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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号作战计划
《华北治安战》中在论及1942年夏季日军的“扫荡”的目的时写道：“共军第18集团军军部及129师仍盘踞于晋冀鲁豫边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其势力。”于是，日军驻山西第1军根据方面军年度计划的作战指导纲要，以歼灭太行、太岳军区的共军为目的，从4月上旬以来开始准备，4月16日向各兵团下达了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设想为“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作战分3期进行。第一期（8干）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分析屡次“扫荡”不力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原因是负责讨伐的第1军行动不力。因此，他要求第1军好好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制定出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作战计划。当成熟的C号作战计划放在冈村的案头上时，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将前线指挥所建在了长治，准备在这次作战中彻底解决问题。
冈村宁次对自己上任一年来的成绩是满意的。到1942年，华北的398个具中，已有366个县建立了日军的傀儡政权。但深究一步，这一成绩又含有水份。因为这些政权的实际统治力量，只能达到县城及其附近地区。边远的乡村实际上还掌握在八路军手里，特别是115师、120师，129师活动的地方就更是如此。
正是这一时期，新任日军63师团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平，他听取了各方的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皇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经过研究，冈村宁次认为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文化侵略要同时进行，特别是经济封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冈村宁次很清楚，一旦将八路军山区与平匣地区的物资往来断绝开，特别是将有华北粮仓之称的冀中地区与太行山完全分割开，就可将太行山的八路军置于死地。
太行山区本来就比较贫困，抗战爆发后，一下子驻进了大量的抗日部队，吃粮确实是个大问题。从1941年伙到1942年春，太行山少雨少雪，持续干旱，到处是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河床，庄稼歉收。
冈村宁次在军事打击屡屡失败后，想出了更毒辣的手段。一招是从冀中入手，断绝八路军的粮食供给基地；一招是将打击的目标直接对准八路军的首脑人物和首脑机关。
对于C号作战计划，冈村宁次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在4月份对冀中“扫荡”时，也就是第一招刚刚使出去时，冈村宁次就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了C号作战计划上，准备使出第二招。他准备分区“扫荡”，一口一口地吃掉太行山的八路军，第一期吃掉驻在沁河河谷的385旅；第二期吃掉驻在涉县以北地区的八路军总部；第三期吃掉驻在涉县以南地区的129师师部。
为此，日军特地成立了专门搞暗杀、破坏行动的特别行动队——挺进队。
2支挺进队由日军第36师团的两个联队各抽出一部组成，以中尉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任队长，在各个联队中各挑选百名士兵，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抗日根据地。2支挺进队分别以队长的名字命名：益子队和大川队。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2支挺进队还进行了分工：益子队重点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大川队重点破坏129师，刺杀刘伯承、邓小平等。进攻前，日军还印制了大量的八路军首脑人物的照片发到队员的手中，照片下面都注上每个人的名字。因为当时邓小平尚在大岳军区指导工作，所以，日军所发邓小平照片的下方特地注明“在太岳”3个字。后来，刘伯承得知这件事时，认为日军情报之细致准确是值得八路军学习的。
日军辽对整个作战采取严格保密措施。自带数日粮袜，不许举火做饭；自带雨衣行囊，不许宿村住店。
正如电影台同中所说：鬼子要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英才陨落
在夏季反“扫荡”最困难的日子里，有几天时间，上至中央军委，下至129师，都得不到八路军总部的消息了。
刘伯承在作战室里一再地催间总部的消息，得到的问答仍然是“联系不上”。电台联系不上，派出去的人员又没有回来，刘伯承不能不急。
抗战开始后不久，八路军总部就与129师一起进驻了太行山。总部除有一个特务团外，没有更多的作战部队。所以，总部的驻地和129师师部离得总是不很远，129师担负了八路军总部的护卫任务。
由于日军这番“扫荡”是直奔根据地腹心而来，不为沿途的小利所吸引，并且消息封锁得很厉害，以至于八路军总部没有能够提前得到消息。彭德怀在一篇回忆左权的文章中写道：以往，日军大“扫荡”前两三日，总部即可准确侦知，唯这次事先没有确切信息。
待刘伯承得到总部的确切消息时，得到的却是“左权阵亡”的噩耗。5月28日，失踪了几日的总部终于又有了消息：总部于24日晚被敌3000余人合围于南艾铺、姚门口，在向石灰窑以北突围时，左权阵亡，电台俱失；罗主任（注：集总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立三部长（注：集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则已向黑龙洞方向突围，详情不明。
听到左权阵亡的消息，与左权相识、相交、相知多年的刘伯承的悲痛比别人更深一层。
左权与陈赓、徐向前同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1925年2月入党，1925年12月左权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优秀生被程潜、林伯渠亲自签署命令保送赴苏联学习。他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当时，被分配在中山大学第一期第7班的左权刚好与邓小平是同班同学。这个班出了不少人才，除邓小平、左权外，还有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屈武，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辽沈战役中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朱瑞等。
当刘伯承于1928年来到伏尤芝军事学院学习时，左权己在这里学习一年多了。本来左权是没有资格在专门招收高级指挥员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按照苏联的规定，凡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必须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一般都需要经过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的学习和训练。左权的条件虽不够，但因左权出众的才华和担任过基层指挥官的经历，使他得到了特殊的批准。
刘伯承后来回忆他的这位同学时说：“记得他在学习中，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必能旁怔博引，阐其旨趣。我们在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其谨厚，常称扬于同学中，他在自修与教学时，非常勤勉虚心，笔记教材都整理有次。”因志同道台，刘伯承、左权很快成为密友。他们俩都对军事理论的学习感兴趣，除了认真学习规定的课程外，他俩还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军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等。回国后，俩人还经常翻译一些苏联的军事资料。
1930年初，由于斗争的需要，刘伯承和左权提前从苏联回国。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们搭乘不同的车次，商定在东北的一个小车站见面。
当刘伯承走下火车后，发现有特务盯梢，立即决定暂不接头，先甩掉尾巴。
等待接头的左权发现刘伯承被盯上了以后，也跟了上去。到了闹市之后，左权紧走几步，在一个橱窗处等刘伯承，等刘伯承即将擦肩而过时，左权轻声提醒他：“有狗！”刘伯承佯装擦汗，也停了下来。左权又对刘伯承说：“你往商店里走，我把狗引开，这里的地形我熟悉。”刘伯承走过去后，左权转身冲毫无防备的特务撞了过去，然后飞快地跑进一条巷子里。特务慌乱中，紧随着拐进巷子里的人影追了上去。比刘伯承小十几岁的左权这时只有20多岁，又熟悉地形三下两下就把特务给甩了。没多长时间，左权在商店里和刘伯承会了面。这次历险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
刘伯承悲伤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左权的友谊非比寻常，还因为左权直到牺牲前，还一直背着一个历史包袱为党、为革命工作着。
左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曾由学生提为教员，得到的收入自然比学生多一些，这样吃饭请客的机会也就多一些。不料，左权竟然由于吃饭的问题而被划到了王明认定的有托派嫌疑的江浙同乡会。
左权的托派嫌疑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澄清。1938年，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后，王明仍然对彭德怀说：“左权是托派，你怎么能让他当八路军副参谋长？”经过几年的并肩作战，彭德怀深信对党忠心耿耿的左权不可能是托派。
就在左权牺牲的两个月前，彭德怀给毛泽东、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中央解除怀疑，给予这样的好同志以完全的信任。
朱德回延安后，左权成了八路军总部中最忙的一个人。八路军总部行文的署名也由“朱彭”变力“彭左”。1942年5月4日，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由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向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这份文件习惯上被称为《五四指示》，它是由左权执笔的最后一份文件，也是左权对根据地建设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
《五四指示》对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所产生的指导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指示》在分析揭露了敌人蚕食政策的3个步骤之后，提出：敌人的“蚕食”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其极严密的配合，但空隙还是很多。敌人的根本弱点是兵力不足，此时前进则后方空虚，不能不更多地利用伪军、伪组织，这就予我更多的机会，以广泛的游击运动和政治进攻使敌人顾此失彼。在晋西北，120师政委关向应仔细研究了这一指示后说：“北方局、军分会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敌后困难时期的斗争时说：“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指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
所以1942年5月以前，根据地始终是退缩的，5月以后则完全改观。”令人痛心的是，左权没有看到《五四指示》在广大的华北平原开花结果。
深知刘伯承此刻心情的129师参谋长李达去安慰他时，刘伯承正默默地擦着泪水。过了一阵，刘伯承说：“我们从苏联回国时，他才20几岁，今年也不过36岁吧。他年轻有为，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他的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要不是机关庞大，工作人员，特别是后勤人员大部分不会军事行动，是下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中得知：5月24日夜，由于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行进，结果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以致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一万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狭长地带。25日拂晓，敌主力一万多人从上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
当时彭德怀、罗瑞卿、左权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二分区；野政则向太行六分区突围。
为了使总部和北方局迅速摆脱敌人的包围，左权决定自己留下来指挥后勤人员突围。激战到25日下午4时，总部直属机关大部分已经冲出了包围圈，而左权仍然站在一个山坡上指挥疏散。
这时，日军所有的炮口都对准了八路军总部突围的十字岭，日军飞机也在突围人群头上盘旋，天上、地下已经织成了一张火网。
突然，一颗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他不为所动，只是机警地转过头来看了看。当他看到两位在炮弹的爆炸声中慌乱跑着的女同志时，左权没有犹豫。
他马上跑了过去，将两位惊慌的女同志按倒。又一发炮弹爆炸了，那两位女同志得以幸免，但左权却再也没有起来。他头部被炮弹击中，不幸牺牲。
左权牺牲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合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杀出重围
1942年5月10日，刘伯承得到人行第一军分区于5月2日发出的一份报告。报告说：据敌工站2日报：一、敌北支派遣军饭沼守中将拟于5月份“扫荡”大岳区，闻正调集兵力。“扫荡”之敌主要进攻目标为武安、涉县、辽县、武乡、邢台、沙河等地区。二、敌方己将情报员派往我军方向，调查我是否有进攻破坏正大路之目的。余情正详查中。
刘伯承看着一分区的报告，说：“情况的确是很紧急了。敌工站的同志作了贡献。只是有一点，这个情报是5月2日发出来的，已经晚了几天！这说明传递情报很困难。如果敌人提前行动，我们就被动了。不能等了，要很快拟一个准备反‘扫荡’的通知。”果然，5月19日，日军开始了对太北的“扫荡”。
5月21日，刘伯承又接到陈赓、王新亭关于日军“扫荡”行动的急电：
“这次敌‘扫荡’岳南、中条之特点：一、造谣、欺骗、麻痹和威胁我军，以隐蔽其企图。如‘扫荡’中条之敌，则造谣攻浮山。二、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干人）完全夜间运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伪装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三、敌估计我可能转移的地方（特别是重要高地），则预先秘密设伏，如发现我军即重重包围，企图一举歼灭之。大量采用空军猛烈轰炸，扫射，阻我部队运动。”根据地原就像一根绷紧了的弦，在这一消息的触发下，迅速地动作起来。
正是刘伯承对上述两个消息做出了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处理，使129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争取到了反“扫荡”的主动权。
师部刚刚在固新落脚，侦察人员就报告说：师部转移之后仅仅3个小时，即有一股伪装成所谓“新六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到129师师部原来的驻地。
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到哪里去了？
这支“独立支队”，就是专门执行刺手任务的“挺进队”。后来天津出版的《东亚新报》刊载了一篇“大川挺身队”参加太行山5月份“扫荡”的文章。文章写道：
“大川挺身队，5月20日由基地出发，攀登悬崖，走过山沟，到浊漳河岸之王曲附近时，开始遭遇了三个农会会员。他们把挺身队误认为八路军，于是很不费难渡过了漳河，……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在身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六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之时，人家刚刚离出扑了个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王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后来据俘虏说，刘伯承逃往西山去了。队员甚为惋惜的踏着石子跑到偏城与友军会合去了。”23日，129师师部又收到第五军分区的报告说：“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刘伯承和李达决定立即转移。面对狡猾、猖狂的日军，129师也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凡有关军事秘密和129师行动与驻地，一律不准在电话上明述，以防被敌探截取。
日军“扫荡”八路军总部后，又转而“扫荡”129师驻地，目标仍然直指首脑机关——129师师部。根据总部突围的经验，129师决定将直属队分成前后2个梯队，成梯次配备，以免行动时挤在一起。
按照这一设想，刘伯承边看地图边进行布置：“不走大路，走小路，尽量夜行晓宿，行动要秘密。从涉县、黎城敌人的接合部突围，把握比较大。2个梯队都要轻装，把可带可不带的、笨重的东西都坚壁起来，包袱越小越好。”刘伯承部署完毕后，来到后梯队检查准备工作。后梯队都是机关人员，还有许多家属，既有妇女，又有小孩，其中有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邓小平夫人卓琳。刘伯承看着后梯队的“娘子军”，感到她们不仅是战友的亲人，而且是党的财富。他再三嘱咐带领后梯队的蔡树藩、张迁发，一定要保证后梯队的安全。
6月8日，部队开始转移。在山沟中转悠两天后，于10日中午到了地势险要、沟壑纵横的张汉村。
从张汉村再往前走，就进了涉县、黎城、平顺3具交界处。这里是敌人包围圈的结合部，离涉县、黎城公路己不远，如能在当天晚上穿过公路，就会脱离危险区。为缩小目标，便于应付突发事件，刘伯承下令，前后梯队拉开距离。
但事情的发展总是与人们的愿望相反。
从张汉村出发后道路越来越难走。部队行动所走羊肠小道地图上没有标，只能靠看星星辨别方向。一路上，不能点火，也不能开手电筒，行军非常艰难。李达建议原地休息，天亮再走。
刘伯承考虑了一下，说：“我们这么大个摊摊儿，才走了几十里路，电子的特务很多，我们不可能不暴露目标。在这里过夜，可能遭到偷袭。让大家打个盹儿，然后连夜返回张汉。鬼子怎么也不会料到我们还会返回原地吧？”刘伯承的想法令大家叹服不已。出其不意，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往回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队伍在没有任何标记的小道上转来转去，直到11日中午，才又回到张汉。
正当大家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警卫部队从望远镜里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小股敌人正在搜山。刘伯承马上命令部队避开敌人，钻入杨家山。部队刚翻上一道山梁，发现杨家山已被敌人占领。
刘伯承举起望远镜，先观察了几个有烟火的方向，然后又转向没有烟火的西北方向。这一方向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避开敌人的搜索。又是一条羊肠小道。刘伯承看了看地图，对几个有些犹豫的参谋说：“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凡是鹿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他在1799年就曾经率领一支大军，从人迹罕至的地方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救出了被困在瑞士的俄军，创造了一个奇迹。我想，凡是羊能通过的地方，我们也能通过。鬼子自然不知道有这条路。我们就走这条路吧。”刘伯承带着队伍刚登上一个山岗，就见对面山坡上有一支队伍朝着他们走过来。开始，还以为是掉队的警卫部队赶上来了，就向他们靠拢。走到双方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才发现对面来的是日军的部队！走在前面的汉奸还叫喊着：“出来吧，看见你们了！”刘伯承说：“不要慌，这是虚张声势。别理他们，不要开枪，我们悄悄地绕过去。”就这样，129师前梯队在刘伯承带领下，镇定地钻入另一道山沟而没被鬼子发觉。
过后，刘伯承说：“好险啊，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了。
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这个‘抉剔’扫荡啊，可以使敌我杂处，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路敌我相混，可谓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了。”日军对太岳区南部和太行区南、北部的大规模“扫荡”，历时一个多月，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不得不于6月20日由太南地区撤退。
虽然1942年日军还有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但太行、太岳根据地在1942年所遭受的几次“扫荡”中，以敌夏季”扫荡”最为残酷。经过这一次反“扫荡”，形势开始一步步地好起来。
庆祝刘伯承50寿辰
在共产党人中，祝寿本就不易见到，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搞祝寿活动，则就更加不同寻常了。但在1942年底，在太行山中，却为129师师长刘伯承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祝寿活动。无疑，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其意又绝不会仅限于对一个人生辰的纪念。
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的一年，根据地先后粉碎了敌第四次、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取得了反日军春季、夏季、秋季“扫荡”的胜利。
这一年，也正是刘伯承50寿诞。
中共中央既是为了表彰刘伯承的革命功绩，也是为了鼓舞敌后抗日军民的斗志，决定在太行山举行刘伯承50寿诞的庆祝活动。
当组织上为此夫询问刘伯承的生日时，极不愿意宣扬自己的刘伯承没有说出自己的出生日期，害得组织庆祝活动的同志只好猜了一个日期：12月16日。其实这一日期与刘伯承实际出生的日期——12月4日相差了12天。
庆祝活动前，129师《战场报》和太行山《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各派一人，前去采访刘伯承。早早就等候在办公室里的刘伯承对两个采访者说，“你们要采访我些什么呢？”“请首长先谈一下自己的简历，我们想在您的生日公布您的年谱，让大家了解学习。”“算了！算了！”刘伯承像往常碰到这些问题时一样挥着手说：“莫谈这些好不好？你们都晓得，粉碎‘九路围攻’后，有个记者来访我，我先对他说：你只能写战士，不准写我。要不，我不同你谈。即使写出来，我也要把你的稿子撕掉！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简历’。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就回去吧。我还有事哩。害得我等了半天。”原来两个记者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因此刘伯承还对他们说：“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极端重要，有时胜败就在这分秒之间。”两个来访者，本来就因晚到而感到拘谨，经刘伯承这样一说，就更不知说什么好了。两人犹豫了一会，才说：“师长，这个年谱是为了给您庆贺50寿辰写的，这是我们的工作嘛。”“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嘛！去吧！去吧！”刘伯承又一次拒绝。
碰到这样的采访对象，两个采访者一筹莫展，只好去请政委邓小平。
“师长，我看讲还是要讲，这是党的决定，没得简历，咋个祝寿嘛。再说，这也是工作。”邓小平深知刘伯承的性格，来后也不多说，说完这几句转身就走。
政委发了话，刘伯承就不得不考虑了，沉默了片刻，说：“要说这也是工作，那我就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我这人没得啥本事，是被旧社会逼上‘梁山’的。那时候，国际国内，弱肉强食，清王朝腐朽败落，民不聊生，使人不得不立志仗剑拯民于水火，于是富国强兵的念头自然而生。1912年，翥入重庆蜀军办的将校学堂，从此投笔从戎，距今整整30年了。我是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在此以前，我在川军熊克武部打了不少的仗，流了血。
其中，除开讨袁护国、护怯等战争外，大都是打‘烂仗’嘛！”刘伯承回忆了自己30年的战斗经历后说：“我深切地感受到：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听党的话，势必一事无成！”刘伯承最后说：“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政治委员既然说这也是党的工作，那就不必管它是哪一天罗！”于是就有了“刘将军于1892年（光绪18年）12月16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这样一段令刘伯承哭笑不得的文字。
记者的笔使刘伯承自觉被推上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记者写道：
“他几十年都过着革命生活，为民族国家事业，为人民利益战斗不息，不论在革命退潮与高潮时，都表现出艰苦顽强的意志。他常说：‘干坏了还得要干’，所以他为民族国家解放事业英勇战斗，对于党的决定和指示坚决完成，对于军队建设事业，如正规化建设、参谋工作、游击战争、教育训练、人民武装建设，都有伟大建树，为我国有名的军事家。”看过这段文字后，刘伯承深感不安，他挥毫写下了这样几个大字：
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
12月16日这天，清漳河畔锣鼓喧天，彩旗招展。除129师各部队、晋冀豫各军区及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均派代表参加外，总部彭德怀、罗瑞卿、滕代远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等领导人，也来参加了庆祝大会。
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刘伯承将军祝贺50寿辰的新闻，129师《战场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了刘伯承将军的简历。
贺文、贺电如雪片般飞来。身在延安的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刘伯承在诸多战役中“表现了艰苦卓绝，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和军事奇才。……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名将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文后朱德还赋诗一首：
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日寇镇幽燕；
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山河任仔肩。
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则有这样的诗句：太行游击费纠缠，撑住平辽半壁山。
著有诗集的新四军军长陈毅也写道：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祝贺文章中的一篇力作出自刘伯承的搭档邓小平之手，文章充满了对刘伯承的敬佩之情：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但具备了这些品质，而且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
……
“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级、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
……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
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介绍的。”邓小平最后还不客气地指出了他的老搭档身上的缺点：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
难道果真这是他的缺点吗？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健康的关心罢了。在伯承同志50寿辰的时候，我只有祝愿他的健康，祝愿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的胜利。
在祝寿大会上，刘伯承走上讲台，向大家深深致谢之后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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