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国通 　　兔死狐悲，百团大战后，日原第1军司令官退出了现役。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也被调任关东军第3军12师团长。看着自己的属下退的退，走的走，多田骏的心情十分沮丧。让多田骏不顺心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1940年11月14日，参谋总长对中国派遣军传达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同时，指示中国派遣军根据本纲要做出具体研究。两个星期后，中国派遣军第一课高级参谋真日穰一郎大佐，向多田骏传达了中国派遣军今后工作的方针。 　　其中有一条让多田骏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那就是在谈及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时，其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最后还特别提到一句，“而以华北力最差”。多田骏很是不服气。 　　唯一让多田骏感到欣慰的是方针中开始对华北有所重视了。该方针明确提出中国派遣军1941年度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巩固华北。为此，中国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 　　真田汇报到这里时，多田骏甚至有些得意了。 　　多田骏认为自己虽败犹荣。此次华北的失败只是从反面进一步验证了他在一年前就已预言了的事情。中国派遣军现在的指示不过刚与他一年前的思想一致。 　　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高级参谋有末精三大佐的一些看法使多田骏如遇知音。有末精三认为，1939年到任的多田方面军司令官是日军中屈指可数的中国通，“熟悉”中国情况，“关心”民生，“深体”民心，充分理解政治战略的要谛，深得中国方面的信赖。这些话说得多田骏轻飘飘的。他心里想，知我者，此人也。“充分理解政治战略的要谛”，正是我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有末精三接下去所说的话更使多田骏频频点头。他认为，很多军界人士口头上都喊剿共第一，但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作战与政务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在“百团大战中之所以受制于共军，其原因即在于此”。 　　特别是他的最后一句话更是说到了多田骏的心坎上。他说，中国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在作战思想尤其是有关政治谋略上的意见分歧，和对共军认识不足等问题，使方面军司令官以及有关人员大伤了脑筋。 　　多田骏并不认为他的思想仅仅是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他认为，刚刚卸任参谋次长的他已经形成了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的习惯。要解决中国事变，没有稳定的华北是不可想象的。但中国派遣军不但不增兵华北，反而从华北抽调兵力，实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当1941年7月多田骏接受大将军衔并调日本军事参议院时、他并没有败将的感觉。 　　日本的军事参议院是军务的咨询机构，有名无权，有点像个敬老院，一般都是在第一线任职的军官，由于年龄的原因，不能再继续任职了，才退到军事参议院任参议官。 　　多田骏可能意识到了是华北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他这次明升暗降，但他觉得作为一名军人，凭着他对战争的认识和驾驭战争的能力，晋升大将应是理所当然。他甚至觉得这个荣誉他应该更早地得到。比他晚些出道的冈村宁次早在同年4月就已经升为大将，而老大哥却晚了几十月，想到这他心里总是不痛快。 　　7月9日，多田骏下达了最后一个命令。 　　华北方面军命令7月9日北平一、各兵团、各部队应遵照晋察冀边区作战计划做好统一作战准备。 　　二、作战开始时，关于兵力的调转及其他前项计划以外的必要事项，另行下达命令。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事务处理者多田骏就在多田骏在北平卸任的同一天，日本东京正在举行新任华北方面军的任命仪式。新任司令官正是让多田骏忌妒的又一个中国通——冈村宁次。 　　提起杉山元、坂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多田骏可能没人知道，但提起冈村宁次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九·一八”事变后，冈村宁次就到了中国。1936年他就已经是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中将师团长了。1938年他出任第11师团师团长，该师团一直是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主力师团。虽然中间在军事参议院闲赋几月，但这并没有消磨他重返前线的信心。 　　冈村宁次比多田骏更为老练，也更为毒辣。他经常到华北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切实掌握第一手材料。冈村宁次吸取了多田骏的经验，他把多田骏的“囚笼”政策加以改进，一方面继续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同时又吸收国民党的统治经验在其控制区内实行保甲制度。 　　冈村宁次上任后，在9月初开始的第二期肃正作战中就开始推行他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将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剿共肃正的目的，要把这次军事进攻与7月初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够收到军事打击的效果。 　　他反对单纯军事进攻。只有军事，而无政治、经济手段，军事行动是徒劳的，有时政治、经济手段所起的作用甚至要超过军事进攻所起的作用。为此，他在1941年秋季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实行了以经济战力主体的治安强化运动。 　　冈村宁次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华北根据地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据1941年10月统计，当时根据地的人口，只剩下1300万，达到了最低点。很多根据地就只剩下1、2个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走了一个中国通，又来一个中国通。 　　新来的更加凶狠。 　　挫而愈坚 　　彭德怀在10月29日上报中央军委的《配合蒋冬季攻势》电报中描述了日军“扫荡”的情形：敌此次进攻较前更残酷，主要是见人即杀，见屋即烧，所有粮食一概烧尽，我各后方机关及兵工厂损失相当严重。 　　日军对晋中几个县“扫荡”后，据不完全统计，被害群众在1000人以上，房屋被焚烧的约有1万个村子。 　　对于百团大战后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局面，彭德怀是有思想准备的。 　　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分析百团大战的胜利影响华北情况的两个可能性时，认为其中一种可能就是使华北战局更加严重。其表现为： 　　1.可能调动敌人增援，从华南、华中及日本国内调三个至五个师团到华北来。这虽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大后方的压力，减少投降的危机。今天的小的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2.敌加强铁路线的严密封锁，由一般的分区“扫荡”，进行分区“清剿”。 　　3.敌人加强对……根据地的残酷摧毁与屠杀。 　　彭德怀在8月底和记者的谈话中也预测到更严酷的形势到来的可能。 　　“但是敌寇决不会就这样死亡下去的，敌寇在我们的严重打击之下，必将更疯狂地组织新的进攻，新的‘扫荡’，向我进行更残酷、更毒辣的报复。”“因此在百团大战胜利之后，华北抗战必将进入更尖锐、更激烈、更紧张的环境中”。 　　10月初，日军首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所在地进行“扫荡”。11月中旬又将矛头对准了太岳区。日军对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所在地北岳区的“扫荡”，比太行区要晚一些，到11月上旬才开始。 　　日军在“扫荡”中采取了很多新招术，像“捕捉奔袭”、“辗转快剔”、“铁壁合围”、“梳蓖战术”等等，大有不置八路军于死地而不罢休的架式。 　　日军更狠毒的一招是要彻底毁灭八路军的生存之地。多田骏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一个参加过这次“扫荡”、以后被俘的日本士兵，曾经供述这次“扫荡”中敌人的作战目的：“当这个作战开始前，第222联队第一大队长桥木正少佐，于山西襄垣县夏店镇的车站前，集合全体士兵，传达了方面军的命令： 　　‘这次作战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于是，在大队中，新编了二个放火队，一个撒毒小队，……这样足足杀死有3000群众，沿途的房子也都被烧光。……”冈村宁次上任后，在多田骏肃正作战的基础上对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他把华北分为三类地区，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对治安区，他加强政治、经济奴役；对准治安区，则加强统治，严防八路军在其中活动；对非治安区，则以军事打击为主，彻底破坏根据地，使八路军失去生存条件。 　　在中国的土地上，日军的残暴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仇恨。 　　对付日本鬼子，八路军有的是办法。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兵学就很发达。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兵学中就有“避其精锐，击其情归”、“示形于敌”、“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极其丰富的战术原则。八路军以主力跳出包围圈，以小股部队在民兵、游击队和群众的掩护、配合下，牵着敌人在根据地内转圈，以疲惫来犯之敌。主力则乘有利时机，主动出击。 　　继太行区关家垴一战，歼灭日军两个大队后，北岳区从12月8日起，集中主力，积极出击，分别对阜平、东庄、党城和灵山之敌发起攻击和围困，将这几个地点敌人重新修建的碉堡予以摧毁，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迫使日军全部从阜平城和东庄据点撤退。至12月初，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为配台北岳区的反“扫荡”，冀中区开展了破击德石路的作战行动，再次给敌以重创。 　　八路军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还要防着国民党的小动作。 　　在百团大战连续取得胜利的日子里，随着一封封贺电到来的同时，却传来了彭德怀家中亲人被害的消息。国民党一面向彭德怀发贺电，一面派遣特务，在1940年10月4日半夜闯入彭家围子，将彭德怀三弟彭荣华当场杀害，弟媳龙国英打伤。抓走其二弟彭金华，并于同月11日将其害死于狱中。一个多月后，彭德怀才获悉噩耗。 　　国民党还乘八路军处境艰难之际，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和武器弹药供应。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突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11月1日清晨，彭德怀和左权并辔，沿着清漳河耀眼的白石河滩徐徐而行。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总结，他们心中对今后的斗争方针，已是成竹在胸。 　　转过河湾，彭、左一行策马进入村庄——北方局所在地下南会村。 　　这是八路军敌后抗战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彭德怀、杨尚昆外，还有北方局委员邓小平、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129师刘伯承、蔡树藩，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 　　针对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彭德怀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他说：“今天组织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针对日寇的阴谋，彭德怀提出了三个基本任务。他在讲第三个基本任务时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切割，运动战的机会已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地区成为不可能。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基本的战争形式，要求大家把武装建设的重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彭德怀还设想，根据地边沿区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可以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夫开展游击活动，在新伪化的地区，组织起秘密的抗日武装。 　　从这第三点任务中可以看出，这篇报告，实际上标志着八路军在敌后作战任务和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形的、看得见的战线将被无形的、看不见的战线所替代，从此之后，将有成百万的秘密武装活跃在日军周围，与日军的“蚕食”、“强化治安”进行一场没有战线的斗争。 　　此后，华北敌后抗战开始了更加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