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搞过多次精兵简政运动，军队也有“百万大裁军”的历史，但是发生在抗日战争第5个年头的那场自上而下的精兵简政，却不仅仅是提高办事效率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进入1942年，特别是在夏季“扫荡”以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于空前残酷的对敌斗争之中。日军连续发动“扫荡”、“治安强化运动”、“蚕食”，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仅仅如此，各种自然灾害也蜂涌而至，水灾、旱灾、虫灾、雹灾等自然灾害一个接着一个。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几年斗争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庞大的领导机构，越来越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着的敌后作战的复杂环境。 　　百团大战后各个部队减员严重，官多兵少的现象十分突出，而战斗部队的缺额却因人员不足而得不到及时的补充，而且也不能另外再补充人员了，因为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很差，已经无力再承担更多人员的生活负担。 　　现象十分明显，一头多一头少。多的不能产生战斗力，少的又不能胜任日益艰苦的斗争要求。 　　结论也十分明显，要削多补少，要削肿治臃。 　　毛泽东说：“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中共中央一针见血地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正确与否也无济于事。”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充实连队。主力军部分实行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加紧整训，提高战斗力。 　　简政，就是整顿机构和组织，紧缩机关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 　　精兵简政，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是使我各抗日根据地能够渡过极端困难时期的一项重大措施。 　　负责129师精简工作的邓小平讲得更为具体一些：“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减轻人民对我们的负担，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精兵简政，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第二，机关部队本身生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自己解决部分经费。”在具体实施中，邓小平要求极其严格，将边区地方党、政、群众团体脱离生产人员的编制大为紧缩。以县一级的编制为例：精简后的大县机关50—60人；中等县40—50人；小县30—40人。而精简前一个县机关有时就有500—600人。 　　规定专署、县、区各级如增加1人都须经“冀太联办”批准；边区、太行区两级增加1人，要经太行军政委员会讨论通过，否则，财粮部门丁拨粮食，不给经费。令行禁止，毫不通融。 　　当时不存在干部的终身制，也不存在只上不下的情况，精简后的很多干部，什么去向的都有，年轻力壮的被动员参军，老弱的、家在本地区的被动员回家，家在外地区的安置到农村工作。有的县区干部回到农村后，或去开荒种地、养猪、养羊，或在商店、合作社工作。 　　精简后的军政机关，与以往大不一样：加强了战斗力，充实了下层工作的领导力量，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变化；节约了人力、财力，减轻和稳定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军队供给。精简后的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极大地克服了官僚主义。 　　毛泽东在1942年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在文章开头就写道：“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虽然精兵简政的工作，从1941年就开始抓了，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正如李达后来回忆的那样，“机关庞大而不适应频繁作战的缺点，仍然存在”。 　　真正使各级领导认识到必须下大力气抓精简，还是1942年5月反“扫荡”之后。这次“扫荡”，八路军总部因为机关庞大，行动迟缓，被日军包围。 　　经过苦战，虽摆脱了敌人，但左权却在突围过程中牺牲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129师在其后的反“扫荡”作战中，也因后勤梯队庞大，致使在突围过程中遭受了损失。 　　5月反“扫荡”之后，刘伯承常对师直属队的干部说：“我们的指挥机关还是庞大，特别是有些工作人员不会军事行动，很不适应打仗。每逢行军作战，我就像背着真空管的收音机去赶场，提心吊胆，老怕碰破。”为改变这种状况，129师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精简。太行军区的旅和军分区以上机关重新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继续合并了一些性质相近的部门。作战与训练合并，侦察与情报合并，宣传与教育合并等等。这样一来，过去领导机关的那种层次多、会议多，公文繁琐的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生产自救 　　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带给根据地人民的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进攻，同时带来的还有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红军时期，国民党对根据地曾实行过“石要过刀，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政策，这个政策同日军的“三光”政策一样，都体现了他们反人民的一面，和对生存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人民军队的无奈。 　　国民党失败了，日本人也同样不会成功。 　　但这一政策，带给根据地人民的苦难却是十分深重的。 　　日军所到之处，无不烧光、杀光、抢光。有些东西，既烧不掉，又拿不走，日军就投毒、炸毁，企图使根据地人民饮无水，食无锅，丧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招，比军事手段更加毒辣。 　　日军的烧杀抢掠，只能激起根据地人民对侵略者的更大愤慨，只能使军民团结得更加紧密。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根据地军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那时，有的军队干部，每餐只有5根缺盐的萝卜条和填不饱肚子的小米饭。 　　老百姓看着这种情形，十分心疼，将他们仅有的一些柿于皮和玉米馍送给了子弟兵。 　　现在，人们只知道王震在南泥湾开荒的故事，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各个根据地都有自己的“南泥湾”。 　　为了渡过难关，备根据地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129师为此还增设了生产部，专门负责组织、领导部队的生产工作。在他们的试验场里，不只是低水平地耕种着土地，他们试种了“金皇后”玉米、西红柿，还繁殖了产蛋多的来享鸡。 　　师直机关的干部、家属也都参加到这场规模空前的大生产运动中来。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所在的生产小组种的一个大萝卜，有6斤重，被邓小平称为“萝卜大王”。 　　开展大生产的同时，根据地军民厉行节约，从当时的一个口号中就可以看出勤俭与节约被提到了何种程度。这个口号是“白天多做事，夜晚少点灯”。 　　在纸张的使用上也是如此。刘伯承提出了一种“吝啬”至极的用纸方法：先用铅笔写，然后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两次。 　　当时，师司令部考虑到刘伯承的眼睛不好，曾想给他围大一些的纸，写大一点的字，但被刘伯承拒绝了。他说：“现在号召大家节省，我怎么能特殊呢？何况，我还有个放大镜，‘装备’比别人优越得多哩！”1943年夏季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数十年未见的特大旱灾和虫灾，这次灾害持续时间长，波及整个冀南地区和太行区，以及太岳区的大部和冀鲁豫区的一部。虫灾到来时，方圆几十里的庄稼，蝗虫一起一落之间，被吞食得一干二净。129师的敌人不仅有日本鬼子，还有和鬼子一样厉害的“蝗虫大军”。 　　刘伯承说：“看来，我们不但要指挥千军万马和敌人作战，而且还要率领部队同自然灾害、同蝗虫作战。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新的困难，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们身受的困难，不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忍受的吗？”在艰苦的生活中，机关的干部常对刘伯承说：“你是一师之长，你要躺下了，对工作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革命利益，你应该吃好点儿，加强点营养吧，这是全师同志的心愿啊！”刘伯承却笑着回答说：“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在这时候，以身作则的作用就更大了。你别看我的身体不好，我的适应性可强呢。我这个人哪，也怪得很，条件好，能过；条件差，也照样能过。我在四川时，打瞎了一只眼睛，[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头顶也受了伤，后来腿又受了伤。我这身上的血天晓得换了几次，我还是活下来了！在苏联学习时，整天面包、香肠、牛奶，还加上补药。后来到了苏区，哪里去弄补药，这不是也过来了吗！现在能吃到南瓜汤、刺节菜，就满不错嘛。我还是不能搞一点特殊化。” 　　“观战团”的覆灭 　　1943年秋，继春、夏季“扫荡”之后，日军采用“铁滚式”新战法又发动了以太岳为重点的秋季大“扫荡”。 　　早在1943年初，毛泽东即指出，希特勒总崩溃已为期不远，中国的时局将好转，我们要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但是，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要想尽办法熬过这两年。 　　1943年，虽已离抗战胜利的黎明不远，但仍是根据地军民的困难时期。 　　这一年，日军上半年组织了春、夏季“扫荡”，下半年又再次发动了秋、冬季“扫荡”。 　　也就是这一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理论，蒋介石并不是随便说说，他还要把它体现在行动上。因此，1943年夏季，从日本鬼于的“扫荡”中悟出了一些门道的蒋介石，也企图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共首脑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王近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卒领大岳二分区16团赴延安扩编部队，去完成保卫党中央的新的使命的。王近山这时己是386旅旅长。 　　1943年10月22日，王近山带领部队从长子县横水村出发，22日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韩略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宿营。这一带的群众基础很好，部队一到，群众就开始站岗放哨、封锁消息、烧水做饭。 　　在同地下工作者的接触中，一个消息引起了王近山极大的注意。地方党的同志介绍说：最近每天上午都有若干辆汽车，满载物资，在少数部队的掩护下，由临汾出发，经过这里东去，支援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敌人，下午又满载从抗日根据地抢掠的财物，经此返回临汾。地方党的同志介绍完后，又补充说：最近敌机动兵力正在根据地腹地“扫荡”，这里根本没有大的兵力可贤调动，正是打击敌人千载难逢的良机。 　　针对这一情况，王近山决定抓住有利战机，在韩略村伏击敌人，迅速解决战斗后，即奔赴延安。 　　下定决心后，王近山丝毫不敢大意，带领团、营干部进行实地勘察，了解敌情。 　　当地的敌人是参加“扫荡”大岳根据地的日军一部。10月初，日军集中了驻山西第1军的第36师团、第62师团和第69师团，加上伪军，共约两万余人，采用“车轮战术”，企图将太岳根据地“全部摧毁”、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其时，“扫荡”的日军正好推进至临屯公路的两侧，撞到了王近山的枪口上。 　　韩略村位于临汾东北、洪洞东南地区，距离日军“扫荡”的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临汾只有50多里地，是临屯公路上的一个据点。临屯公路恰好从韩略村中间通过，村西南一带地势险要，公路两旁是两丈多高的陡壁，易下不易上，是个打伏击的好地形。 　　这一仗最能体现王近山敢打敢胜、胆大心细的性格。虽然有利条件很多，但也有不少不利因素：韩略村离敌人县城很近，就在敌人据点的限皮底下，如果不能速决，或走漏消息，则敌人就会迅速赶至韩略村，这样的话16团不仅无便宜可捡，而且还要面临极大的危险。 　　但王近山就是这样，即使困难再多，只要有机会，他就绝对不会放过。 　　经过认真的研究、演练，王近山部署部队进入伏击阵地，经4、5小时的耐心等待后，鬼子的汽车终于来了。 　　日军共来了13辆汽车，有3辆还是小汽车。进入伏击圈后，车上的日军还在又吃又喝，又说又笑，根本没有发现任何设伏的迹象。 　　随着两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设伏部队同时开火，猛烈的枪弹立时将鬼子打得晕头转向。 　　战斗中，这股日军出奇地顽强，有的跳下车来，端着刺刀向公路两旁冲击，有的依托汽车向公路两旁射击。有十几个敌人辽迅速聚集成一个小的战斗群，向设伏的重机枪阵地反击。 　　战斗打了3个多小时，120多名日军，只有3人钻窑洞逃脱了性命。 　　战后，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上得知，这次被歼灭的敌人，原来号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组织来大岳参观“车轮式扫荡”的一个“战地观战团”，其成员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5、6中队和其他部队的一些军官，内有少将旅团长1名、联队长6名，其余的也都是中队长以上军官。 　　韩略村伏击战对日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从临汾调来500亲人，在6架飞机的支援下，来韩略村追击王近山部。王近山面对急于报复的日军，冷静、沉着地进行了突围部署，他说：“敌人是来报复的，来者不善。 　　我们不必与敌硬拼，要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分队，利用夜暗，迅速行动，突出敌人的包围。”第二天早晨9点，部队无一伤亡的全部突围到达预定汇合地点洞子沟。 　　战斗后，王近山兴奋地对战友们讲道：“我们的任务本来是行军，可是碰到了歼灭敌人的机会，在不违背上级意图、不影响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情况又有利的前提下，我们就应该机断行事，积极歼敌。我们人民军队的第一职责，就是随时随地不放弃任何歼灭敌人的机会。不仅要懂得‘枪声就是命令’，还要懂得积极作战、寻机歼敌的道理，这才是合格的指挥员。战争，永远是手快打手慢，有备打无备。”韩略村战斗后，气急败坏的冈村宁次将一名中将师团长撤职，同时将韩略村据点的日军中队长枪毙，该据点的其余日军和伪军每人都被打了几个耳光，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 　　“温村会议” 　　中共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下达了《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华北党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迎接伟大的新时期之到来。”为贯彻上述指示，太行分局于1943年1月25日在河北涉县温村的一个教堂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总结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斗争方针，对晋冀鲁豫军区、边区和129师的各项工作，均有很大影响。由于开会地点在温村，这次会议又被称为“温村会议”。 　　中共太行分局是1942年9月成立的。根据中央1942年9月1日《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为便于统一调动和组织根据地内的所有力量，进行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任书记，李大章任副书记。李雪峰、刘伯承、蔡树藩为分局委员。 　　在太行分局这个为期25天的会议上，邓小平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报告。这两个报告被各摘录整理一部分，变为三篇文章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共有8篇文章力邓小平抗日战争时期所写，而其中以这三篇文章最为重要，最能反映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对今后的斗争也最具指导意义。 　　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一文中，邓小平在回顾了对敌斗争的三个阶段后，从10个方面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当前敌我之间的斗争是“全付本领”的斗争，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要掌握住敌强我弱的特点，原则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 　　我们要掌握正确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的人民对敌斗争。要建设根据地，斗争中坚持敌进我进，在进行游击战的同时下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 　　这篇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对敌斗争的着眼点转向了敌后，在更加广泛的领域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思想。 　　刘伯承曾首先提出在敌“扫荡”时，不能囿于“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基本原则，而应在敌包围圈的缝隙中，以“敌进我进”的方式跳出包围圈，到敌人的侧后去打击敌人，即“军事变换线”理论。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提出的“敌进我进”则范围要广泛得多了。它既包括军事的，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一理论既指导正规军的“敌进我进”，又指出了地方兵团和抗日群众如何“敌进我进”的问题，它是针对日军“总体战”而提出的有效对策。 　　邓小平提出的“敌进我进”，不是盲目的“进”，是讲求策略的“进”。 　　他认为：在敌强我弱，开展持久战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唯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 　　“使敌人看不起我们”一句，充分表现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思想。联系现时国际上的斗争，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邓小平在这个会议上还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认为，过去工作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去对“基本的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原则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而在相当时期对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建设重视不够，对地方武装发生了编并和放任两方面的错误，所以影响对敌斗争甚大。今后根据地的游击战将不断增大，运动战在平原已无可能，在山地也可能缩到很小限度，所以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二是过去一直未树立起巩固华北敌后阵地的明确观念，这从几年来忽视敌占区工作，可以证明。在这方面，甚至做得还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就着眼打入伪军、伪组织，长期埋伏准备战后的问题，已取得先机，有了不小的成就；我们则在战略上大大失算，需要从今后的努力中来补救。 　　“温村会议”后，129师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斗争，迅猛地开展起来。 　　其时的一个有力的形式就是武工队。武工队的全称是武装工作队。早在1942年春就已成立的敌后武工队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奸说： 　　“别人都好惹，只有武工队这批人铁面无私，碰着他们就要栽跟斗。”武工队经常把传单贴在敌军据点和交通要道上，甚至贴到伪县政府的布告栏里和日军宪兵队的门上。 　　但那时，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讲道：尽管敌占区存在着开展游击战争的良好条件，但在敌占区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行动，如果以为随便可以干起来那只是一种幻想。有的武工队对政治斗争认识不够，存在着单纯军事行动的观点，与敌人硬拼而招致不应有的损失。有的单位没有把武工队当作一个大事来抓，在人员、武器等方面没有给予必要的保障。 　　经过不断地调整，到1943年，在“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小型的、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的指导下，大批的武工队如丽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敌占区的形势大为改观。 　　“温村会议”的“敌进我进”的思想，吹响了战略反攻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