇遭杀身之祸的原因。”
贺国光支使陈仕淦利用与杨是中学同学和在德国是好友的关系，托故借住桂王桥西街杨家。时逢杨全宇的另一北大同学、好友余维一（曾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主任）在重庆筹办航运轮船公司，曾向杨借钱买船，杨从市府存在银行的公款中挪借5万元给他。后余维一在重庆付还这笔借款信告杨时，杨即嘱他就近交存重庆大川银行转汇（杨是重庆大川银行董事长）。该行经理欧阳书元收到余的还款后，恐法币贬值，就自作主张托人在宜宾为杨购存小麦200石（另说是300石），以图保值，并将经过函告杨全宇。
此信寄到成都杨全宇家时，被陈仕淦窃阅，直转贺手。
蒋介石此时正被粮食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看后怒不可遏，于1940年9月2日急电杨全宇去渝。9月4日，杨全宇飞渝，下榻重庆陕西街大川银行，当晚即被逮捕。
1940年9月10日，由行政院决议：“成都市长杨全宇免职，遗缺由余中英继任。”
蒋介石以兼四川省主席名义发布《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经这次告诫以后，如果还有囤积居奇或藏粮待价而不遵法令出售者，一定以妨害民生，扰乱社会论罪！”蒋介石同时呼吁全省民众“体谅国家困难”，发起踊跃捐献军粮爱国运动……
杨全宇被送交军法总监部严办。军法总监何成认为杨全宇购囤粮食不到1000石，不够死刑的条款，判死刑确实冤。然而粮价仍暴涨，囤积之风愈刮愈烈。蒋介石下令：将杨全宇以囤积粮食之罪处死，借人头以平粮乱……
宣判时军法官问杨：“有没有什么话给家里说?”杨全宇说：“我妻子快临产了，要一张纸写个字条。”字条交熊觉梦带回，上面只写有：“给即将出生的婴儿取名贤生。”
12月23日，杨全宇被枪毙。由军事委员会到处张贴布告：以杨全宇为戒，胆敢囤积居奇，定从严惩治！
杀了杨全宇，国统区囤积居奇之风有所收敛。但供应仍严重不足。“陪都”国民政府先后决定，对重庆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国家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及其家属的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必需品煤、油、盐、布等物资，实行公家计划定量供应。同时，宣布粮食由中央直接统管。成立全国粮食管理局，由卢作孚当局长。
这些措施虽然强硬，但天不作美，严重的旱灾使粮源近于枯竭，前方将士的军粮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用粮四处告断。全国粮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这只已快被挤干的“瘦牛”身上再挤血奶：增加四川的定价派购黄谷450万石，以解燃眉之急！
在这种最艰难的情况下，四川广大民众为支持前方抗战，可说竭尽全力。下面是当时的许多措施：
四川省政府精简机构，裁减冗员。1938年1月17日，省政府颁布《四川省节食运动实施规则》11条，要求节约粮食以持久抗战，其中第2条规定：“各专员及各县市长，应以身作则，并督励所属各级公务人员、保甲人员及学校学生（家属在内），实行一日两餐……”
10月14日，省府再度公布《四川省粮食节约实施办法》10条，提出掺和杂粮做饭，严禁制售精白米，不准以米麦烤酒、熬糖和喂牲畜……
1941年1月16日，成都市政府发放出征抗日军人家属优待费，每户法币20元。2月9日，四川军管区在成渝两地成立抗属示范工厂。2月18日，四川省各界出钱劳军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成都党政、工商各界出钱40万元劳军。4月17日，因饥荒发生“吃大户”事件，市府严令保甲人员切实劝阻，如每甲有5人以上、每保有10人以上参加聚众吃大户的，以该保甲长是问。
4月26日，成都市6000余户抗属，因米价高涨，生活困难，省府拨面粉1万斤救济……5月17日，四川省优待出征军人家属事业委员会成立，事业基金为330万元。5月18日，四川省捐献军粮委员会据各市县分支会报告，1940年共收献谷41924石，捐代金80.7万元。
7月1日，成都市贫民统计约10万人，分35处发售平粜米，以资救济。 10月2日，发放本市出征抗日军人家属秋季优待金，每户20元……
但粮价仍在飞涨，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火烧眉毛的大难题呢？
吃“观音土”也要先交公粮
《孙子·军事篇》上说：“军无粮则亡”。民间自古也有“天子不差饿兵”和“兵无粮而自散”等俗话。
1937年11月后，抗战军兴。山西省当时大军云集，粮价不断上涨。各路军队拿钱买不到粮，遂发生军队索粮之风。一是向各县政府和民众以官价强购粮食，形同估逼，使军政、军民关系紧张。二是军队派出士兵向人民沿门哀告，请求卖粮助军，形同乞讨。当时川军李家钰部是几千里外来的杂牌军，中央和阎锡山都不管，于是川军就更可怜，众多士兵如叫花子一样，几天难获一饱……
1939年，山西省政府首先将田赋收钱改为征收粮食，即所谓“田赋征实”，慢慢解决了军粮问题。1941年后，面对巨大粮荒，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各省推行“田赋征实”。
田赋改征实物，关系抗战命运。蒋介石1941年9月7日从重庆发出的“虞电”称：
“省政府应负责严厉督饬各级主管下员加紧催收，务于3个月内将征购粮食征收足额。其能努力依限完成者，优加奖励。其怠玩失职致误限期者，应严于撤惩。如阻挠征购及从中舞弊者，不论其人地位如何，就地以军法从事！”
四川省政府各部门印发了各种宣传小册子、传单标语、文告。中小学师生、各级行政人员，都在进行宣传鼓动，说明交粮是为了抗日、为了不当亡国奴……这大大启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觉悟。
10月中旬后，省府各级官员还先后分赴各县宣传和督饬征粮。于是，各县县长到乡镇催促，各乡镇长督饬保甲长，保甲长督催到户……省府还通过各县参议会对各县士绅宣传，请其带头交粮。各县监察委员也带头完粮。川康绥靖主任公署通令川康各军：凡军官有粮田在册的，都要率先交粮！
国难当头、吃饭要紧。各种宣传和措施效果明显。1941年11月中旬，粮食部长徐堪说：“粮食部成立于粮食问题极为严重之际，‘征实’而后，得以渡过难关。非惟军粮完全解决，且有余粮供应公粮和作控制粮价之用。缺粮省份，中央且予调拨，使不感恐慌。”
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除“田赋征实”外，又实行“征借”，就是向农民借粮食，来平抑粮食价格。四川无论在“田赋征实”和赋外增购粮食方面，远较各省为多。
1938年10月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产粮区都成为沦陷区，全国粮食紧张万分。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的粮食，主要依靠四川供给。四川省政府制定措施，奖励耕垦，还号召节约粮食，很多地方军民都“实行一日两餐”……
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这么多粮食，是四川这只“瘦牛”身上挤出的血奶，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
每年9月16日开征以后，在四川各州县都能看到这种感人画面：在山区蜿蜒石梯或在平坝田坎小径上，无数面呈菜色、衣衫褴褛的农民为交纳粮赋，肩挑、背负或推着“鸡公车”（独轮车），络绎不绝于途，艰难地把粮食运送到各场镇、县城征收处……催人泪下的生动事例，难以尽述。
1941年秋，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 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
甘绩镛又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吃不饱肚子，就是有条命也无法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盐亭县有一位老人，是清朝的廪生，家中十分贫寒。盐亭县开征粮食那天，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亲自送稻谷到征收处缴纳。他逢人便劝导说：“国家没有粮食，咋叫前方将士打仗啊。我们老百姓要多交粮，支持抗战。”
有一个老农妇，儿子在前方抗战，她该上粮赋，但家无余粮，生活困苦万分，又无可变卖的东西。她就把自己养的一只心爱的猫儿卖了，换得几升谷子背到征收处交纳。有人听说此事后，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儿子在前方打日本，他爱国，我这个当娘的也要爱国啊。他在前方抗战，我们在后方才能过清静日子，所以我要上粮。”听者为之动容。
川北很多县的农民都克己奉公，他们说：“我们是吃惯了杂粮的，愿吃杂粮；前方要米，我们就缴谷子。” 剑阁县有一粮民也说：“我们吃得差点不要紧，前方军队要吃好点，把兵养得壮壮的，才好打日本！”
1941年，达县魏城镇收成不好，但民众仍踊跃纳粮。他们多是将出产的红苕、花生等农作物卖了，再买稻谷缴纳。还有卖家产、甚至卖耕牛换谷缴纳的……
创办台湾高雄四川同乡会的杨义富老先生，出生在四川渠县。他晚年曾写过一本文情并茂的回忆录《四川轿夫》，下面是他家关于交纳粮赋的回忆：
“这里不仅仅是景色天然，民风也是十分淳朴。忆及儿时约1941年间，正值抗日战争打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南半壁山河已先后沦陷日军之手，故乡又连续苦旱三年。真是天灾人祸纷至沓来，辛辛苦苦一年眼巴巴的收成，刚好只能够缴‘公粮’，可是我们没有半句怨言，如数缴给了公家，一家八口只是望着空空的箩筐大哭一场。可怜的母亲拖着一双‘三寸金莲’，一跛一颤地跟在父亲身后，隔两天去‘佛显圣’大庙后面，排队挖回白色的‘观音土’，掺和着少许玉米粉，先让孩子们果腹，剩余的才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吃。其他左邻右舍，家家户户亦莫不如此。宁愿自家饿得半死，也从不欠缴公家的一分一厘‘公粮’！”
“饿得半死”吃“观音土”，也要先交公粮！杨老先生的回忆，真让人潸然泪下……
许多军人家属也模范带头。1941年，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的夫人在家乡蒲江县，首先将应上的粮赋共630多石稻谷全数交清，又将私人仓库让出来存储公粮。各县不少士绅、名流，也都倡先纳粮。据有关方面统计，省城和各州县踊跃纳粮的知名人士达1000人以上。许多历年公粮不好收的县份，也变为好收了。素称“地瘠民贫”的偏远西康省（原属四川，抗战前夕建省），各族民众也全力支持抗战。早在抗战初起的1937年11月，西康著名藏族人士刘曼卿就组织“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赴藏宣传。部分僧俗民众捐献氆氇110多匹，委托宣传团制成军用背心，分送抗战将士，以“表示遥远后方之康藏民众自动敬慕抗战将士热忱”。西康省民众把最好的粮食上交，以济军用。以康定为例，全县藏汉农民每年把近2000市石(每市石280斤)上等粮食运进县城缴充军粮……
四川人民交纳粮食，始终十分踊跃。四川老百姓节衣缩食，以自己瘦弱的身躯，支持了伟大的抗战！当时有幅漫画《责任》，就是极生动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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