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女兵中，有一位外号“小不点儿”的，因她参军时才15岁，生得娇小玲珑，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剪一头像男孩一样的短发，“小不点儿”成了对她的爱称。她的名字叫纪白薇。 　　2002年，我到了北京。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我与纪白薇联系，相约一起到李锦家见面。李锦，原名李采芝，是张爱萍夫人李又兰的亲妹妹。当年，她与哥哥李志光、姐姐李又兰一起投奔新四军时，也才15岁，与纪白薇同岁。她们俩人从那时起，就患难与共，成了生死之交的姐妹。直到现在，人们还说，找到纪白薇肯定能找到李锦，反之，找到李锦也肯定就找到了纪白薇。那天下午，我按约定的时间提前到达全国妇联宿舍。在院子里，看到一位围着一条红围巾、肩上斜挎着一个包的老太太也进了妇联大院，看年纪，看个头，我就觉得她应该就是纪白薇。但是，她围着院子里的绿化带在慢慢地走，似乎并没有目的。我吃不准了：难道不是？我也绕着绿化带走了一圈以后，进到纪白薇在电话里告诉我的那个单元门洞。上楼一看，新四军老战士的家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普通，就又下楼，看到那老太太还在慢步。我又到院子里，看看妇联宿舍还有没有小楼之类的“高级”房子，也没发现。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请人指点，说我进的那个楼洞没错。等我再上楼时，发现那位老太太已在上楼，我们互相望了一眼，几乎同时向对方发问：“您是纪……？”“你是安徽来的吗？”然后，我们相携而上。 　　李锦住在全国妇联宿舍，房子面积不大，显得比较拥挤，完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居住条件。但是，女儿、女婿回家烧饭做菜，钟点工打扫屋子，孙子回家吃饭，倒也热热闹闹、融融乐乐，充满了天伦之乐，生活气息很浓。 　　离开了战场，离开了工作岗位，也就融入了普通人的圈子里了。 　　从她们熟稔的程度看来，李锦和纪白薇关系确实很好，相处十分随便，毫无客套。从15岁起，俩人先后进入皖南，都分配在军部服务团从事民运工作，皖南事变时一起被捕，又一起逃跑，不幸被抓回后，又一起被保释。解放后，俩人曾都在上海工作，后又在北京相聚，一个在文化部，一个在全国妇联。可以说，俩人相伴了一辈子。 　　抗战爆发时，纪白薇在上海，跟着郁风参加了大众救亡演剧队。剧团要到外地演出，需要女性，她就跟着去了。在安徽的安庆、太湖、宿松，都留下了她的足迹。不久，上海失守，回不去了，剧团的一部分人员就到了武汉。她又从武汉到了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学兵队结束后，分到了新四军军部。 　　15岁的小姑娘，只知道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新四军，也没有听说过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也不懂。当军部服务团分配她们做儿童工作，教儿童唱歌时，她们还很不好意思，实在张不开嘴；到老乡家访问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出了很多洋相。纪白薇剪的短发还闹了笑话：老乡们以为她是男的，看到她经常与其他女战士一起，又是笑又是闹的，感到很惊奇，甚至误会新四军男女不分，混在一起。为了消除误会，纪白薇开始留起了长发。慢慢地与老乡们有话说了，老妈妈们会拉着她们的手，心疼地问：“这么小，家里怎么舍得让你们出来的？”“想家吗？”与群众无话不谈，民运工作就做得很出色了。到1940年，纪白薇调到军部政治部当指导员，教警卫班政治课。才一、二年工夫，从什么也不懂的小姑娘，成长为政治教员，这是多大的进步啊！ 　　我问纪白薇：“您还有一个名字叫纪培陵，为什么要改？”我很好奇。 　　皖南事变中被捕的同志，大部分都隐去了真名，用化名。在集中营登记被俘人员名单时，敌人问纪白薇：“叫什么名字？”年轻的姑娘正在为敌人制造的血腥事件而愤恨不已，心中正没好气，心想：“我是在丕岭坑被捕的，就取其谐音改名为纪培陵吧。”随口就答曰：“纪培陵！”愚蠢的家伙不知什么“纪”，更想不到这位小小的女兵要把丕岭这个地名永记心间，就想当然地写下了“季培陵”。后来因为多次转移，名字写来写去，“季”就写成了“李”，季培陵就成了李培陵。点名时，敌人喊：“李培陵！”一开始，纪培陵尚不知道是在喊自己，稍一楞神，忽然恍然大悟：“是在喊我吧？反正名字是瞎起的，李培陵就李培陵吧。”改成李培陵后，就与李锦成了一家了。集中营的人都知道她们俩人是表姐妹。这李姓，竟成了她得以脱离集中营，幸存至今的侥幸了。 　　李锦的父亲李善祥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辛亥革命前夕，他参加了反清团体新浙江同志会，后与当地同盟会员唐爱陆一起策划了攻打县衙的起义。清帝逊位，他曾荣膺当地民政长。但他看到官场黑暗，民主无望，遂毅然辞官跑到了关外，在锦州搞起了果木种植。“七七事变”后，合家又回到镇海。在家乡，他支前劳军，募捐筹饷，救护伤员；还鼓励已上完高中的大儿子继续深造，他坚信日军不会长久，不管是为了抗战还是为了国家建设，都需要人才。大儿子在他的鼓励下，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同时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子。其余几个孩子在父兄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李志光、李又兰、李采芝辗转来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李采芝被捕后，与纪白薇一起押在女生队，有一次，她俩偷了女监官的衣服穿上，从厕所后面跑了出去。俩人刚在路边的小饭铺坐下来想吃点东西，却来了个国民党队长，见她俩穿着女监官的衣服，以为是自己人，便上前搭讪。她俩越是不理睬，却越引起那家伙的怀疑，结果被他抓回了看守所。不久，她俩与难友一起被押到茅家岭监狱。茅家岭暴动后，她俩逃了出来，在山里转了11天，不幸被乡丁遇上，又被送进了集中营。 　　李善祥收到了李采芝给他的信，心急如焚，立即设法营救。他通过一个学生的兄弟给民主人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议王艮仲写了一封信，请他予以关照。王艮仲同意保释，条件是必须把采芝带回家，不许乱走。 　　李善祥化了装，亲自到集中营去看采芝。采芝打着赤脚，裤脚管卷到膝盖以上，小小的年纪已饱受折磨，惟有那双明亮的眼睛还闪闪有神。看到魂牵梦绕的慈父，采芝真想扑进父亲宽广的怀里，可是，她怕连累父亲，只好强忍着装出不认识的样子问道：“你贵姓？”看守很生气，说：“你们搞什么名堂？”还是父亲有经验，连忙对看守说：“别生气，别生气，我离开她时，她还小，不认识我了！”李采芝和她的“表妹李培陵”终于被保释出狱。 　　她们出狱后，并没有“老实”下来，而是在治愈了伤病后，又转到浙江四明山继续抗战。 　　“纪白薇”和“纪培陵”这两个名字现在都在用，而大部分场合是用“纪培陵”这个名字。皖南事变中的丕岭，这一辈子是忘不了了。从“纪”到“季”再到“李”，共同战斗的友谊，共经艰苦的历程，患难与共，休戚与共，不是一家胜似一家，不是姐妹而胜似姐妹，抗日的烽火锻造了她们，使她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