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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央芬原名章茂兰，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在民不聊生的苦难岁月里，全家在生存的道路上苦苦挣扎，过着清贫的生活。母亲是家庭妇女，温良贤慧，主张穷不失志，她经常对自己的六个子女讲优美的民间故事，讲历史上的爱国英雄，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孩子们从小就有了分清真与假、正义与邪恶的本领。“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章茂兰17岁，是苏州省立女子师范的学生。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爱国心的驱使下，这位大胆的女生与同学一起，汇入了几万名爱国学生队伍中，从苏州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令学生们始料不及的是：蒋介石不仅自己采取“不抵抗主义”，将东北三省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许青年人抗日，将请愿的学生训斥一顿后，交给全副武装的军警押上火车，运回苏州，许多想投笔从戎的男同学在第二天竟被杀害。消息传到学校，章茂兰和同学们流下了伤心而愤恨的泪水，她不理解：“为什么抗日有罪？为什么爱国者反而要惨遭杀害？难道要我们做亡国奴？”他们自发地组织了救国团，请来了老师讲解军事知识和战地救护技术，倔强的姑娘们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然而，两个月以后，国民党政府以放寒假为借口，通令家长把学生硬拉回家。章茂兰回到无锡老家，仍念念不忘学医。在深明大义的父母亲的支持下，她利用姐姐章央芬的毕业证书，报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从此以后，她的名字就由章茂兰改为章央芬。
参加抗日战争，做一名军医，成了章央芬的理想和动力。五年后，她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分配到南京中央医院实习。不久，“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攻打上海，中国守军浴血奋战，一批批伤兵转送南京，中央医院变为伤兵医院。章央芬每天面对伤员，竭尽全力救治他们，为危难的祖国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上海沦陷后，南京的国民政府逃跑了，他们将伤员全部留在南京，下令中央医院医务人员撤到武汉。章央芬随医务人员撤到武汉后，又转到长沙湘雅医院，后又转到湖南桃源。她人虽然离开了南京，但心却还牵挂着留在那里的伤病员。她哪里知道，南京沦陷时，兽性大发的日本侵略军，完全置国际法和日内瓦红十字公约于不顾，不仅杀害了几十万解除武装的军人和平民，而且袭击医院，留在医院里的数百名伤病员、医生、护士均遭杀害，惨绝人寰的强盗行径令人发指！
吴之理到湖南找到章央芬，动员她也到新四军去。叶挺的风度和谈吐曾深深地打动了吴之理；新四军军部从汉口经九江移驻南昌的途中参谋长张云逸特邀三位医生同坐客车的优厚待遇，又使吴之理体会到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他坚信，在新四军里一定可以有所作为。而章央芬对蒋介石政府的所谓抗日早已失望，对国民党军医系统的腐败也深恶痛绝，吴之理的到来，使她下了决心。她立刻从桃源赶到长沙，向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请求准其上前线抗日。沈克非劝她：“一个姑娘家，上什么前线？”但章央芬决心已定，坚持要走。沈克非只好对她说：“如果你一定要到新四军去，那你的毕业文凭就拿不到了。”章央芬谢绝了院长的挽留，干脆地答道：“国难当头，一张文凭能有什么用？我不要了。再见，院长！”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长沙，与吴之理一起双双来到南昌，投奔新四军。
章央芬来到皖南云岭的时候，正是满山遍野杜鹃花怒放，田野里油菜一片金黄的春夏之交，她面对这青山绿水的迷人河山，怎么也不忍心让它遭受日本鬼子的肆意蹂躏。“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她要与新四军军医处的大夫们一起，用一流的医疗技术、一流的医疗作风，创建新四军自己的医院，救护抗日的将士。
军医处处长沈其震筹建军医处时非常注重医务人员质量问题，他所挑选的医生都是名牌医学院毕业的，所物色的护士主要也是中央医院护校毕业生。他希望新四军的卫生工作能面目一新。这些医护人员没有辜负这一愿望，他们亲身实践，反复宣传，自己创办医学刊物，医护人员不够就举办卫生训练班，培养新的卫生干部；教具不够，就千方百计想办法；器械不够，就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做。在新四军里逐步形成了比较科学的医疗作风，并以良好的服务态度和治疗效果，赢得了军部领导和干部战士的信任。
新四军卫生学校开学，迎来了第一批学员，这些学员都是从教导总队抽调来的知识青年。医生们和护士长每天在完成医院的正常工作之外，要花几个小时备课、讲课。章央芬在卫生学校讲授解剖学。
当时学校迫切需要的教具是一架人体骨骼。为搞到这一重要教具，章央芬立了大功。
医生们首先派出代表去请示军部领导，要求批准他们利用在医院死去的伤兵的尸体，作为课堂讲解的实例。这使领导们十分为难。他们都是懂得科学道理的，也为医生们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但是如果让战士和老百姓知道了怎么办？战士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没有文化，缺少科学常识，认为一个缺胳膊少腿的人是不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安身的。要是让战士和老百姓知道新四军的医院里在解剖尸体，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结果教具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在一次手术中，军中惟一的女大夫章央芬配合外科医生宫乃泉做了一例下肢截肢手术。截肢完毕，护士正准备把那条截下来的腿拿出去，章医生立刻反应过来：“不能扔！可以拿它作教具。”她留下了那条腿，剔去上面的肉，把它放在院子里放消毒药的桶里。谁知过不多久，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狗，发现了这根骨头，企图把它变为美餐。章医生眼疾手快，立即与这只狗发生了“争夺战”。狗咆哮着，咬着那条腿的一端，章医生抓住另一端，拼命喊叫：“快来人帮帮我！”被喊声和狗叫声惊动，闻讯赶来的人们帮章医生赶走了那只狗。章医生气喘吁吁，惊魂甫定，拿着那条腿，把它像宝贝一样地藏到了院子里的一口灭虱缸里。
然而，这件“宝贝”还是未能留下来。在灭虱缸里煮它消毒时，由于看火人睡过了头，水烧干了，腿骨也烧毁了。章医生心疼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她痛苦地对好朋友史沫特莱说：“我的腿骨毁了！”
宫乃泉听了她的伤心故事后，安慰她说：“别着急，我有一个办法，但是必须保密。我去坟地，总能找到一副可以用作教具的骨头。你愿意去吗？也许你害怕？”
年轻的女大夫章央芬，素来是倔强而大胆的，如今为了科学、为了事业，更是怕从何来？她对宫医生骄傲地扬了一扬头，回答说：“我愿意为寻找一副骨架和你作一次社会主义竞赛。我们各找各的！”
一个年轻的女性，尽管她崇尚的是科学，从事的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救死扶伤工作，但是，在漆黑的夜晚，独自一人到阴森森的乱坟堆中去寻找尸骨，毕竟是很怕人的。我走笔至此，一颗心竟忍不住扑通、扑通地跳将起来，头皮也一阵一阵地发紧。然而，她竟毫无惧色地走进了夜幕。她在想什么？是什么力量使她驱走了恐怖？是什么样的精神使她在世人面前显示了中国女性的胆量？你还能说女人是柔弱的吗？
一天半夜，她终于找到了一具完整的骨骼回来了。不一会儿，宫医生双手沾满泥土，跟在章医生后面也回来了，他有些“嫉妒”地盯着麻袋里的“战利品”，承认自己是竞赛的失败者。章医生得意而调皮地说：“我赢了，请客吧！”
章医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用她那纤细而聪明的双手，对骨架进行了清理和安装，她把一块块骨头用铁丝串在一起，再把它们挂在一个竹架子上，每块骨头上都有一张小标签。史沫特莱说：“这不再是一副骨架，它已经变成了人类求知欲的一座小小的纪念碑。”
终于有一天，新四军卫生学校的全体学员集合在这里，接受这新奇而刺激的一课。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中国的战歌》中动情地记叙道：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科学家曾经经历过更加奇特的时刻，或是在从事自己的工作时怀有更大的热忱。这些学员先前只读过普通学校或军事科目，而且，几乎是迫不得已才把他们找来并让他们进了卫生学校的。
章医生和宫医生系着白得发亮的围裙，站在挺直的尸体后面。章医生提高了嗓门，进行一支中国部队所接受的第一次示范解剖。屋子里连一点别的轻微的响声也没有。〔1〕
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于1938年10月来到云岭，她是以红十字会记者名义来新四军采访的。她不大会讲中国话，所以军部让会说英语的医生们和她住在一起，可以为她当翻译，也便于照顾她。章央芬与她朝夕相处11个月，她们互相学习，互相感染和影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早晨，她们踏着露水，爬上长满松树的山头，眺望着蓝天、青山和绿水，情不自禁地赞美这如画的江山。此刻，史沫特莱会激动得流下泪来，深情地对章央芬说：“这是你的祖国，也是我的祖国，为祖国独立自由战斗万岁！”
章央芬搂着史沫特莱，坚定地说：“这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我就是来和日本鬼子拼到底的。”
“我也一样，愿同中国人民一起抗日到胜利，我也要为寸土拼到底！”
救护伤员时，医护人员全体出动，通宵达旦地工作，史沫特莱每次都主动参加，什么都抢着干，即使在很冷的冬天，她也会忙得满头大汗。当有人劝她在家休息时，她会很生气地说：“你们能为前线抗日将士服务，为什么要剥夺我这个权利？”救护伤员之余，她还不停地写报道，帮助新四军募集药品和器材，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章医生。一个外国人尚且这样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抗战，作为中国的一个知识女性，还有什么理由不全身心地参加抗战呢？
史沫特莱1950年去世，在她去世40年后的1990年，年已古稀的章央芬重返云岭，面对泾川的青山绿水，当年与史沫特莱一起激情满怀的情景竟历历在目。她写道：
稻香飘野君来临，
共事十月敬佩深。
青松岭上高唱歌，
助我中华寸土争。
辛勤写作夜深沉，
国际主义感人深。
悼念逝世四十春，
中华飞腾慰君灵。
史沫特莱在云岭期间，章医生作为翻译，曾陪着她到军部作报告,去考察访问国民党军川军第五十军。
和新四军驻地相邻的太平县，驻扎着五十军。1939年2月，章央芬陪同史沫特莱到了第五十军。在这里，章央芬看到了与新四军的抗日气氛不能相比的另一种情景。迎候她们的是数千名士兵和群众，以及站在最前面的军服笔挺的军官及身着旗袍、花枝招展的夫人们。五十军军部陈设了古色古香的雕花桌椅，八仙桌上摆放着的大花瓶里插着一簇鲜花，特意为她们新建的厕所是坐式的，座位上衬着华丽的坐垫。章央芬与史沫特莱看到如此景象，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感到既好笑又感动。
虽然由于倾向进步的军长郭勋祺的缘故，这个部队也实行了一些开明的政策，一些军官和士兵成立了读书、学习的社团，订阅了书报杂志。但是，某些恶习也在这里根深蒂固。一些腐败的官兵，长期沉浸在赌博和吸鸦片中，甚至为了高额盈利，他们还贩卖鸦片。而他们的身着丝绸旗袍、戴着珠宝首饰、穿着高跟皮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夫人们，虽然都受过教育，有的还是大学毕业生，但她们长期无所事事，每天在闲聊和麻将牌中度日，已经变得头脑空空。史沫特莱不理解：为什么新四军中有这么多年轻的女兵在为祖国的存亡而斗争，而这里的军官夫人们却不愿放弃她们无所事事的生活去参加医务工作呢？章央芬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十分平常的军服，举止端庄，仪态大方，在这群夫人中却如鹤立鸡群。章央芬为自己身上的军服而自豪，心中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国家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我是属于新世界的！”
新四军的医院曾收留许多五十军的伤病员，他们也是在同日本侵略军作战时负伤的。五十军在南陵也有军医院，但是由于整个军队士气低落，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气氛严重地侵蚀着他们，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缺少正规专业知识，没有责任心，在面临敌军进攻时，有时竟会撇下伤病员，自己赶快逃走。其中有一次，军医们丢下住满伤员的医院逃跑了，有的伤员爬出医院，雇了几个农民把他们抬到新四军医院。
新四军医院在战争的环境下，技术、业务和医疗作风在国内外军队中都是属于第一流的，曾受到中外人士的赞扬。他们建立了严格的消毒制度，医生每天查房制度，护士每天交班制度，最低限度的病史记录，重患者出诊和特护，坚持科学用药、护士给药等。配合医生治疗的，还有指导员给伤员做思想政治工作。医院有就地取材的竹子床、竹子墙，有灭虱室和淋浴室，还有在当时来讲较为先进的手术室和X光室，尤其是医护人员高超的技术和可贵的敬业精神，是国民党伤兵医院无法比肩的。新四军医院还专门为五十军的伤员设置了急救包扎所，他们会得到及时和细致的救治和照料。那些国民党伤员出院前，从一个病房走到另一个病房，向那里的医生、护士鞠躬道谢。新四军的优良作风和传统深深教育了他们。
在救治他们的过程中，章央芬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那天，章央芬正在为五十军的伤员们清理伤口，进行必要的包扎和急救，这时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的军官模样的人大声命令章央芬快过去：“你应该先给我治疗！”盛气凌人的样子令章央芬很生气，她不露声色，继续为士兵兄弟治疗，而对他的颐指气使置之不理。最后，当她解开他身上的绷带时发现，这个军官什么伤也没有，只是擦破了一点皮。这真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员。在新四军，她看到的是轻伤不下火线，是官兵平等、互相爱护。许多共产党员的伤病员始终想着别人。章央芬给有病的战士买鸡蛋吃，可他们自己不吃，反而把鸡蛋送给前来看病的老百姓；有的重伤员临终前拉着章央芬的手表示感谢，希望她在新四军继续为抗日出力。这些战士的形象在章大夫的脑海里久久抹不去。他们是章央芬认识共产党、新四军的启蒙老师。
章央芬与新四军军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时期，她曾有过三次深造的机会，但都因为要实现她抗日救国的理想，而毅然放弃。
第一次是在1939年回上海探亲期间。她有一个哥哥去了美国，哥哥多次来信让她也去美国进修深造，将来成为医学专家。章央芬何尝不想成为医学名家？她思想斗争了好几天。她想到童年时代曾听母亲讲过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故事，想到部队里首长和战友艰苦奋斗的形象，想到还有那么多新四军战士在浴血奋战，伤病员需要救护，想到伤员临终前对她的殷切期望，想到史沫特莱一个外国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无论如何，她不肯为了自己而远离苦难的祖国，放弃抗日救国的理想。她婉言拒绝了哥哥的要求，说服了母亲，按期回到了新四军军部。
第二次是在1940年4月，她因病回上海治疗，病好后，组织上让她暂时不要回皖南，继续在上海学习。在两年的学习期间，母校的老师和同学诚心挽留，孑然一身的母亲也希望女儿从此留在身边。留还是不留？在这两年里，最惨痛的莫过于她听到的皖南事变的消息了！成千上万的爱国者，告别父母，舍弃一切，参加新四军，与日军艰苦作战；许许多多中华优秀儿女前仆后继、流血牺牲，难道他们就没有个人理想？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怎么可以动摇自己的决心？为国家兴亡和民族生存，我应该革命到底！”1942年6月，章央芬又毅然回到了新四军，于1943年秋天奉命调到新四军三师卫生部工作。
第三次考验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新四军三师奉命进军东北。此时，章央芬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能随军行动，经组织批准，她又回到了上海。许多同学已是主治医师了，他们劝她：“抗日胜利了，你该回母校工作了，业务上可深造，工资报酬也高，又在母亲身边。”一边是同学的善意劝告，一边是亲眼目睹、令人痛愤的事实，章央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下山摘桃子”，他们的接收大员大发国难财，贪污受贿，挥金如土；蒋介石调兵遣将，时刻准备发动内战，用武装镇压爱国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绑架、暗杀不时发生；老百姓面对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面对着到处横行霸道的“刮民党”和美国鬼子，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坚信抗日救国靠的是共产党，平息内战、建设祖国也只能靠共产党。1946年8月，她带了两个孩子，经苏北到达已经是解放区的山东新四军军部，并在白求恩医学院（山东医学院前身）任教，同时在附属医院诊治病人。1947年春天，组织上护送她到齐齐哈尔的“西满”军区，与爱人吴之理团聚。1948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以后，章央芬调任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妇婴学院院长，从而结束了她的女兵生涯，走上了行政领导岗位。以后她又先后于1954年调上海第二医学院任教学副院长、1961年调北京中国医科大学工作。无论是在哪一个岗位上，她始终精神振奋、努力工作，这是因为她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解放军教育培养了她，是那些为革命而牺牲的女兵们激励了她，她才能永葆革命青春。
她的爱人吴之理是在皖南事变前撤离皖南的。
皖南事变前夕，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命令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撤到长江以北，一方面却在背地里调兵遣将，以重兵将皖南地区层层包围，密谋围歼新四军，局势非常紧张。叶挺、项英出于对知识分子的爱护，首先将军医院、服务团、文化队里的大批知识分子先行撤离了皖南。吴之理先于章央芬调到新四军三师卫生部，后又跟着大部队转战“西满”和东北军区卫生部，解放后到志愿军卫生部、第二军医大学、解放军空军卫生部，可以说，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军医事业，为我军的卫生勤务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新四军初创时期，他是新四军里的首批医务人员之一，为了建立中国第一支模范的医疗队伍，遵照叶挺“要抗战就要使官兵身强力壮，这就要有人有物来保证”的指示，积极配合沈其震多次到上海、武汉等地招聘医务人员、筹集药品器材；坚持在军医院建立正规的科学治疗方法。新四军的医疗工作受到军外人士和国际朋友的好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着强悍的美国军队，战争规模、伤亡人数及战伤的复杂性是历次战争不可比拟的。吴之理深入战场、出生入死，是一位以勇敢著称的伤员救治工作的指挥者，他组织了近100万名伤员的医疗后送工作，创造性地提出兵站线上“治疗性后送和后送性治疗的方针”，成功地组织几十万伤病员安全后送回国，降低了死亡率；还成功组织了将新鲜血液由东北在48小时内送到作战部队和前沿医院，救活不少伤员，这在我军卫生勤务保障史上是首创，写下最为辉煌的一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曾四次为他颁发勋章，表彰他的突出贡献。
20世纪80年代，吴之理把自己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升华提炼，创立了“伤员流”理论体系。从军事学和后勤学的角度，他发现每一场战争中大量伤员的出现，从火线救护到后方治疗这个流动过程，都有一定的规律性。他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伤员流”现象。对此他进行了不懈的系统理论研究。这一独创性理论的提出，对改进战时卫生勤务工作、高效率地救治伤员无疑具有极为宝贵的价值。
在吴之理的一生中，还有许多“第一”：利用颜色分组方法，有秩序地接收10万归俘；在上海创建我国第一个创伤医院；在我军第一次组织（机场）救护演习；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是我军最完善的资料；主编的《实用医学大辞典》一版再版；在战斗减员率统计方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填补了空白。在与章央芬的共同努力下，吴之理把自己50多年来发表的文章选编结集，于1994年出版了我军卫生部门第一部文集类的书《吴之理医学文集》。他们的老领导洪学智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指出：“吴之理同志事业心比较强，工作上有创新精神，卫勤学术上有造诣，对我军卫生工作是有贡献的。他勤于笔耕，这本文集就是他50多年发表的文章选编，是他本人经验和学术上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卫勤医学的发展，对研究我军卫生工作是有参考价值的。”这本文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有的文章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勤务简史》、《新四军军医处简史》、《解放前医学院校》等，都可看作是医学史、卫勤史的补充，还可看作是同国外交流的资料。沈其震在序言中写道：“吴之理教授可以称为我国军事医学家，他又是第一个将我军医史介绍到国外的学者。”
吴之理是安徽泾县茂林人，他是我军医学界的权威，也是安徽的骄傲。他同章央芬为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几十年来风雨同舟，相敬如宾，互相支持，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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