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河畔的一个小山坡上，静静地卧着一位新四军女兵，一块白色的墓碑告诉人们，这是抗日烈士冯玲之墓。1939年7月1日，日本侵略者罪恶的飞机轰炸新四军驻地，夺去了冯玲美丽而年轻的生命。 　　牺牲时的冯玲只有19岁，如花的年华。 　　冯玲6岁时离开家乡浙江海盐，到上海读书。由于家境困难，读完小学后就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1933年，13岁的冯玲和姐姐冯云一起到上海大东烟厂当童工。 　　冯玲长得小巧玲珑，一对大大的眼睛清彻明亮，性格活泼开朗，待人真诚，烟厂的大姐姐们特别喜欢她，把她带到了上海女青年会办的夜校学文化、学时事、学医护常识、学唱歌和摄影等。她机智灵巧，学习十分出色，深受大家喜爱。 　　她也用一颗爱心回报着大家。同车间的小姐妹王阿觉在寒冬腊月仍赤着脚上班，终于冻病了。冯玲和姐姐去探望她，望着哆嗦着身子的王阿觉，望着用麻袋铺成的“床”和床上的破棉絮，姐妹俩流出了眼泪。冯玲蹲在床边，双手不断地抚摸着阿觉的脚，说着安慰的话。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两双袜子，放在阿觉身边，只说了声“过几天我再给你买双鞋来”，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地下党员陈菲玲工作忙，身体又不好，租住在一间又小又暗的亭子间里，生活十分窘迫。冯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总想尽自己的力量帮帮这位大姐。她一连几天不吃早饭，把省下来的钱攒起来，悄悄地代陈菲玲交了房租。冯玲年轻而热烈的心深深地感动了大家。 　　更难忘的是，冯玲还有一颗不畏强暴、爱国忧民的正义之心。她在十四五岁时便在上海的地下党领导下做革命工作，积极组织并参加反对剥削和压迫的工厂大罢工；冒着危险参加反对列强、抵制日货的演出、贴传单等活动；在上海国际难民收容所，她忘我地工作，照料难民的生活，安定他们的情绪，还教他们的子女识字、唱歌，她把在女青年会学到的医务知识和战时急救本领都用了出来。 　　1938年秋天，18岁的冯玲瞒着父母，毅然决然地随同上海煤业救护队离开上海，来到皖南云岭，参加了新四军，并被分配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女子八队学习。她感到扑面而来的是热气腾腾的新生活。 　　第二批上海民众慰劳团副团长扬帆在日记中写道：“新四军的区域，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人们在这个环境里，每天只是不断地贡献，不断地享受。贡献是贡献你所能贡献给抗战的一切，享受是享受那自由愉快和安慰。一个人能获得一种机会来正当地使用自己的才能和精力时，就会感到时间和精力之少。”冯玲和战友们一样充分享受着新四军里的自由民主和心情舒畅，她也如饥似渴地吸吮着革命的理论和科学的知识，她要为抗战贡献自己所能贡献的一切。 　　随着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部队需要大量的医务工作人员，组织上决定将冯玲分配到教导总队医务所工作。尽管洋溢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气氛的女子八队使她留恋，尽管朝夕相处的战友们使她难舍难分，但既然是抗战的需要，那就不应当有丝毫的犹豫。她打起背包，来到医务所，当了一名卫生员。她在给姐姐的信中，高兴而又充满自信地说：“我们不再是空口宣传抗日了，而是用自己的技术本领去服务呢！”现在，她在夜校学到的医务知识有了用武之地。 　　教导总队医务所设在中村的一所民房里。这是个前后院的平房，前院一间大厅，沿壁安放了近20张病床，门、窗、墙全部粉刷白色，尽管设备简陋，但显得非常整洁。后院左右两边的厢房内用木板连成通铺，为医务人员住宿，冯玲和其他女护士挤住在一间。 　　教导队的学员大部分来自城市，乍到山乡小村，颇感水土不服、饮食不惯，小毛病不少;再加上训练紧张，小伤小痛也是经常的事。但无论工作如何琐碎繁忙，来看病的学员们见到的总是冯玲带着热情微笑的脸，享受的是冯玲仔细周到的服务。 　　1939年7月1日，晴空万里，烈日炎炎，满山的野花五彩缤纷，竞相怒放，好像也在庆祝着党的生日。然而，战争的年代充满着血与火、生与死，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给宁静的中村带来了灾难。这一天，教导总队放假。利用午后休息时间，冯玲去探望正在病休的一起从上海来的好朋友徐德。 　　医务所附近有一栋二层小楼，军医处派到教导总队的卫生教员郑素文和徐德就住在小楼的二楼上。这天郑素文到军部军医处领药和汇报工作尚未回来，小楼上只有徐德、冯玲和另一个来探望徐德的上海姑娘黄佩英。三个姑娘正在高兴地说笑，并准备晚上去军部参加庆祝会，忽然，敌机隆隆的轰鸣声由远及近，霎时罪恶的炸弹落下了！一声巨响，小楼被炸毁，纷飞的弹片击中了冯玲的头部，她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美丽的眼睛；徐德身负重伤；黄佩英的胸部中弹，送到门诊部后已无法抢救。 　　黄佩英自幼父母双亡，由姑母抚养长大，抗战爆发时她才考入上海宝隆医院护士学校不久。上海地下党动员医务人员参军时，她主动介绍了几位高年级临近毕业的进步同学，并不顾自己年幼，坚决要求一起参加新四军。谁知，这个长得如洋娃娃一般的小护士竟也成了“壮志未酬身先死”的英雄。 　　冯玲和她的女伴都未能拿枪上前线冲杀，但是，战士建功未必在沙场，她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在追悼烈士的大会上，战士们义愤填膺，发誓要为战友报仇，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医务所所长戴济民、八队队长于晶均发表了慷慨悲愤的演讲。日寇的暴行、烈士的鲜血及含泪的控诉，激起了群众正义的吼声，激励了战士们杀敌的斗志。 　　冯玲牺牲的噩耗传到上海，姐姐冯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事实。正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冯云征得组织同意，毅然奔赴皖南，她要沿着妹妹的足迹前进，去完成妹妹没有完成的伟大事业。 　　穿上军装的冯云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紧张而繁忙的学习训练中，她被分配在军部服务团学习队并参加三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的民运工作。两个月后，她和顾励、许可（华侨）、赵亚、焦恭贞、沈锐等六人组成一个民运小组，进驻繁昌开展民运工作。在繁昌，她第一次亲历战火。1940年4月26日反击日寇第一次对皖南大规模扫荡的何家湾战斗和1940年11月14日汤口坝血战，冯云都勇敢地参加了。 　　皖南事变时，冯云随第三纵队从繁昌出发，在丕岭与战友失散，她和顾励、许可三人被敌军欺骗而误入国民党108师驻地。在集中营经受折磨达四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被保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