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 　　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是个中国通。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多田骏出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1935年多田骏又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之后不久改任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年任参谋本部次长。 　　日军为了适应将来对苏、对华作战的需要，统一在华的政策和战略指导，统一指挥在华的军队，支持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于1939年9月成立了在华的陆军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由于华北派遣军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作战，而是以维持治安为主，让熟悉中国民情、曾经担任过华北驻屯军司令的多田骏出任司令官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多田骏虽然是个中国通，但这次来华北上任，还是有压力的。他的前任杉山元在华北干得是非常卖力的。 　　当1935年多田骏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时，杉山元是参谋次长；而多田骏就任参谋次长时，杉山元从参谋次长、陆相的位子上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当杉山元调回参谋本部时，多田骏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 　　针对八路军的势力在华北逐渐强大，对华北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杉山元在1939年实施了三期“肃正”计划。日军实行的“肃正”不仅包括军事上的行动，而且包含对政治、经济，甚至还有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攻。“肃正”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大本营对杉山元有了新的认识。 　　多田骏和杉山元在政治见解上向来不一样。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上，前者主张不宜过多的使用武力，而后者则正好相反。但不应忘记，两人虽观点相反，但只是在征服中国的方式上的区别，在征服中国的问题上，两人不仅想法一致，多田骏还在不断思考着怎样才能比前任干得更好。 　　多田骏确实比前任干得更出色。 　　多田骏认为，肃正的重点应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日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八路军侵入。多田骏不仅是中国通，而且还是以华制华的专家。 　　多田骏不仅管人，还要管路，而且要以路制人。 　　多田骏上任后，大力整顿交通，建立联系紧密的交通网，使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为纽带，欲将整个华北结成一张坚韧的网。 　　多田骏修路的方法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他采用了四种修筑道路的方法。 　　一种是环状汽车公路。以城墙为中心，围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大量的村庄都纳入环状公路内，甚至将八路军的根据地也包括了进去。汽车一天到晚不停地巡逻，使八路军不能接近，从而使八路军的根据地逐渐萎缩。 　　一种是平行汽车公路。在两地问，据点与据点间，一城与一城间，修筑几条平行的公路。出动时，可以随意地选择一条，这种方法主要是对付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的八路军的伏击战术。 　　再有一种是放射线公路，即从中心向外修筑多条公路。 　　最后一种是路旁挖沟法，将路基修高，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它既像炮楼，又像城墙。 　　多田骏的苦恼是华北的重要性没有完全被中国派遣军认识。多田骏已经意识到华北的斗争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的。敌我态势的转化，彼此力量的消长，都是无形的。华北的广大地区正在逐渐被共产党赤化，只有处于赤化中心的他才能感受到这种压力，而中国派遣军却根本看不到这种变化。 　　就在多田骏要求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以彻底改变华北形势的时候，中国派遣军不仅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反而要求华北方面军派出部分兵力支援华中作战，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进行车制作战。宜昌会战开始后，多田骏只有借助交通网的威力来对付八路军了。 　　多田骏正在织网，他要将八路军和根据地都用他的网给罩起来，慢慢勒死。 　　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大战迫在眉睫 　　“空前困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对时局的一个基本判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没有狼而喊狼来了。 　　远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山高路远而视听闭塞。他们这群在山沟里转悠的泥腿子对信息却有异常的敏感和渴望。毛泽东的两个小故事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这种被迫的转移使红军完全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毛泽东力搞到消息，派了一部兵力去茶陵抢报纸。 　　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中提到过这件事：“为到茶陵取报纸，牺牲了大将员一民。”为了取报纸而牺牲一员大将，可见信息对于红军是和生命等价的。 　　第二件事是红军长征途中，虽不能说是言人骑瞎马，但确实是没有明确的目的，到了哈达铺时，仍然是老传统，先到邮局去找报纸。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领导农民武装搞得轰轰烈烈。毛泽东看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说：好哇，我们就去陕北。前进的方向就这样确定了。 　　延安的共产党人一直在关注着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局势。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明了从《时局宣言》中就可以看出。 　　他们认为，抗战空前困难的时期到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进攻，与德意法西斯相呼应，企图达到他们重新瓜分世界的目的。 　　英美法则一贯执行其反苏反共及向德意日让步的自杀政策。 　　日本正在进行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空中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 　　虽然处于山沟中的中共并不确切地知道日蒋正在进行的“桐工作”，但仍然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大了的压力与增加了的困难面前，必然更加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 　　1940年夏季，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普遍认为日本有可能在8、9月间经西安进攻重庆，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投降和动摇。事后看，这是日军为逼迫蒋介石投降而故意散布的假消息。 　　国际的、国内的，真的、假的消息（当然是以真的为主），促使中共最高决策层作出了采取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决定。 　　7月中旬，天气炎热，酷暑逼人，八路军总部得到的消息也令人不安： 　　5月中旬，日军开始了为期三十月的对大后方的轰炸。 　　6月12日日军攻占了宜昌。 　　同日，意大利宣布参加对英法作战。 　　宜昌会战后，日蒋正加紧和谈，投降派正加紧活动。 　　进入读秒阶段 　　7月22日，随着“嘀嘀哒”、“嘀嘀哒”的电报声，刘、邓收到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一封电报。 　　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 　　一、情况与任务： 　　1.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2.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截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络，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 　　又迭据各方情报，敌寇有于八月间进犯西安企图。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 　　二、战役组织： 　　1.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2.基本破坏区，为井陉、寿阳等（段），但对其他各重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 　　3.战役兵力组成，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廿二个团。计聂区（冀中在内）应派出十个团，129师派出八个团，120师派出四至六个团，总部炮兵大部，工兵一部，对其他各铁道线配合作战之兵力，由各区自行规定之。各出动部队之后方勤务由各区自己布置之。 　　4.定八一三以前（约八月十号左右）为开始战斗期限。 　　三、战役部署另告。 　　四、战役准备： 　　在八月十号前完成下列准备： 　　1.侦察平定以东至石家庄段，由聂区负责；平定（平定城含）至榆次，太谷段由129师负责：榆次、太谷段以西（榆次含）至忻口线由120师负责。侦察着眼点另告，但钳制方面的侦察石家庄至卢沟桥由聂区负责，石家庄至安阳、太谷至汾河（洪洞）、白晋路由刘邓负责。 　　2.粮食准备：各出动部队从出动之日起应准备一个月之粮食。 　　3.破路爆破器材之准备。 　　4.出动部队之调动与休整。 　　5.对敌伪军及敌占区民众与会道门等工作之准备（多制就各种传单、标语）。 　　6.地方工作原来之准备：调集大批地方工作干部，加强对敌占区各种政策及工作方法、方式等之训练。 　　五、战役政治保证计划另告。在战斗未发起前严格保守秘密，准备未完毕以前， 　　战役意图只准告知旅级首长为止。 　　朱、彭、左 　　七月二十二日晨 　　“此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战役预备命令》明确规定了此次作战的主要任务。 　　任务抓住了要害。 　　当时华北有7条铁路干线——正太线、同蒲线、平汉线、津浦线、平绥线、北宁线和胶济线。在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中，正太线处于中心位置。它是连接晋冀两省的战略交通要道，又是隔断晋察冀根据地与晋冀豫根据地的屏障。对于这条铁路，日军非常重视，一向以重兵守备。在二百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日军部署了3个独立混成旅团。正太线是我必攻、敌必守的重要交通线，是日军的交通动脉。 　　八路军准备在敌人的动脉上开刀。 　　7月22日以后，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7月22日总部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 　　7月23日下达了《进行正太战役中之侦察重点与注意事项》。 　　8月5日，《正太战线政治工作指示》。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正式的《战役行动命令》。 　　同一天，下发关于百团大战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 　　8月18日，《为达成正太战役目的应连续破路》。 　　这段时间，晋察冀军区下达作战命令5个。129师的各种指示、通报8个。当然这些远远不是全部。 　　大战就要开始。 　　129师的战士们从每天增加的5分钱菜金中已经预感到又要打大仗了。 　　今天的人们吃着几十、几百，甚至上干、上万一餐的美味佳肴时，已经很难理解5分钱菜金意味着什么。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将士虽然被蒋介石收归麾下，但军饷和武器却得不到这位“蒋委员长”的补充。“光叫马儿跑，不给马儿草”。八路军只好自己解决，甚至在敌后搞起了自救运动。由于鬼子反复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连土豪都快揭不开锅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已经不能再实行了，为了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能够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 　　在这种紧张困难的条件下，将士们一天只有几毛钱的菜金。有时连几毛钱也吃不上。增加菜金更是轻易不会出现的事。 　　“增加五分钱菜金”一定是要打仗了，而且是大仗。 　　敏感的战士们在猜测着。 　　作战任务对战士是保密的，命令只传达到了旅一级。《作战预备命令》中明确要求“一切的准备均不可妨害丝毫的秘密”，还有“本电阅后烧”。 　　对这次作战任务的艰巨性，刘伯承和邓小平是清楚的。 　　总部要求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一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线。破坏重点，阳泉至张家镇段。 　　在7月22日的《战役预备命令》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战役任务，直到8月8日正式的《战役行动命令》中才明确了三个区的任务及作战地域区分。 　　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一南一北就像一把已经张开的剪刀要剪碎正太路。 　　对完成这次破袭任务，刘伯承和邓小平也是有信心的。 　　129师在进行百团大战前，作战力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29师在5、6月间全军进行了整编，军区和军分区进行了调整。成立了太行、太岳军区。 　　129师兼太行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第386旅兼太岳军区，下辖3个军区。 　　除原385旅、386旅外，又新编了6个旅：新1、新7、新8、新9、新10、新11旅。 　　总部电报中要求“要以主力8个团的兵力”实施破路，129师的命令中对各团的命令也相应地充满了“以主力”、“两个得力团”等要求。毫无疑问，129师的主力都要拿出来了。于是，就指定了“六旅、五旅、十旅、决一纵各两个团共八个团进行本战役”。六旅指386旅，五旅指385旅，十旅指新十旅，决一纵指决死一纵队，这四个旅是129师战斗力最强的四个旅，一切都顺理成章。 　　为了确有把握，129师在总部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2个团，共10个团用于正太线。还准备抽出相当于28个团的武装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诸线，进行广泛的破袭战，以策应正太路的作战。这10个团分成三个突击纵队，由“陈、陈、谢统一指挥”。第一个“陈”指陈赓，386旅旅长。 　　第二十“陈”指陈锡联，385旅旅长。 　　最后的“谢”指谢宫治，385旅政委。 　　右纵队以第28团、第30团并配属炮兵、工兵各一部组成，由第10旅旅长范子侠、政委赖际发指挥，主要任务是破击阳泉至寿阳（不含）段；左纵队以第16团，及决死第一纵队第25团、第38团和榆大两个独立营并配属炮兵、工兵各一部组成，由第386旅参谋长周希汉指挥，任务是破击寿阳、榆次（均含）段；以第385旅主力及第386旅第772团组成中央纵队，由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直接指挥，位于平定以西之韦池村、天他池地带，在敌从阳泉、平和段侧击我军时，予以消灭之，以保障破击的成功。 　　时间在读秒声中向8月20日20时逼进。