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一家人





  李又兰在来皖南之前,是曾想到延安去的。她和弟弟李志光、妹妹李采芝以及家乡小港镇的9名热血青年曾想到延安去报考抗日军政大学。

  上海市区东南部的南市区,自南宋末上海建镇以来即逐渐开发,明、清和民国以来,长期是上海老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区内万商云集,车水马龙,人口稠密,居民多住在富有地方特色的石库门房子里。这里曾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之一。令人痛惜的是,不少商铺、民宅在1937年“八?一三”战事中毁于炮火。

  就在南市区一座石库门房子里,住着著名的“宁波帮”镇海小港李氏的后代李又兰一家。哥哥祖平在浦东中学,弟弟祖宁在大通中学,她自己在立达学园念中学,父亲李善祥的事业在东北。七七事变后,为避战火,他到上海,带着全家回到家乡宁波镇海的小港镇。在上海的房子就托给一位保姆看守,“八?一三”战火一起,保姆因为害怕就逃走了,结果,房子无人看管,财物被洗劫一空,房子也在炮火中历练。李善祥愤懑地叹息:国破山河碎,国已破,家何在?财产损失不足惜,国家安危才是最揪心的。在家乡,他把从东北带回来的一大笔款子用来义务救国,支前劳军,募捐筹饷,设立义务救济站,救护伤员,救济灾民。他的大儿子祖平、二儿子祖宁(志光)、女儿又兰、采芝、采荷自发组织了抗日宣传队,由祖平当队长,随着父亲活跃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

  1938年秋,江南大片国土沦丧,日寇猖獗一时。李善祥把长子祖平叫到身边,对他说:你已经读完高中,应该继续深造。虽然眼下日军嚣张跋扈,但他们不会长久。从长远计,不管是抗战还是战后建设,国家都需要人才。你到后方去学习吧。祖平听从了父亲的忠告,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弟弟妹妹和并肩战斗的伙伴,离开了家乡,远走昆明,考取了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在重庆工作,后来到上海,成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西南联大时,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外围团体群社,并于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领头的大哥走了,剩下的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商量怎么办。

  小港镇聚集了一批本来在上海、宁波、杭州等地求学、因战事而回乡的青少年学生,他们都受过中等教育,关心时局,爱憎分明,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第一线。凭着年轻人的一股热情,他们曾借来枪支学习射击,但毕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练习了几天,就把枪送了回去;他们也曾跟着父兄一起义务救治伤员,但是总觉得救伤员并不算真正的抗日,很不过瘾,就强烈地想上前线。

  小港镇的10个青年商量好了,决定走出家门,报考“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指望通过正规训练,学些抗日的本领,将来好上前线打鬼子。

  李又兰和弟弟李志光(祖宁)、妹妹李采芝(李锦)考取了“训练团”,在赴丽水前夕,父亲李善祥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抗日的本领,并在每个人的口袋里放了一百块钱,叮嘱他们:这个钱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用。后来,他们逃离“训练团”,辗转寻找真正的抗日部队时,靠的就是这笔钱。

  李善祥是上海滩风流百余载的工商巨子李氏家族的后代,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正义感、爱国心的实业家。

  清道光年间,宁波镇海小港镇上出现了一处气派非凡的大宅院,大宅院分东西两部分,东院称乾房,西院称坤房。李氏高祖靠着一条小沙船,从宁波一个海隅小镇闯进了大上海,在苦心经营下,逐渐发达,回家乡为自己的两个儿子盖了这座大宅院。从这乾坤大院走出的李氏后代闯进上海170余年,历经六代,已繁衍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两房子孙共有上百人,在全国各地的不同事业和经营活动中大展宏图,走出了原先家族活动的小圈子。百余年来,李氏家族被称之为“近代中国实业缩影”,在上海,从南市到闸北,从浦东到静安寺,都能找到这个家族的创业历程。

  常说“为富不仁”,但豪富的李氏几代子孙却少有“不仁”之人。相反,他们积极鼓吹实业救国,吁请清王朝发展资本主义;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党;参加辛亥革命,在上海组织光复军等。李又兰的姑母李秋君是最早在国际美术界获得声誉的女画家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何香凝发起的中国女子书画会及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并任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上海画院画师,当选为人民代表。李善祥在辛亥革命后曾出任镇民政长,但他不满于南京政府的腐败,遂愤而辞官跑到东北,致力于实业救国和教育事业,在东北锦州先后创办农场、果园等实业,兴办耕余学院,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实际才能的中高级果艺人才。“九?一八”以后,日本侵占东北,李善祥拒绝日方委任的伪职,称病于1937年离锦回乡,在镇海县出资组织小港镇抗敌后援会,设救护担架队等等。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

  满怀抗战热情到“青年训练团”的这几位镇海青年,一心指望学到抗日的真本领,想不到,这里竟没有他们所期望的抗日气氛,更看不到国共合作的新气象,国民党军队的军阀作风、法西斯式的教学手段和内容,更使他们感到十分失望和反感。他们经常聚集在僻静的溪滩边,互诉对训练团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为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而焦虑。

  李又兰喜欢读书,经常和好朋友乐群一起偷看进步书籍。一次,“训练团”的女军官从乐群被褥下搜出了进步书籍,大为震怒,把她们俩人叫去训斥了一顿,还对她们搜身,严重地伤害了她们的自尊心。她们下决心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不抗日的地方。

  一个星期天,这群年轻人又到溪滩边碰头。李又兰拿来一张包山芋干的旧报纸,上面刊登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一些消息。延安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法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他们兴奋地议论着、商量着。李又兰是大姐,平时又很稳健,她和乐群及另一个年龄较大的汪波就成了大家的决策人。

  10个年轻人终于想好了行动计划。小伙子事先把便装以“寄回家去”的理由从仓库里找出来,寄存到附近的小商店里,到约定的这一天分别以各种理由请假外出,取出便装;李又兰和乐群则借口送妹妹采芝看病也溜了出来。十个人挤在小小的船舱里,不敢露头。小船在波光粼粼的龙泉溪水中顺流而下,等船行了许久,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舟车交替地颠簸了几天,到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异口同声请求到延安去。周恩来看着这群不到20岁、有的甚至只有十五六岁的青年人,爱意顿生,亲切而慈祥地对他们说:去延安的路现在不好走,再说那里人口已经太多,粮食也很紧张,你们都是南方人,到那里吃小米也不习惯,不如到新四军去吧。

  在周恩来的指引下,这十个年轻人来到了新四军,成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战士。李又兰和妹妹李锦在服务团从事民运工作。李志光到了岩寺后,参加了随一支队出发的小分队,与余伯由为组长的几个人一起进入敌后。后来部队换防,又回到军部,他被分配到章家渡兵站做会计工作。年轻小伙子,满脑子都想着拿枪上前线与日寇作战,谁知却拿起了算盘,成天与算盘珠子打交道,而且一干就干了9个月,多窝囊啊!小伙子终于按捺不住,一次次地找军首长提要求:“自己当兵了,却连枪炮都摸不着,算什么兵啊?换一个女同志来干会计吧,让我上前线!”终于,军部首长批准李志光作为教导总队第三期学员,到机炮连学习。虽然暂时上不了前线,但总算可以摸到枪炮了,李志光高兴得一蹦三跳,学习别提有多认真了。很快,他又被抽调到教导总队专门培养营以上干部及青年干部的干训班学习,直到1940年8月毕业,毕业后分配到机炮连任干事和教员。

  在皖南的三年,李志光也可谓“多灾多难”。先是经受了辣椒的考验。初到皖南时,他所在的团里大多是湖南平江人,特别爱吃辣,无辣不下饭。这可苦了这个浙江小伙子,面对着一大盆辣辣的菜,实在不敢动筷,只好吃白饭。但长期不吃菜也不行,最终勇敢地学着吃一点,然而,由于不习惯吃辣,吃一点就上火,身体很不适应,结果还得了疟疾,一到发作时间就发烧。后来在老百姓的指点下,用爬山“躲”的方法,居然躲过了发烧时间而不药而愈。

  刚当兵时,由于年龄太小,没有生活经验,身上还长了许多疥疮,别人长一个、两个,他却生了一大片,每次清洗这些疮时,不仅耗时,而且气味难闻,教导队医务所的护士见了都有些害怕,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只好转到小河口后方医院。令李志光终生难忘的是医院的一个小卫生员,年龄比自己小一岁,还有近视眼,每次给他擦洗换药,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小卫生员忍着臭,低着头,仔仔细细地一点一点清洗、涂药。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没有联系,不知他怎样了,这份感激和思念将永存心间。

  1940年底,皖南事变前夕,形势十分紧张。军部原想固守云岭,命令大家挖工事,筑战壕;后来又要转移,每天练行军、跑步、爬山,因为运动量太大,李志光疝气发作,病倒了。12月27日,军部派担架抬着他离开云岭,经麻岭坑到太平,回到了宁波家乡。皖南事变枪声响起时,他正在家乡医院的手术台上动手术。一个偶然的缘故,他未曾遭遇皖南事变。

  抗战胜利后,李志光在浙东支队任作战参谋,1946年参加干部大队,随黄克诚将军奔赴东北,改行当了公安局长。在白山黑水之间,他指挥过一次次剿匪除奸的战斗。1949年调到东北公安部任研究室副主任;1951年赴朝,任火线师参谋长,打过无数次硬仗。当年连枪炮都摸不着的小伙子已成了身经百战的铮铮铁汉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对台广播,离休前是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至今仍笔耕不辍。

  一同参加新四军的三个人中,遭受了更严峻考验的是妹妹李采芝。她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关进了上饶集中营,受尽折磨,两次越狱都未成功,最后由父亲李善祥化了装去看她,通过关系,把她保了出来。

  李又兰还有一个小妹妹。当李又兰和大弟李志光、大妹李采芝投奔新四军时,小妹妹小,在家乡由妈妈带着随父亲一起为义务救国而奔忙。1942年,年仅16岁的小妹李采荷(李艺)在何克希指挥的新四军三五支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前身)当上了一名女兵。1943年深秋,李艺所在的四明山总办事处流动宣传队解散,她和另一位女兵到浙江鄞西的一个小村庄做民运工作,于春节前夕不幸被捕,在集中营里渡过了近三年光景,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直到日寇投降,国共签订“双十协定”,她才离开集中营,1946年回到解放区。1994年去世。

  在人民军队的钢铁洪流里,出身名门望族的这四位同胞姐妹兄弟,每个人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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