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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影响
“大川饭店事件”后刘湘胃病更重了，他便回大邑安仁镇老家静养。
1936年12月14日，他的亲信、好友傅常忽然风风火火从成都赶来。刘湘吃了一惊，从躺椅上慌忙起身问：“真吾，看你慌慌张张样子，又咋个了？”
傅常（1887~1947），字真吾，潼南县大佛乡人，清秀才，老同盟会会员。后弃文投武，进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是刘湘的同学，1926年曾任刘湘二十一军参谋长，后离开刘。抗战爆发后川军出川抗战，他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他在刘湘幕中位置重要，对内兼管军事，对外为刘联络各方人士……
1935年夏，中共派张曙时（中央特派员身份）约傅常去联络刘湘。
张曙时(1884~1971)，江苏睢宁人，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党组织负责人之一，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 1932年加入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活动于抗日救国各派别与团体之间。1935年，被中共党组织派住四川从事“统战”工作，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院长等职……
那时蒋介石要刘湘将省政府迁往成都，以便自己的重庆行营、参谋团完全控制重庆。刘湘进退两难。因傅常原与刘湘有旧，又是刘湘高级幕僚乔毅夫、马嗣良的老师和同乡，所以张曙时劝傅常前去做刘湘的工作。
傅素性清高，说：“刘湘现在是省主席，势头正旺，我不欲出入权贵之门！”
张劝说道：“你既不愿屈尊见刘，就写封信给他，陈述当前国内外形势吧！”
经傅同意，张曙时为傅代笔，草写一长信，主要内容阐述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说四川实居重要地位，希刘湘做个抗日民族英雄……又细为分析省政府迁移成都，可以摆脱蒋的羁绊，有利而无害。
傅常看了，认为信写得很好，当即派专人送给刘湘。刘湘读信，颇中下怀，立派亲信民政厅长甘绩镛拜会傅常，诚邀傅当面一谈。
此后，傅常任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兼二十一军参谋长（刘湘任主任和军长）。傅虽是下属，却与刘湘保持朋友关系，刘对傅常也甚尊重。傅常在刘部自成一系，人称“外交系”， 为刘斡旋于国民党中央、各民主团体及延安共产党之间……
这时，从成都赶到安仁镇的傅常一抹汗水说：“惊天动地大事件！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闹兵谏，把老蒋抓起来啦！”
刘湘一怔，急不可耐地说：“真吾，走，我们马上回成都！”
一到省城，刘湘紧急召集高干会议，听各方“智囊”出谋划策。傅常先开口：“机不可失！甫公，我意马上调集军队，包围成都中央军校以及蒋介石的重庆行营……”
著名川军将领、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戴副圆形眼镜、相貌儒雅，此时也有些激动：“我赞成真吾意见，立即行动，缴中央系人员的械，响应张、杨！”
刘湘长处，是最会听部下不同意见，择善而从。他听了不置可否，转身问素有“足智多谋”声誉的邓汉祥：“鸣阶，你又是啥子意见嘛？”
邓汉祥沉吟一阵，摇摇头说：“我意稍安勿躁，不如静观其变为上策。试想张学良真把蒋介石脑壳砍了，老蒋在四川的军校、行营，还能长翅膀飞得起走嗦?还不是我们嘴巴头的一盘小菜！如果贸然动作，假使张、杨心血来潮，又把老蒋放了，我们岂不当恶人，咋个下台嘛?”
刘湘听了，埋头沉思好一阵，才抬头轻轻说：“鸣阶，你说得对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免得翻船。你不妨去安慰安慰在成都的蒋系人员，防止这些人逼慌了狗急跳墙！”
这时，执掌国民政府军政大权的何应钦，忽派他的胞弟何辑五来成都，神神秘秘地找着邓汉祥，要他马上引见刘湘，商谈“机密大事”！
何辑五见到刘湘，无暇多客套，单刀直入说：“甫公，蒋主席被抓，凶多吉少。南京黄埔系共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我兄长主张派飞机去炸西安！”
刘湘眉毛一动，淡淡说了一句：“炸西安？不是逼张、杨杀老蒋吗？”
何辑五喜形于色：“堂堂国民政府，岂能与叛逆妥协！蒋主席万一殉国，黄埔的力量，我兄长领导得起来！他希望同甫公精诚合作，我还要到昆明去联络龙云……”
哪晓得何辑五在成都游说得正起劲，西安那边张学良还真把蒋介石放了。何辑五恐慌万状，不敢回南京，改装飞回上海去了。
刘湘对邓汉祥说：“鸣阶，幸好听了你的，没毛手毛脚乱动！”
傅常说：“我们虽然没有啥子大动作，但甫公12月18日发表解决事变的4项办法‘通电’中，有‘在公共拥戴之中央领导下，冒百死以御外侮’等话，老蒋哪里听不出甫公的弦外之音来？另外，据情报室杨特树汇报，成、渝‘中央’的特务都曾向蒋密报，挑拨离间，说何辑五来川与甫公暗中勾挂，要落井下石杀蒋……”
邓汉祥皱着眉头说：“甫公记得半年前的1936年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反蒋，搞‘两广事变’吗？甫公暗中调兵遣将配合。陈济棠起事前去找了个高人扶乩，得了‘机不可失’四个字……”
刘湘打断他的话：“这个陈济棠高兴极了，以为老天助他！哪晓得老蒋以几百万大洋收买他手下空军司令黄光锐，黄在7月4号拖起40多个飞行员，几十架飞机全投奔到南京老蒋那里去了，陈济棠也整成光杆司令！”
刘湘本来就有些迷信，这时沉闷地又叹气补了一句：“唉，说来硬是怪事，‘机不可失’原来是提醒老陈空军丢不得……天意如此嘛！”
邓汉祥说：“那次老蒋就要借题发挥整甫公，甫公派我到庐山老蒋处去疏通。蒋介石一见我，非常愤怒，也不叫我坐下，怒气冲冲说：‘我对刘湘不错，他倒想调兵来对付我，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我再三解释，他才消了点气，但对甫公早含恨在心！”
傅常接着说：“这次，我听说老蒋回南京后，得知何辑五来川一事，火上加油，对甫公更恨之入骨了！”
刘湘摸摸顶上的平头，突然有些冒火了：“共产党和老蒋生死冤家，咋个又劝说张学良把他放了嘛？一刀把龟儿子脑壳砍球了，哪还有这些麻烦事情？”
他一拍桌子，起身闷闷不乐进内室去了……
几天后，邓汉祥对傅常说：“‘西安事变’把甫公弄得心头鬼火乱冒……真吾，我们去拜望一下，看他是不是怄气怄出毛病来了？”
岂料一见面，刘湘却不像几天前黑脸秋风模样，带两分笑意开口说：“郭秉毅（注：中共秘密党员，武德励进会实际负责人之一）他们详细给我讲了延安中共主张释放蒋介石的道理。我一个人也翻来覆去想了几天，觉得人家中共真是不计恩怨！共产党经过长征，到北方不久，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尚待布置，这时如果把蒋介石杀了，全国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必然演成混乱局面，徒为日本人制造机会而已！看来，这事确是为国家大局着想，他们才抛弃历年和老蒋的积怨……没有远大眼光和气魄，决不能做到这步！”
邓汉祥先有些诧异，接着嘻嘻笑道：“甫公，你对共产党最初是仇视，后来转变为利用。如今，再进一步变为推崇了！”
刘湘摆摆手，轻轻说了一句：“不仅是我觉得共产党不简单，连我幺爸（注：指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他也说这件事后‘从内心钦佩共产党’……”
傅常点头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单甫公改变看法，许多川军将领如今也抗日热情高涨！听说四十一军的王铭章师长就兴奋得很，在写给他表弟的信中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从此结束，此后全民全军精诚团结，枪口一致对外，湔雪国耻，此诚国家民族之幸，亦吾侪戎行殷切之夙愿！’他还表示要练好部队，‘以期达到枕戈待战，朝令夕发，共赴国难’！”
刘湘慨叹：“真吾、鸣阶！自我1936年走‘联共、反蒋、民主、抗日’这几条路，看来是走得对头的，不单是老百姓拥戴，川军各派系官兵也喜欢吧？”
傅真吾、邓汉祥异口同声道：“确是这样，王铭章这些话，可说是代表了西安事变后广大川军的共同心愿嘛！”
“努力餐”和成都的救亡运动
抗战前夕的1937年初，刘湘治理下的四川已很有些新气象了。
他统一军政，彻底取消大小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县长、专员等地方行政官吏，概由省府统一任命；统一币制，减轻粮税……
在“联共”方面，刘湘常派人同中共往来。他又扩大原来的“武德学友会”，在其中成立一个秘密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刘湘任会长，傅常（真吾）任副会长。委任原机要办公室主任、少将参军张龄九为励进会秘书长，共产党人郭秉毅为副处长和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
有刘湘的默许、支持，四川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高潮！
1937年后，成都祠堂街172号老街上那家青瓦翘檐大饭馆，客人进进出出更热闹了。饭馆正门的黑漆匾额上三个烫金大字非常耀眼：“努力餐”，老板叫车耀先。
车耀先 (1894~1946)，大邑县灌口场人，早年在川军中任团长，写过《四川军事史》等文章。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这家餐馆为掩护，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等。1932年因关系暴露去上海，半年后返回成都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发起成立“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1937年12月恢复与中共的组织关系，1940年3月在成都与罗世文同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46年8月18日，被秘密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
“努力餐”很出名，无论大菜小炒，皆一菜一格，市民中流传一句顺口溜：“烧什锦，名满川，味道好，努力餐”。
招牌为啥叫“努力餐”？儒雅之士引经据典：东汉末年的古诗《行行重行行》中有“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相思离乱，还是多吃碗饭吧！
车老板打仗时腿受过伤，被人戏称为车瘸子。他性格直率爽快，笑呵呵地说：“啥子古诗不古诗！我这是遵循孙中山总理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吃饭是为了革命！”
所以，店里最有名的是卖“革命饭”：每份用三四两米蒸，内掺入肉粒、鲜豆、嫩笋，色香味俱全，又实惠又好吃。还有一种特大肉饺和杂粮饭，专门卖给黄包车夫等穷人，几个铜板就能吃饱……这在成都，算得上是“快餐店”的鼻祖了！
餐馆三教九流云集，更常有进步人士在此秘密集会。在成都谈论努力餐馆子名菜“红烧什锦”的同时，也流传有“要想到延安，去找车耀先”的暗语。但一般人只晓得车老板是老资格川军军官，和同乡刘湘、刘文辉有旧交情。直到1940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后，蒋介石突发手谕，车耀先被捕，他的真实身份才暴露……
1937年3月上旬的一天，餐馆楼上的小屋内。四川大学学生、中共党员韩天石、王广义，正向车耀先汇报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情况。
韩天石、王广义是1936年2月后，分别从北京、山东转学到四川大学的中共党员，他们联合康乃尔等川大学生，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简称“民先”），成为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他们公开出版《活路旬刊》，得到车耀先大力支持。1937年1月创办的《大声周刊》，车耀先任社长兼编辑。此刊是当时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喉舌，影响很大。
这间小屋是接头地点，也是印刷出版《大声》周刊的编辑部。编辑还有胡绩伟、冯烈斯等人（胡是四川内江人，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车耀先声音低沉地说：“1935年4月，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刘克谐、组织部副部长蒲正林等人被捕叛变，还在蒋系康泽‘别动队’成立特务室，到处抓共产党。到5月底，中共在四川的地方组织基本上都遭破坏了……这年中共特科派张曙时到四川，开展对刘湘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正在逐步恢复党组织。我们都要恢复正式的组织关系！”
韩天石兴奋地说：“我党加大对刘湘等人统战工作，对推动全川救亡运动帮助确实太大了，这一年来简直是轰轰烈烈！成都学生组织除我们‘民先’外，还有原天府中学学生侯泰阶组织的‘海燕社’、省政府职员蒋桂锐组织的‘星芒社’、‘成都学生救亡联合会’、‘大声社’、‘群力社’、‘大众壁报社’、‘天明歌咏团’、‘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成都反侵略少年团’……好多进步团体啊，在全国可能都算是多的！”
王广义抢着说：“成都进步刊报在全国更要算多的！除我们办的《大声周刊》外，‘星芒社’在祠堂街开设了星芒书店，出版《星芒》月刊。还有由重庆迁至成都的、由共产党员杜桴生任编辑的《四川日报》，还有于渊、徐庆坚、甘道生等人出版的《力文半月刊》、《力报》、《人力周刊》、《春云》、《诗报》……好多好多啊！”
车耀先朗声说：“我们《大声周刊》的宗旨，就是要‘站在国民立场，督请政府团结御侮，强化民族意志，拥护中央抗日救亡’！它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但蒋介石的省党部人员，却说啥子《大声》是‘反动刊物’，是‘共产党的喉舌’。因为刘甫澄支持我，他们又骂‘是某公的喇叭’……”
韩天石、王广义都担忧地说：“车老师，你要小心一些！他们威胁要砸烂‘努力餐’饭馆，要暗杀你！”
车耀先昂起头说：“老子枪林弹雨中爬出来的，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他稍停，又说：“现在，成都地区救亡运动真可说是全民动员！主力是你们学生，其次是店员、教职员。此外工商界人士也不少嘛，像彭劭农、夏正寅这些开明士绅，连做小买卖的小商小贩都发动起来了！”
韩天石说：“知识界知名人物像大学教授叶雨苍、叶云阶兄弟、黄宪章、张秀熟等人，也都很支持我们的救亡运动。南新街的《建设晚报》社、走马街川大教授叶雨苍家，都成为召集会议和聚会的场所……”
王广义马上说：“刘湘的高级幕僚黄慕颜、川军老军人于渊等名流也暗中出力……车老师，你对我们的全力支持，就更不用说了！”
车耀先望着两个热血青年，摆摆手，哈哈哈笑着说：“小兄弟，一家人少说两家话，同我就不要讲客气了！不过，像于邦齐，为救亡运动也出力不少！你们晓不晓得？1925年他任杨森部宪兵司令，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中，他率部下抗击英国炮舰的轰击，被川中民众称为‘民族英雄’……他1926年就暗中加入共产党了！”
于渊 (1895~1949)，又名光藻，字邦齐，四川射洪县人。曾在刘湘部任旅长、师长，1933年任四川省警察局局长。他利用此身份积极营救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1935年赴日本考察，回成都后与车耀先等人一道，积极联络川军人士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创办《力文半月刊》。1937年9月，再度出任刘湘第七战区新十六师副师长兼战区游击司令，赴赣北前线。1938年刘湘病死后回川从事“统战”工作，1944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支部执委，1947年6月2日被捕，1949年12月7日成都解放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成都十二桥……
车耀先又说：“目前，成都地区救亡组织虽然很多，但各自为阵，其实是一盘散沙。我已和黄慕颜、于邦齐等有力量的人士联系，取得刘湘的同意和支持——我们要在成都地区成立统一的抗日救亡组织，以便领导！”
1937年3月14日这天，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川康绥靖公署顾问黄慕颜的黄氏家庙“什方堂”内，突然热闹非凡，气氛既热烈又严肃庄重……
原来，为避免蒋介石“中央系”人员的破坏捣乱，在川康绥靖公署顾问黄慕颜、于渊、车耀先等各界人士及武德学友会支持下，成都地区各救亡团体骨干们借用黄氏家庙上香做佛事的“什方堂”为开会会址。成都零散的各救亡社团“民先”、“海燕社”、“星芒社”、“力文社”、“群力社”、“天明歌咏团”等群英荟萃，统一成立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
会上选举了韩天石(1938年后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康乃尔、周海文、蒋桂锐、甘道生、侯泰阶、张宣、叶雨苍等20多人组成的“执委会”……自此以后，救亡运动不但可以统一行动，也加强了同全川各地的指导和联系。
刘湘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和保护
1937年3月起，成都地区救亡运动达到高潮。吴雪、戴碧湘等人的四川旅外演剧队，在成都街头或郊野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各救亡组织在城里、城外大搞救亡宣传，广泛发动民众。活动的发起人有韩天石、康乃尔、周海文、张宣、周源江、蒋桂锐、甘道生等人，分头带领各自的宣传队员，浩浩荡荡去成都北门外天回镇、三合场……向 “赶场”的农民演讲，展示东北沦亡地图等宣传画，撒传单，贴标语……
嘹亮的救亡歌声震荡着蓉城的天空，各色写有抗日标语的鲜艳红旗，飘扬在城乡！
在张曙时等中共人士的“统战”下，刘湘指派专人经常与群众团体接洽，对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加干涉，并提供保护……刘湘还为车耀先的《大声周刊》提供资金，每月津贴张曙时等中共人士主办的《建设晚报》400元，每月帮助群众救亡团体100元。
有次，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用公函通知省政府：“救亡团体有赤色分子，请政府禁止或封闭刊物！”
省务会议上讨论此事时，刘湘“大加反对”，把省党部公函扔在一边。他还命令：“马上派员去安慰抗日民众团体，不要害怕！但不要做得‘太红’了，免得省党部那几爷子借口捣乱！”
刘湘还为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免遭镇压出过力。
有天，蒋介石派人紧急到成都，面见刘湘：“刘甫公，中共和赤色分子在省城闹得太不像话，以抗日为名反对中央政府！蒋主席送来这份要在成都抓捕两百人的名单，请刘甫公立刻批准执行！”
在刘湘部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甘树人得到了这个消息。
张曙时对甘树人说：“万一刘湘顶不住压力，情况就非常危险了！对刘湘最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同他有师生之谊的张澜先生——立即请张澜出面劝阻！”
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县人。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在四川威望甚高。抗战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四川中共地下党早就派徐庆坚和钟汝为“做张先生的工作”，两人轮流隔一天去一次。最初，徐庆坚担心地对钟汝为说：“张先生当过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我只不过是一个23岁、大学毕业刚一年的青年，能担任起这个任务吗?”
钟汝为40多岁，北大毕业，曾任省教育厅科长，多才健谈。他说：“张老晓得我们的政治背景，不用担心！”
张澜住在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后院。当徐庆坚带着紧张的心情第一次去向他汇报成都救亡运动情况时，张澜静静地听……告别时，又很和蔼地送他出客厅至阶檐上，才挥手作别，张澜送客至阶檐是对客人最重视的礼节。以后徐庆坚他们每次都受此礼遇。
其实， 张澜的二儿子张慕良，1926年就参加共产党了。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曾任中共旅德支部书记，后转到苏联。1936年由中共中央电召回国，协助张澜开展对刘湘等四川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
徐庆坚等人当时不一定了解这些。徐庆坚和钟汝为见张澜时，张慕良有时也在座，也就国内形势发表一些意见。钟汝为私下对徐庆坚说：“张慕良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他在背后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甘树人要徐庆坚请张澜出面，劝说刘湘阻止蒋介石在成都逮捕200人。徐庆坚自知在张澜先生面前谈理论，是在龙王庙前卖水，所以他见了张澜，不绕圈子，直接提出要求：“恳请张老要刘湘不批准抓人。”
张澜坐在沙发上，手捋长须，陷入沉思久久不语。足足过了五分钟，张澜说：“你回去吧，给你们那些人说，放心！”
徐庆坚没有多说感谢的话便告辞了。
仅几个小时后，甘树人从刘湘处跑到徐庆坚家说：“你离开省银行不一会儿，张先生就到了多子巷刘湘公馆。刘湘恭迎入座。张先生沉着脸，对刘湘劈头一句：‘你要找死呀！’(注：“找死”，四川土语，即向死路走)刘湘摸不着头脑，陪着笑脸细问，才知是有关抓人的事。刘湘马上向张先生表示：‘我决不会批！’刘湘送张澜走，回到客厅，把茶碗一下摔在地下，大声说：‘我做到这个样子（按：即刘主张联共、反蒋、抗日），张先生还不相信我！’”
刘湘马上叫人把为蒋介石送黑名单的人找来，对他们说：“我没有权在成都抓人！名单你们带回去，我已派了一架专机送你们回去，另送你们每人200元路费。”
那两个人大失所望，私下怨恨嘀咕：“你这位大权独掌的‘四川王’，公然说起没有权抓人的‘黄话’来了！”
但两人也无可奈何，只好怏怏而去……
1937年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刘湘是中央委员，他没有去开会，但与蒋介石为“统一”而打内战大唱反调，提出了个“书面提案”，说内战使“国家人才之受摧残，即元气之受损伤”！他又大声疾呼：应该“集中人才，精诚团结，解放言论，发扬民气！”
这些都说明：中共对他的“统战工作”已很有成效，也足可以证明他的思想也的确大有转变了。
1936至1937年，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全国有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湘实行开放支持的政策。
这件事过后仅3个多月，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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