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以赴的一战” 　　百团大战后，日军重新思考了对会战略，重新估计了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非常不情愿地得出“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的结论。 　　为此，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纲要》中写道：如到1940年11月底与重庆政权未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 　　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彻底谋求重庆政权的屈服。 　　由于1940年7月的《更改军备充实计划》中明确规定今后几年在华兵力定额逐年减少：1940年77万，1941年65万，1942年55万，1943年50万，迫使日军不得不在兵力使用上精打细算。 　　日军在逐年递减兵力的同时，也认为“估计敌方战斗力也己消耗二、三成左右”。即使如此，由于“敌方士气仍很旺盛”，为巩固华北，“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 　　华中的两个师团抽调华北，将成为华北日军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他们清楚，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仅不会再向华北增兵，而且只会从华北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因此，“全力以赴一战”的看法就应运而生。 　　《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写道：参谋本部也逐渐露出一种倾向，认为应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全力以赴进行一战。 　　当时的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回忆道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年内缩减到平均65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保有72万的兵力，必须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1941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有收缩兵力转入持久态势。 　　可以看出，“全力以赴一战”的提法，是在“钻空子”、“打擦边球”。 　　《华北治安战》中写道：这种见解就是只采用武力战，而把持久战的战略转移推迟到1941年夏秋季之后。这并不是“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基本精神，但在纲要的“要领事项”中，把向长期战转移的时间规定为“结合指导全面局势的适当时机……”，因而带有灵活性。 　　这种颇具“灵活性”的提法也逐渐地影响了参谋本部，并反映到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中。方针认为，应“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并认为“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 　　1941年1月16日制订的《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又具体体现了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直到1941年秋为止，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 　　日军的计划与意图总是“自不量力”。 　　抗战之初，日军叫嚣要在三十月内征服中国，一年过去后，只实现了攻至武汉的表面上的占领，反使自己陷入战线长、兵力少、后方空虚的窘境之中。现在又提出有最后一搏味道的“全力以赴一战”，“谋求事变得到定局”，没料想，这“一战”又是两年多的时间。 　　人灾与天灾 　　百团大战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残酷的斗争。其中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有来自对手的，也有来自“友军”的。 　　日军将全华北分为三类地区，即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 　　按日军的定义，治安区指治安确立，仅依靠中国警备力量即可确保安定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分队以下的行动自由，除遭受一些小规模的袭扰外，几乎没有破坏活动。 　　准治安区指军事方面的治安大致安定，其他方面尚不安定，敌我势力交错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小队以下行动不安全，抗日力量对交通线的破坏频繁，并对日军的小警备据点袭击频繁。 　　非治安区指作战讨伐时暂时的消灭了抗日力量，但作战结束后，又成为抗日力量的根据地，平常由抗日力量占据的地区。在这一地区亲日政权不能生存，日军活动必须是大队以上的兵力，有继续组织作战讨伐的必要。 　　为此，日军制订了一个将准治安地区变为治安区、非治安地区变为准治安地区的计划，并根据这三类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区内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奴役统治。对准治安区实行“蚕食”。顾名思义，一点一点地、在不知不觉间，将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对非治安区则实行“扫荡”。1941年以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比以前更疯狂、更残酷。在“扫荡”过程中，日军实行所谓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以图彻底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74次、比前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兵力累计达83.3万人次之多。 　　除此之外，日军在其交通线上，又增修了成千上万的护路堡和封锁沟墙，1942年，日军华北占领军参谋长安达曾经公布过一个数字：“华北堡垒己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已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之外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八路军所处环境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尚不是全部。 　　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始终没有能够全力以赴的与日寇作战，是因为始终没有摆脱虎狼夹击的局面。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在面临日寇残酷进攻的同时，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国民党在背后捅来的刀子。 　　1940年7月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了进一步反共的问题，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并提出“中央提示案”，强令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军队（不得超过10万人），并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之冀察地区。同时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 　　更为恶劣的是，以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为开端，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的50万军队，不仅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而且在“曲线救国”的投降、卖国政策下，有3万余人公开投敌，虽然他们嘴上说是为了保存实力，但实际上丝毫没有放松对八路军的进攻，从而加重了八路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艰巨性。 　　华北抗日根据地在遭受不断出现的“人灾”的严重摧残时，天灾也赶来凑热闹。这段时期，根据地遇上了百年少见的大旱灾，庄稼歉收，有些地区人民吃水也成了问题。旱灾过后又是蝗灾、水灾、雹灾，真应了“祸不单行”这句俗话，有些地区几种灾情反复交错发生。在太行区，灾情遍及太行军区的6个专区中的4个，急待救济的灾民达35万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23％，此外，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难民还有7万多，需要安置。全区军民的吃饭、穿衣成了第一位的问题。 　　这个时期，动员一切力量战胜空前严重的灾荒，成为密训党政军和人民群众关系，推动一切工作的前提。 　　天灾与“人灾”裹挟在一起，使已经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 　　冈村宁次的新招术 　　冈村宁次从多田骏手中接过来的不仅有百团大战带给日军的耻辱与创痛，还有多田骏创造的“治安强化运动”。 　　在多田骏的计划中，1941年一年要发动三次“治安强化运动”。3月30日至4月3日，多田骏利用5天的时间，发动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 　　这次的目标是在占领区内整顿和加强伪组织、伪政权，扩充伪军，建立与扩大乡村自卫团，清查户口，实行保甲制，以破坏中共的地下组织，搜捕中共工作人员，并加强对占领区内人民的经济掠夺。 　　正当多田骏准备实施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时，他接到了调任军事参议员的命令。 　　“壮志未酬”的多田骏的继任者冈村宁次不再将“治安强化运动”仅仅局限于强化占领区的“治安”，而且还要增修公路，挖封锁沟，对非治安区进行分割封锁，以各种汉奸武装对根据地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进攻。 　　7月7日至9月8日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对根据地的危害大。为此，129师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派出59个武装宣传队，携带50万份宣传品，进入敌占区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 　　冈村宁次花样叠出，又于同年11月1日至12月25日，实施了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一面在其占领区内实行配给制，推行计口售粮，计口售物，强征房、地捐等各种苛捐杂税，另外还加紧对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和其他物资的掠夺、控制，利用封锁沟对根据地实行彻底的经济封锁，断绝根据地的物资来源，切断山区和平原根据地之间的物资交流，加紧对根据地内物资的掠夺和破坏，妄图从经济上室息根据地，摧毁抗日军民的抗战意志。 　　从多田骏单纯的在占领区内的治安，到冈村宁次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多位一体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富有经验的八路军将领意识到冈村宁次是一个比多田骏更加老辣的对手。 　　彭德怀曾经分析多田骏的“囚笼”政策说，这是曾帮助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德国人塞克德的堡垒主义加清朝的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战略。彭德怀在湘军中生活了12年，对湘军从曾国藩那里继承下来的“结硬寨，打呆战”军事行动规则是很了解的。曾国藩不仅把深沟高垒用于防守，还用于长期围困太平军的坚城。这一切也被多田骏用来以守为攻，只不过多田骏采用的是现代手段，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百团大战后，冈材宁次吸取了前任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一方面吸取国民党对苏区五次“围剿”和他自己在朝鲜、中国东北三省多年“剿共”的经验，推出了比其前任更加阴险、毒辣的招法。 　　1945年2月，彭德怀在延安学习期间，在一次华北地方、军队负责人的聚会上，谈到华北敌后斗争时，说道： 　　“冈村宁次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六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Ｋ（国民党）特大肆活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而落后的更加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鼓德怀还提到：“冈村宁次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山田（山田一郎为在华日人反战团体‘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员）医生告诉我，他是日本三杰之一，要注意他，这使我得了些益处。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这段讲话，不是出自战后专家对冈村宁次的研究材料，而是出自战时的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之口，其中除“东北的参谋长”应为东北的副参谋长外，其余资料之准确，分析之深刻，确实非同一般。如果冈村宁次知道他的对手对他有如此的认识，大概就不会对他在华北的失败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了。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八路军上上下下开始了对对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